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去年訪問布基納法索時，曾作出過一個高調的承諾，他答應把當年法國從非洲掠奪的藝術品和文物歸還給非洲國家。這位長袖善舞的新生代明星級政治家顯然是把這一承諾當作重建法國與昔日殖民地國家之間關系的政治努力的一部分，他當時說，“歐洲殖民活動的罪惡是不容置疑的……（但）這段歷史需要翻篇?！?/p>

　　如同他之前在歐洲和國際問題上的許多言論一樣，馬克龍的這番表態(tài)引發(fā)了巨大的社會共鳴——不用說，在非洲和廣大的第三世界，他以此贏得了人們的好感;而在歐洲和西方精英階層，這無疑是一種“政治正確”，主流社會很難表示反對。

　　當然，這并非什么石破天驚的新主意，以前早就有西方政客談及過，盡管大多語焉不詳。因此，人們或許以為馬克龍那些話也像以往那些政客那樣，就是隨口一說而已，很快就會再一次不了了之。

　　出人意料的是，僅僅數(shù)月后，馬克龍跟進了他的諾言。他任命一位塞內加爾經(jīng)濟學家（費爾瓦恩·薩爾，F(xiàn)elwine　Sarr）和一位法國藝術史學家（本尼迪克特·薩瓦，Bénédicte　Savoy）為獨立專家，讓他們負責起草一份關于如何執(zhí)行歸還非洲文物的建議報告。

　　這令其他歐洲國家政府和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館負責人陷入了巨大的焦慮。

　　當馬克龍宣稱非洲的文化遺產“不能成為歐洲博物館的囚徒”時，他無疑站上了一個道德制高點，也給其他與此相關的人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壓力——如果法國真的這樣做了，其他國家或許不得不跟隨其后。

　　但歸還劫掠文物，真的像馬克龍說得那么美好嗎？

　　一

　　僅從道德層面來看，馬克龍充滿善意的承諾似乎是不容辯駁的。

　　沒有人會認為，二戰(zhàn)期間納粹德國從歐洲各地搶掠來的財富不應當物歸原主。既然如此，100多年前歐洲大國從世界其他地區(qū)掠奪來的文物和藝術品有什么理由不歸還呢？這里的邏輯不證自明。

　　正因為如此，要求當年的西方殖民者歸還珍貴文物的呼聲幾十年來一直不絕于耳——希臘政府一直在爭取收回帕臺農神廟浮雕，埃及政府一直在爭取收回娜芙蒂蒂胸像……對于這種混合著民族屈辱和義憤的呼聲，中國讀者大概也不會覺得陌生。

　　也因為如此，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盧浮宮乃至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的大量藏品，長期以來一直充滿了爭議。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隨著西方在價值觀和實力方面的雙重衰落，從世界各地發(fā)出來的這一呼聲如今越發(fā)難以抵抗了。馬克龍的高調許諾可以被視作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對歷史潮流的主動順應，正如他說的，這段罪惡歷史現(xiàn)在應該翻過去了。

　　然而，只要稍微深入地探究一下真實歷史，我們便會立刻發(fā)現(xiàn)，試圖站在今日的“普世價值”立場上，訴諸政治手段來翻過歷史這一頁，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它還非常有可能激起更多、更復雜的新問題。

　　首先，也是在宏觀的原則層面，正確界定這些“沾滿鮮血的”珍貴文物的歸屬國，恐怕不像我們想象得那么容易，那么一目了然。

　　民族國家體系如今已經(jīng)被當成一種天經(jīng)地義的世界秩序，但這只是當今世界的鏡像。在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確成形較早，一般認為源于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然而推及整個世界，這種現(xiàn)代民族國家體系的雛形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才正式確立，大量的現(xiàn)代主權國家實際上甚至是在二戰(zhàn)后才形成的。這意味著，當年歐洲人在許多地方搶掠之時，當下存在于那里的“國家”還壓根不存在。更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非洲和中東，許多現(xiàn)代國家本身就是歐洲殖民者“建構”出來的。伊拉克這個國家便是英國人搞出來的，約旦差不多也是……如果沒有西方殖民者，生活在巴格達和安曼的阿拉伯人大概到現(xiàn)在都搞不清楚，自己原來是伊拉克人和約旦人！

　　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馬克龍好心地想要把盧浮宮里的某件藏品物歸原主，他可能會找不到真正的原主人。更有可能的是，他將不得不立刻面對三四個（甚至更多）聲稱對它擁有“主權”的國家的聲索，而且它們的理由聽起來都十分充分。

