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雍和宮 由王府到寺廟見證清王朝政治文化統(tǒng)一
2018-05-07 10:11:57 來源：古建中國 已瀏覽次
作為中國漫長古代王朝史的尾聲，清代的角色十分特殊。雖然這并不是第一個由北方民族進入華夏核心區(qū)建立的統(tǒng)一王朝，但清代卻在歷史上第一次對東亞大陸不同的文化板塊（漢、滿、蒙、藏、回）實行了有效控制與統(tǒng)合。這成為今日中國所繼承的最重要政治遺產，也形成了今日中國國家認同的基礎。而實現這一宏大治理成果的訣竅，正隱藏在雍和宮。
雍和宮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東北部，其后身緊靠著北城墻東段。北京城墻在二十世紀中葉被拆除并改建成二環(huán)路后，雍和宮成為整個二環(huán)路沿線最顯著的古典地標。行駛在在北二環(huán)高架橋上，緊鄰環(huán)路高高矗立的萬福閣仍然是京城勝景。
雍和宮的前身是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為皇四子胤禛修建的貝勒府，而后因胤禛于1709年晉封為和碩雍親王而成為雍親王府，繼而隨著胤禛于1722年登基為雍正皇帝而改為行宮“雍和宮”。而雍正的兒子、后來的乾隆皇帝弘歷亦于先前的1711年出生于雍親王府，此府由此成為中國古代最后一個盛世其中兩位最有作為皇帝的潛邸，冠絕諸王府。
在中國，非凡人物居住過的府邸通常不會在其身后延續(xù)其居住功能，中古時期便有“舍宅為寺”的傳統(tǒng)，有清一代更有雍正十三弟怡賢親王的王府在其故后改為賢良寺之前例。故雍親王府在雍正逝世后被改建為藏傳佛教寺院，是北京絕無僅有的以“宮”命名的佛寺。
雍和宮與一般佛寺不同，在入口空間便能有突出感受。整個建筑序列的起點是南影壁和東、西、北三座牌坊圍合成的橫長庭院，這是與清西陵大紅門一樣的清代最高級別建筑組群入口。而穿過正牌坊后，是一條長長的輦道才能到達雍和宮正門——昭泰門，輦道長度幾乎與昭泰門到最后一進院的整個軸線等長，這在中國平地佛寺布局中極為罕見。
輦道的出現其實是為了在其兩側設置“阿嘉倉”，即活佛居所。清代時輦道兩側設有至少七位呼圖克圖（藏傳佛教高級轉世喇嘛）的佛倉，他們既是宗教領袖，又是受朝廷委任的佛教管理者。
前面說的入口空間是在1744年改建中所擴建;而進入昭泰門后的雍和門，才是原先雍親王府的大門。雍和門與后方的雍和宮正殿是中軸線上第一個大體量的建筑高潮，這兩個殿堂與左右配殿圍合成一個封閉庭院，這是原先王府前朝后寢格局的“前朝”部分，是禮儀性最強的空間。此庭院正中置有一座四角攢尖頂碑亭，顯著的位置說明了其內御碑之重要。這座碑就是清代著名的石刻文獻《喇嘛說》，為乾隆帝親自撰寫并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銘刻。
《喇嘛說》是乾隆帝對當朝佛教政策的全面概述，從“興黃教所以安眾蒙古”的根本宗旨到元代過度崇奉“有妨政事之弊”的歷史反思，再到“金瓶掣簽”制度的建立，可以說直到今天藏傳佛教大活佛轉世確認辦法的合法性都直接源于此碑。
由于雍和宮先后經歷了貝勒府、雍親王府、雍正行宮和藏傳佛寺四個功能時段，建筑組群經歷過多重變化。而其作為胤禛府邸時期最主要的形態(tài)遺留便是這兩座大殿，在乾隆朝之前分別為王府的正殿“銀安殿”和后殿（實為殿型門，為通向后寢的內門）。雍和宮整個建筑群便得名于這座先前的銀安殿，它在雍正三年王府升格為行宮時便更名為“雍和宮”。
正殿中供奉的是漢地常見大雄寶殿中的佛像配置：三世佛、觀音、彌勒及十八羅漢;而對應于通常“伽藍七堂”寺院格局之后殿的永佑殿，則選擇無量壽佛作為主供，這是清代皇家祝壽祈福的常用供奉題材。
