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諸多藝術(shù)品收藏家中，鮮有人知道尚有一位譽稱為“隱于市的藏家”，他就是齋號名九如園和堂堂主的朱昌言先生。他從20 多歲起就熱心于中華民族古代藝術(shù)品的搜集和珍藏，大凡書畫、陶瓷、古玉、印章、文房家具、佛像種種，僅書畫就達千余件，青銅禮樂器和兵器近百件。朱老仙逝后，近年其家人欲將其畢生所藏青銅器編輯成書，以作永久之紀念，筆者有幸應(yīng)邀整理朱老先生的青銅器舊藏，發(fā)現(xiàn)精品甚多，其中有一件看似素樸無紋的附耳帶蓋鼎，但細加審視，卻欣喜發(fā)現(xiàn)帶有十二年相邦（張）義（儀）的刻銘，其史料和文物價值意義重大，特作簡要考釋。

　　該鼎口徑19.5 厘米，通高19.5 厘米。斂口，扁圓腹，雙附耳微曲外侈，體呈半球形，弧形蓋，蓋上置象征性三環(huán)獸鈕，蓋與器合成為一扁圓球形，三蹄足甚矮而根部肥大。整器素面無紋，惟蓋部和腹部中央各飾一凸起的較寬箍形圈飾。底沿有雙圈范線，并布滿煙炱痕（圖一）。

　　此種三環(huán)鈕帶蓋附耳鼎是戰(zhàn)國晚到漢代較為流行的形制，但此件素鼎，看似渾厚簡樸，但卻在下腹的近一腿旁竟發(fā)現(xiàn)刻寫有六行19 字銘文（圖二），行款右行（圖三）。

　　只是由于刻鐫既淺，又經(jīng)銹蝕，有多個字已模糊不清，但欣喜是關(guān)鍵的“十二年相邦義”“咸陽工師田”等字均較清晰可辨，惟“大人”兩字更是磨夷過甚，僅從拓本細加審視，隱約似為“大人”，最后一字即最底層制作者“工”的名字無法辨識，俟后待考。故整篇刻銘初步釋讀為：“十二年相邦義之造，咸陽工師田，工大人逆，工口”。

　　從該附耳蓋鼎諸特征以及在咸陽鑄造來看，當(dāng)是一件典型的戰(zhàn)國晚期秦附耳鼎，然而，有意義的是從銘文“十二年相邦義之造”看，此鼎還是戰(zhàn)國時期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張儀監(jiān)督鑄造。相邦秦相“義”即張儀，《集韻》：“義通作儀”，儀與義古音同韻互通?！吨芏Y·春官·肆師》“冶其禮義”，鄭玄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nóng)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敝皇侨毙帐稀皬垺?，這是秦刻督造兵、禮器常見通例。秦之兵、禮器的刻銘常見的有如下幾種情況，或刻姓刻名全稱者，如“三年相邦呂不韋造戟”（劉占成：《秦俑坑出土的銅鈹》，《文物》）1982年第3 期第13 頁中介紹了同坑T10 尚發(fā)現(xiàn)一件帶銘戈，即此件“三年相邦呂不韋造”戈）;或只刻名不刻姓者，如“廿一年相邦（魏）冉造戈”（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23.2-24.1）、“十六年丞相（壽）觸戈”（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續(xù)下22）;甚或只署姓氏者，如“三年相邦呂（不韋，上）郡尉”矛（烏蘭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內(nèi)蒙古清水河縣拐子上古城發(fā)現(xiàn)秦兵器》，《文物》1987 年第8 期第64 頁），等等，總之當(dāng)時尚無嚴格規(guī)范。