　　假設盧浮宮里藏有一件1850年時從圣城耶路撒冷搶掠來的藝術品，當馬克龍?zhí)岢觥皻w還”以后——

　　以色列政府會認為，這件藝術品屬于自己，因為它認為這里現(xiàn)在是以色列的國土。

　　不過，不巧的是，這是一件具有濃厚伊斯蘭風格的藝術品。于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會認為，它屬于自己，因為自己作為一個穆斯林國家，比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更擁有索取它的正當權利。況且，對于耶路撒冷的歸屬問題，它與以色列也存在爭議。

　　不過，又一個不巧是，這件藝術品上書寫著的不是阿拉伯語，而是土耳其語。于是土耳其政府會理所當然地認為，它屬于自己，土耳其的理由不僅是它上面刻有土耳其文字，還因為1850年的時候，耶路撒冷是奧斯曼帝國的神圣領土。

　　此外，敘利亞或約旦也可能對這件文物提出主權要求，因為它們發(fā)現(xiàn)這件藝術品的創(chuàng)作者當時生活在大馬士革，而且1850年的時候，現(xiàn)在的巴勒斯坦一帶歸奧斯曼帝國派駐敘利亞的總督管轄，而當時的敘利亞與約旦連在一起，難以分割……

　　好了，現(xiàn)在馬克龍究竟應當把這件寶貴的藝術品“歸還”給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土耳其還是敘利亞、甚至約旦？

　　每一個人大概都會依據(jù)自己的價值立場和情感偏向對這個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個選擇都會讓其他人產生強烈不滿;進一步還可以肯定的是，圍繞這件文物的“歸還”問題，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敘利亞、約旦這些原本就相互猜忌、相互提防甚至相互敵對的國家一定會產生新的嚴重紛爭。馬克龍?zhí)岢觥皻w還”文物是為了討好這些國家的老百姓，而這些國家的政府也不想因此挨本國老百姓的罵，不管它實際上是不是真的在乎這件文物。

　　相對而言，在布基納法索之類原來沒有國家的原始蠻荒之地，馬克龍的善意稍稍容易得到安頓一些，但大概也會出現(xiàn)一些始料不及的意外。因為直至今日，非洲許多地方的基本認同單位依然是部落，而不是國家。這些部落當然不會是按國境線分布的，但這些非洲文物的部落文化色彩一定是鮮明的……換句話說，昔日殖民者慷慨的“歸還”，也許會引發(fā)不同部落以及它們所在國家之間喋喋不休的爭吵。

　　二

　　原則層面的問題不好辦，具體技術層面的問題就更加難辦。

　　先看看文物“歸還”的原主，即接收國的情況——

　　一個繞不開的沉重問題是，如何確保這些珍貴藝術品重返自己的“祖國”后能找到一個安全的“家”。

　　眾所周知，珍貴歷史文物和藝術品的妥善維護需要雄厚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光靠對外展出和社會贊助得來的經(jīng)費根本不足以填補文物維護所需要的資金支出，這也就是為什么如今世界上幾乎不可能有博物館能夠靠純粹的商業(yè)化運作來正常維持的原因。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別說是非洲，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的博物館都達不到西方發(fā)達國家博物館的維護標準。這就是說，一旦這些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政治正確”地回歸自己的故鄉(xiāng)之后，它們中的不少也許很快就會因保存不善而遭受損毀。

　　馬克龍倒是想到了這一點，他說，法國將為“歸還”文物設定一些“附加條件”。不幸地是，這種貌似負責任的態(tài)度被一些更加激進的左派人士抨擊為“居高臨下”的傲慢心態(tài)，拖著一根昔日殖民主義者的尾巴。在馬克龍宣布了他的主張后，美國加州一位名叫西爾維斯特·奧庫諾杜·奧貝希（Sylvester　Okwunodu　Ogbechie）的著名藝術史學家就對媒體說，“認為法國對一個地方是否達到安全地保管這些藝術品的條件擁有最終話語權，是傲慢的錯誤”。去年，她還對德國一家報紙表示，“我想知道每件藝術品沾了多少鮮血?！?/p>

　　按照這種邏輯，馬克龍的政治目標便是不可能達到的。他試圖左右逢源，但結果很可能左右不討好。

　　這還僅僅是最正常的情況，第三世界國家與歐洲國家的差別遠不只是缺錢和缺技術，還有社會秩序的不穩(wěn)定和政治治理的失敗。

　　就以非洲國家為例，戰(zhàn)亂和軍人政變之類是家常便飯。就算一個國家眼下看似有能力從法國那里將過去屬于自己的歷史寶藏風風光光地迎接回來，也許沒過幾年，在一場軍人發(fā)動的政權更迭中，它們就會陷入毀于一旦的危險。在爭權奪利、兵荒馬亂的時刻，很少人會為這些老古董去拼命。至少政客和武夫不會，而他們恰是最有力量的。

