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康王時期

　　炊器

　　清道光年間陜西郿縣禮村出土

　　通高101.9厘米 口徑77.8厘米 重153.5千克

　　1951年潘達于女士 捐贈

　　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陜西郿縣禮村，先后為當?shù)剜l(xiāng)紳郭氏、縣令周廣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蔭等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達于女士將其捐贈予上海博物館，1959年入藏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而另一尊同為盂所鑄之鼎，形制略小，習稱“小盂鼎”，器上銘文涉及西周與鬼方之間的戰(zhàn)事，但此器在輾轉(zhuǎn)收藏的過程中已不見蹤跡，僅于著錄中保存銘文拓本。

　　大盂鼎器壁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斂口，腹部橫向?qū)挻?，壁斜外張，近足外底處曲率較小，成垂腹狀，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紋為地，頸部飾帶狀饕餮紋，足上端飾浮雕式饕餮紋，下襯兩周凸弦紋，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樣，雄偉凝重。

　　器腹內(nèi)壁鑄銘文：

　　銘文凡19行291字，記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作器者盂所受之“冊命”。銘文自首行“王若曰”始，至第七行“故喪師已”，系西周康王向盂講述文王、武王立國之勤勉與商內(nèi)、外之臣僚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國之教訓。《史記·殷本紀》記載，商紂“好酒淫樂”，甚至到了“以酒為池”的奢靡程度?！渡袝の⒆印菲?，商紂兄微子亦云紂“沉酗于酒”。《尚書·酒誥》系周公旦所作，用以告誡被封在商故地朝歌的少弟康叔封，文中有一語句“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大意是說商紂好酒，不思其過，最終導致國滅邦亡。此與上舉《大盂鼎》第五行至第七行中語句“我聞殷墜命，唯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喪師已”所言相合，透露出周人對于商人嗜酒誤國這一前車之鑒的警示。自第七行“汝昧辰有大服”，至第十三行“夙夕紹我一人烝四方”，文中康王“冊命”盂之職事，并教誨盂效法其祖先，竭誠輔佐王室。自第十三行“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至第十八行“王曰：盂，若敬乃政，勿廢朕命”，為康王勉勵盂忠于職守，并賞賜盂鬯、命服、車馬、邦司、人鬲、庶人等。自第十八行至第十九行，語句“盂用對王休，用作祖南公寶鼎”，系“受命”者盂對康王稱揚、作器之辭。

　　《大盂鼎》篇首“唯九月”與篇尾“唯王廿又三祀”，是作器者盂“受命”之時間。此種以時王在位年次紀年，且置紀年于篇尾，是西周初年金文的紀時程式，秉承殷制。

　　《大盂鼎》是目前所見西周時期最早的“冊命”類出土文獻，與其它西周中、晚期“冊命”類金文相校，可以了解西周時期“冊命”制度的演變。

　　《大盂鼎》通篇章法規(guī)整，分為左右兩段，奠定了西周時期長篇銘文布局之規(guī)范;銘中結(jié)字方正、大小參差、筆畫粗細不等， 且如“王”、“在”、“正”、“土”等字中有許多圓形或方形團塊，象形意味仍較濃;但銘中如“有”、“厥”、“又”等字捺筆與商代末年相比，波磔更加分明，區(qū)別較大，形成了西周早期獨特的凝重書風。

　　（撰文：于成龍 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