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根據(jù)制作者的不同，明代金銀器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內府所作，產(chǎn)品有相對明確的制作標準，多表現(xiàn)禮制的莊嚴、等級的差異；一類是民間產(chǎn)品，它們可以定制，樣式較靈活，多體現(xiàn)俗世日常的好尚、潮流的更替；另一類制作于藩王府，數(shù)量較少，同時受到內府的限制與民間的影響。三類之中，內府作品水平最高、影響最大，也最能體現(xiàn)明代的主流審美。

　　

　　當前，內府所制金銀器主要得自墓葬，墓主身份多為皇室或貴戚，有帝后、內嬪、藩王、外戚等，其材質上乘，制作精良，頗具代表性。它們由哪些機構生產(chǎn)？其人員如何配置？制作與使用的時間有何關聯(lián)？面貌如何？下面的討論便以這些問題為中心。

　　

　　二　制作機構與人員配置

　　

　　明代最重要的金銀器制作機構是銀作局?！睹魈鎸嶄洝份d：“洪武三十年（1397）秋七月庚戌……置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薄睹魇贰芬喾Q銀作局設立于洪武三十年，但在《大明會典》所記的洪武二十六年頒布的冠服制度中，親王、親王妃所用“金冊一副、銀事件一副、金鳳一對、金簪一對”等，已由“銀作局辦”。因此，銀作局的設置時間似乎尚可再議。

　　

　　檢視出土實物，可發(fā)現(xiàn)永宣帶銘文的作品中，不時有“隨駕銀作局（”見［附表一］之4、5、16、17、18）字樣，這個機構是何時出現(xiàn)？后來為何又消失？它與銀作局又有何關聯(lián)？

　　

　　根據(jù)《明太宗實錄》“永樂六年十二月甲申”條：“命禮部鑄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wèi)印，凡十四顆，印文并加‘行在’二字。內府尚膳等監(jiān)、惜薪等司、兵仗等局，凡印十六顆，印文并加‘隨駕’二字。”銀作局屬于內府監(jiān)局，當加“隨駕”二字，改為“隨駕銀作局”。但鑒于當時還未遷都北京，隨駕銀作局也可能是從南京原有的銀作局分出，隨成祖巡狩北京。實物中有永樂十四年八月、永樂十八年四月隨駕銀作局所熔金銀錠（見［附表一］之4、5）可與之互證。永樂十九年正月伊始，正北京為京師，去六部“行在”二字，設在北京的“隨駕銀作局”應當也省去“隨駕”字樣，實物可見永樂二十二年與洪熙元年銀作局制器（見［附表一］之6至15）。仁宗登基后決意還都南京，洪熙元年三月“命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然而其享國不到一年，未及還都。宣宗繼位，雖未還都，但保留了北京的“行在”之稱，各監(jiān)局也常冠以“隨駕”二字。當前所見宣德內府金銀器的制作機構有“隨駕銀作局（”見［附表一］之18、19）與“隨駕御用監(jiān)（”見［附表一］之16）。正統(tǒng)六年十一月，英宗確定北京為京師。至此，不再稱北京行在，“隨駕銀作局”也不復再現(xiàn)。由此可知，隨駕銀作局（以及其他隨駕監(jiān)局）的出現(xiàn)與消逝可能與明初曲折的定都過程有關。

　　

　　除銀作局外，內官監(jiān)和御用監(jiān)也是內府金銀器較為重要的制作機構。

　　

　　內官監(jiān)設立于洪武十七年，早于銀作局，洪武二十八年規(guī)定內官監(jiān)“掌成造婚禮奩冠、舄、傘、扇、衾褥、帳幔、儀仗及內官、內使貼黃諸造作，并宮內器用、首飾、食米、上庫架閣文書、鹽倉、冰窨”?！蹲弥兄尽芬灿涗浟藘裙俦O(jiān)所掌“十作”中有“婚禮作”，可知內官監(jiān)參與制作婚禮器用與首飾。鐫刻“內官監(jiān)造”銘文的實物也可與此相證（見［附表一］之2、3）。以〔圖一〕螺旋頭錐腳金簪為例（見［附表一］之3、6、39），三者造型紋飾并無二致，但〔圖一：1〕金簪出自內官監(jiān)，而〔圖一：2、3〕金簪出自銀作局。已刊布的帶銘文的出土物大部分產(chǎn)自銀作局（見［附表一］），這或許與銀作局成立后可專司金銀器飾打造，分擔了內官監(jiān)的職能有關。

　　

　　朱元璋早在吳元年九月便設立了御用監(jiān)，但洪武一朝，其名稱幾度變更。至宣德元年（1426），改“御用司”為“隨駕御用監(jiān)”，三年于“西上北門之外造御用監(jiān)作坊”。而其職能，據(jù)《明史》，“凡御前所用圍屏、床榻諸木器，及紫檀、象牙、烏木、螺甸諸玩器，皆造辦之”。雖未明言造辦金銀器，但實物有證。且依《明實錄》記載，正統(tǒng)、成化年間有銀匠供役御用監(jiān)，甚至官至錦衣衛(wèi)帶俸指揮儉事等職。出土物也表明，至晚到萬歷朝，御用監(jiān)依然為皇帝、太后制作金銀器，只是數(shù)量不多，其中最知名的當屬萬歷帝的金藥罐（見［附表一］之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