　　當然，還要將政治的腐敗和治理的混亂考慮進去，這是第三世界國家普遍的現(xiàn)實狀況。文物和藝術品都值很多錢，國際犯罪集團也時刻虎視眈眈地盯著它們。由于第三世界國家令人擔憂的法治狀況和社會監(jiān)督水平，它們的各級官員們監(jiān)守自盜的風險是不能不防的。退一步說，即便這類貪腐犯罪行為不是常見的，那么因為官僚主義、玩忽職守而導致的人為的文物保存不善和破壞，也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在少數(shù)極端情況下，人們或許還要擔心系統(tǒng)性的有意識破壞。中國發(fā)生過文革“破四舊”那樣的慘劇，塔利班和ISIS也以宗教名義故意破壞過許多已經(jīng)流傳和保存了1000多年的無價的歷史珍寶，它們認為那是褻神的“偶像崇拜”……

　　因此，總的來看，這些文物和藝術品存放在西方國家的博物館里，要比讓它們“物歸原主”令世人放心得多。更甚一步，允許我說一句“政治不正確”的話：當年要不是法國殖民者從布基納法索“搶奪”來了這些藝術品，并把它們存放在盧浮宮里，留在布基納法索的它們，如今很有可能早就湮滅無聞了……閉上眼睛想象一下我們自己的敦煌莫高窟吧，情況是不是這樣？

　　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那些知名博物館希望保留世界各地藏品的主張也是很有說服力的：它們是超越時空、超越民族、超越政治的人類共同文明遺產，重要的不是它們“屬于”誰，而是讓世界各地更多的人能夠有機會接觸它們、欣賞它們……

　　除此之外，文物和藝術品不僅有欣賞價值，還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西方大型博物館將不同時代、不同地區(qū)、不同文明的物質遺產有條理地陳列在一起，對于參觀者、學習者和研究者來說會產生十分有益的激發(fā)和啟迪。

　　舉個簡單的例子，今天，一個西非文化研究者花上半年時間走遍西非各國，他所能親眼目睹的古代西非文物，大概還不如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和盧浮宮呆上兩天的多。如果大英博物館和盧浮宮的西非陳列室都清空了，每件藏品都“政治正確”地回到自己的西非故鄉(xiāng)，那么我們這位可憐的西非文化研究者就不再會享有這樣的便利了。

　　更何況，那些西非國家政府如愿從法國收回了這些文物后，并不見得會像盧浮宮那樣公開對外展示。今后，沒有一定的特權許可，我們可能就再也見不到它們了。

　　三

　　再來看看這些文物的歸還國的情況。

　　馬克龍所說的這些從非洲“劫掠”來的文物目前絕大多數(shù)都存放在西方國家的博物館、美術館內，然而，如何判定一件來自非洲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文物或藝術品究竟是不是“搶掠”來的，也不是人們以為得那么簡單。

　　在不少情況下，目前西方博物館里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藏品可以說是正當獲得的，或至少有相當大的正當性。這又包含為兩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種是西方殖民者當年從那些殖民地的當局或民間購買來的;雖說它們當初的市場價格有被“低估”的可能，但只要不是強買強賣，這顯然不在“搶掠”之列。

　　第二種則更加復雜一些。19世紀中葉以后，甚至直到20世紀初，大批英國和法國的歷史學家、考古學者和冒險家前往非洲和東方，從事各種發(fā)掘和發(fā)現(xiàn)工作，其中亦不乏比較純粹的科學研究活動。他們與當時當?shù)氐恼炗唴f(xié)議，分享“發(fā)現(xiàn)物”，是十分常見的做法。大批出土自中東和東方的文物就是這樣被帶往歐洲的。

　　你當然可以說，這種“協(xié)議”經(jīng)常含有脅迫和利誘的成分，是一種“不平等條約”。這也的確不能說不是事實，大量證據(jù)表明，許多西方殖民者打著科學研究旗號的探險和考古活動，一開始就包含著掠奪殖民地資源——不僅僅是文化藝術品，還包括自然資源——的丑陋動機，而且背后往往有西方國家的政府背書。當年心系希臘民族解放事業(yè)的英國詩人拜倫不是義正辭嚴地說了嗎？帕臺農神廟的浮雕屬于雅典，無論額爾金勛爵（Lord　Elgin,原名托馬斯·布魯斯，英國外交官，曾掠走雅典帕臺農神廟的精美大理石浮雕;他的兒子小額爾金，原名詹姆斯·布魯斯，便是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時的英國對華全權專使。）與當時統(tǒng)治希臘的奧斯曼帝國當權者達成了什么協(xié)議。