永佑殿之后的區(qū)域，是乾隆朝將行宮改建為佛寺過程中對建筑形象和功能最重大的改變。法輪殿原先是雍正帝的寢殿，他駕崩后還專門在移靈到此停靈以示“壽終正寢”;但法輪殿今天完全不是一個傳統(tǒng)王府寢殿的樣子：橫長的漢式主屋頂上升起一大兩小三個閣樓，這并非漢地傳統(tǒng)。實際上，法輪殿屋頂的北坡上還有兩個小閣樓，與南坡的兩個一起環(huán)繞中央的大閣樓，形成一種中心對稱的圖式，是為附會須彌山的五峰。
佛教認為須彌山是宇宙的中心，環(huán)繞須彌山的中心對稱圖式便是“曼荼羅”，也叫壇城，因此法輪殿從形態(tài)上代表了整個建筑組群的中心。
法輪殿最精彩的看點是它的室內采光。外觀上象征須彌五峰的五個閣樓上都設有窗，到了室內它們正好巧妙地成為了五個天窗。幽暗的室內空間中，從天頂射入的光線打在主尊宗喀巴大師像的頭和肩部，給予這尊佛像以極其光明與神圣的光影效果。
萬福閣是雍和宮最高的建筑，也是人們在外面街道上對雍和宮最深刻的印象。它是雍和宮中軸線上最后修建的一座。此處原來是雍親王府寢殿（法輪殿）的后罩樓，一直保持到1748年（乾隆是三年），當年七世達賴喇嘛向乾隆帝進獻了一根罕見的巨型白檀木，乾隆帝命令將其雕造為一尊彌勒佛，并在雍和宮造高閣供奉，這就是今天萬福閣中的巨型木雕彌勒，它與承德普寧寺大乘閣中的千手千眼觀音像是清代巨型木雕的雙璧。因此萬福閣就像河北正定隆興寺的大悲閣一樣，是因像而造閣。
萬福閣的建筑不但有三重飛檐之間層高和體積富于變化而造就的優(yōu)美外觀，更是中國古代多層木構樓閣技術在最后發(fā)展階段的一個杰出作品。它與兩旁配樓——永康閣和延綏閣——之間的空中連接橋，是中國歷代建筑中僅存的一例實際尺度的飛閣復道，遙遠地回應著七百年前山西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中的遼代天宮樓閣模型。
整個雍和宮最后建成的建筑，是法輪殿東西兩側的班禪樓和戒臺樓。它們的修建緣于乾隆朝后期清廷最重要的接待任務：六世班禪來訪。六世班禪在1780年對朝廷的訪問催生了北京和承德兩地最后的一次大規(guī)模佛教建筑營造。雍和宮的兩處添建雖規(guī)模則不及承德須彌福壽之廟和北京宗鏡大昭之廟，但戒臺的存在使其意義遠在另兩處寺廟的接待、居住功能之上。
乾隆帝早前已經接受章嘉活佛的灌頂，而此次專門修建戒臺并讓班禪在此為自己授戒，不但進一步確證了他本心對藏傳佛教的信仰，更通過做出以班禪為上師的姿態(tài)來懷柔拉攏西藏。由于授戒的顯著意義，班禪樓和戒臺樓成為六世班禪在北京訪問全過程中規(guī)格最高、禮儀最隆重的活動;而由此建立的雍和宮與班禪的特殊關聯亦給二百多年后的當代提供了一份重要政治遺產。
而戒壇樓中完好保存至今的這座戒壇，也是中國自七世紀道宣從天竺引進戒壇以來，中國對這一特殊的建筑類型——戒壇之長達十一個世紀的本土化設計實踐的最后產物。它和雍和宮中許多其他建筑一起記錄著一個帝國的抱負。
作為北京規(guī)模最大的佛教寺院，雍和宮通常被北京人視作本地最為靈驗的寺廟，終年祈福納翔人潮涌動，香火蔚為壯觀。每年農歷初一搶燒頭炷香更須排隊達四十個小時，一日之內吸引七八萬人。在當代中國東部都市傳統(tǒng)信仰漸弱的語境下，雍和宮前身作為皇帝潛邸的地位并不足以維持如此洶涌的信仰，而更在于其宗教角色。
內陸亞洲的滿洲、蒙古和西藏在清代第一次同時被有效整合在漢地皇權之下，最重要的粘合劑即是藏傳佛教。滿洲皇室對內亞各板塊的政治主權來自軍事和宗教主權，而塑造宗教主權的首要舉措便是將藏傳佛教信仰與管理中心從拉薩轉移至北京，這是乾隆帝改建雍和宮之首要目的。因此，雍和宮在1744年改建后不僅成為全國等級最高的一座寺廟，也身兼規(guī)格最高的佛教教育機構、活佛駐地和佛像生產地。
因此，雍和宮的建筑和宗教供奉在有清一代成為一種帝國武器，有效地實現了清廷對疆域的宗教整合。今天它依然作為十一世班禪在京的首要佛事活動場所，在藏區(qū)治理上意義重大。
責任編輯：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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