　　僅以有關(guān)至今所知刻署有相邦張儀名督造的兵器來看，就有署全稱的，如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王四年相邦張義戈（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西漢南越王墓》上冊，文物出版社，第60 頁、316頁;又見黃展岳著《先秦兩漢考古與文化》，美術(shù)考古叢刊，第5 期，允晨文化，1998 年出版，第288 至289 頁）;也有只署名不署姓的，如見著錄的“ 十三年相邦義戈”銘曰：“十三年相邦義之造，咸陽工師田，工大人耆，工樻”（《殷周金文集成》11394,原收于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

　　更有意義的是，此次新發(fā)現(xiàn)的十二年相邦義雙附耳蓋鼎，其刻銘和前引《殷周金文集成》收錄的十三年相邦義戈基本類同，都是在咸陽鑄造，其總管宮廷作坊的“工師”（官名）都是名“田”者（或可能為姓氏），只是鑄此十二年相邦義蓋鼎的工頭（工大人）以及工匠的人名有所不同，鑄蓋鼎的“工大人”名“逆”，具體工匠名不清待考，而鑄十三年相邦義戈的“工大人”名“耆”，具體工匠名“樍”。

　　根據(jù)《史記·六國紀年》，并參照《秦本紀》和《張儀列傳》等相關(guān)資料考證，張儀于秦惠文君駟十年（前328 年）起任秦國第一個相（相邦），前324 年惠文君接受張儀建諫稱王改為后元元年，張儀仍是秦相，到后元三年（前322 年），為了政治斗爭需要，即離間關(guān)東各國“合縱”抗秦的活動，推行“連橫”的積極外交戰(zhàn)略，秦佯裝免去張儀相位，派張儀向魏國偽降，勸說魏國帶頭臣服于秦，所以這僅是形式上免去，實際上未免，前引南越王墓出土的“王四年相邦張義”銘銅戈就是物證。從后元四年（前321 年）至后元六年（前319 年）的相邦實際上仍為張儀，到后元七年才正式任命樂池為相，但后元八年（前317 年）魏請成于秦，池免，張儀又復(fù)為相，到十二年（前313年），秦又派張儀往楚，離間楚懷王與齊王的關(guān)系，取得很大成功。秦惠文王于十四年（前311 年）病故，由其兒子蕩繼位是為武王，由于武王與張儀政見不合，加以諸多大臣對張儀的不滿，故在武王元年（前310 年）張儀自己主動提出離秦而返回自己老家魏國。武王二年（前309 年）武王正式任命甘茂和樗里疾為左右丞相。

　　所以張儀從秦惠文（君）十年（前328 年）任秦相開始至惠文王死后于武王元年（前310 年）離秦，前后實際任秦相時間達18 年之久，在此期間，僅樂池為相一年。

　　前引十三年相邦義戈（《殷周金文集成》11394），為秦惠文君十三年時督造（陳邦懷：《金文叢考三則》，《文物》1964 年第2 期），那么此件十二年相邦義附耳蓋鼎當(dāng)亦應(yīng)該是秦惠文君時的十二年（前326 年），即比相邦義戈早一年，而非秦惠文王改元后的十二年，因此年張儀已離秦遣派去楚，正因為此十二年相邦張義附耳蓋鼎與十三年相邦張義戈是在前后兩年督造，故其宮廷作坊的總管都是名“田”的，至于具體工頭（工大人）或匠人有所變動，亦是合乎情理中事。這當(dāng)然也有可能或工種不一樣，即制造兵器與制造容禮器的工大人和工匠各不相同，那具體人名不同那也是可能的。

　　眾所周知，張儀是戰(zhàn)國晚期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深得秦惠文王的賞識，不僅任命為相，還封為“武信君”，他主張的“連橫” 外交方策，破壞各國的“合縱” 抗秦，取得重大成果，為以后秦國的進一步擴展，建立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quán)的封建王朝奠定了基礎(chǔ)。有關(guān)秦相張儀督造之文物，過去只發(fā)現(xiàn)銅戈等兵器，而容禮器尚少發(fā)現(xiàn)，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張儀家使用過的遺物，故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科研和文物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