師同鼎是1981年底從位于周原腹地的扶風黃堆鄉(xiāng)下務子村西的一個青銅器窖藏中出土的，通高34.5厘米，口徑34厘米，腹深20厘米，腹圍102厘米，重105千克。鼎為立耳，平口，深腹，圜底，蹄足?？谘叵嘛椧恢苤丨h(huán)紋和凸弦紋，耳外側兩道凹弦紋。腹下三足有明顯的分模線，當中鑄陽紋雙三角形。

　　師同鼎這種圜底球腹蹄足風格為西周晚期最常見的型式。因此學界對此類鼎出現(xiàn)的年代認識意見基本一致。但是，寶雞的一些學者則認為，師同鼎的時代應在西周中期偏晚，李學勤先生認為最早只能在夷王之時。盡管如此，這仍然不是師同鼎的要害所在。

　　這件鼎腹內壁有銘文7行54字。師同為器主名，官職師氏。銘文大意是：師同從某大臣征伐鬼方，斬殺并俘獲了一批敵人，得到車馬五輛、大車二十輛、羊一百只等戰(zhàn)利品，又將繳獲敵人的銅豆、鼎、鋪等用以鑄成祭祀用的銅鼎，子子孫孫永寶用。由于對首句的銘文解讀的不同，便成了這件鼎的最大爭議，并且給以后埋下了許許多多的故事伏筆和懸念。寶雞的一些學者提出句首缺乏主語，起名突然，因此認為可能師同鼎是一套列鼎中的一件，有主語內容的鼎當在其他鼎中，這些鼎還尚未發(fā)現(xiàn)。李學勤先生也認為，鼎銘缺乏年月，和文例不合，估計可能有一半在同形的另一器上，甚至可能還有兩器。但是，另一部分學者卻不完全認同這一點。王輝先生則認為，銘文不起年月，并非突然，列鼎有其嚴格的定義，目前周墓中出土的鼎不管是否為列鼎，銘文皆相同，還未出現(xiàn)列鼎銘文內容前后銜接的情況;即使為列鼎，若在另一鼎上還有銘文與其銜接，因師同鼎銘文基本已完整，雖有缺少，只剩較少的字數(shù)，此非情理之事。李零先生也認為，銘文分鑄雖有，但彝銘分鑄銜接的情況極為罕見，加上戰(zhàn)爭規(guī)模不大，故下文不言冊賞，從此考慮，師同鼎銘文是完整的，還有列鼎上有銘文銜接的情況不大可能。

　　另外，以往人們多認為北方草原文化風格的青銅器多為戰(zhàn)國時期。師同鼎銘文中記述師同在一次戰(zhàn)事中俘獲戰(zhàn)利品青銅器120件，有金胄、戎鼎、鋪、劍，這些都是北方少數(shù)民族使用的常見青銅器，足以說明當時戎人生活中青銅器已相當普遍，這就證明戎人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原始，他們有較先進的文化。同時說明戎人是以戰(zhàn)車和輜重車配合作戰(zhàn)的。因此，這篇銘文對研究西周中晚期的歷史、西周王朝同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等提供了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