　　然而，這恐怕更多的是一種基于道德理想主義的高度政治化的論斷，現(xiàn)實的操作很難依它而行。不管怎么說，西方的考古學者、探險家和挖掘者是在這些文物發(fā)掘上投入了巨大的金錢和人力資源的，沒有他們付出的努力，這些無價的人類文化財富沒準至今還默默地躺在黃土之下。不分青紅皂白地斷言它們應當無差別地統(tǒng)統(tǒng)“歸還”給它們的祖國，既不是對待歷史的客觀正確態(tài)度，也是很不公平的。

　　最后，即便是鐵證如山的“掠奪物”，如今讓那些西方博物館無償?shù)亍皻w還”給它們的祖國，實際操作中也會遇到難以克服的法律障礙。

　　雖然西方的博物館和美術館目前保存著的許多藏品，的確是從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搶奪來的，但搶奪這些文物和藝術品的并不是博物館和美術館自己，它們可不是軍隊。一般情況下，它們的藏品也是從市場上購買來的。一件文物的最初“來源”不干凈，并不等于博物館獲得它的過程也是罪惡的。假設一個英法聯(lián)軍的士兵在圓明園盜搶了一幅清宮藏的珍貴字畫，一個八國聯(lián)軍的將軍在故宮偷竊了一件清宮藏的精美瓷器，他們回到歐洲后就將這些從中國掠奪來的“戰(zhàn)利品”拿到市場上出售了，150年來幾經(jīng)曲折轉手，最后被大英博物館和盧浮宮買下來并收藏……這幅字畫和這件官窯瓷器當然是不容置疑的“強盜的贓物”，但這筆賬能記在大英博物館和盧浮宮頭上嗎？

　　對于大英博物館和盧浮宮這樣英國和法國政府辦的國有博物館，事情還好辦些。例如，馬克龍如果要讓盧浮宮向布基納法索歸還屬于它的文物，只要將盧浮宮賬面上的這筆政府財產一筆勾銷即可。

　　然而，西方國家還存在大量屬于私人或民間組織的博物館，它們或許也藏有不少在馬克龍看來應當“歸還”給非洲國家的文物。一旦要求它們這么做，那就意味著政府應當至少給予它們經(jīng)濟上的補償。這會立刻帶來兩個棘手的問題：

　　第一，如何對它們進行估價？我們都知道，帕臺農神廟的浮雕是無價之寶，它的獨一無二性使之不可能像一輛生產于1935年的阿斯頓·馬丁牌老爺車一樣，獲得一個比較公允的市場定價。

　　第二，萬一這些私人博物館不買政府的賬，不肯歸還，又當如何？西方國家的法律都嚴格地保護私有產權，這甚至是它們最重要的憲政基石之一，即便政府也沒有權力以任何理由沒收合法的私人財產……

　　因此，厘清這些應當“歸還”的文物和藝術品的所有權，并非總是可能做到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歸還”的善舉就注定不可能收獲什么好結果。

　　我們還可以猜得到，馬克龍政府為了要將那些散落在文物“歸還”給非洲而作出的經(jīng)濟補償，如果作為經(jīng)濟援助直接發(fā)放給那些非洲國家，多半會更受它們的政府歡迎。

　　四

　　其實，這只是一個縮影。如果把視野拉得更寬一些，我們還可以看到今日西方國家在處理許多國際問題時很容易犯的常見錯誤——

　　首先，它經(jīng)常毫無根據(jù)地假設，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現(xiàn)實狀況同西方社會是相同的，或至少是很接近的;其次，它還經(jīng)常傾向于把當今的政治和道德標準加諸幾個世紀前的歷史事件上。

　　但真實的世界遠不是同質化的。從橫向看，世界各地的實際狀況千差萬別;從縱向看，各地區(qū)在發(fā)展階段上也存在著巨大的落差。西方人以這種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心態(tài)去面對外部世界和過往歷史，雖然是充滿善意的，但卻是不切實際、有時甚至是不負責任的——在中東推翻一個獨裁政權并不能帶來預期中的自由民主，相反還很有可能為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的崛起創(chuàng)造肥沃土壤。

　　應該說，過往的那段殖民歷史對于西方來說是一個洗刷不干凈“原罪”。而且，就像聰明的馬克龍已經(jīng)看到的那樣，它還會成為西方社會面對世界和面向未來時的沉重包袱。

　　然而，如果看不到一個個具體問題中的復雜性，而是試圖對它們進行簡單的道德化處理，那么，更多的善意非但不會收獲任何期望中的美好結果，還很可能造成更多復雜的新問題。這種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思維方式，也許正是西方在許多棘手的國際事務上屢屢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