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 言

　　傘頂蓋遺址位于湖南省臨澧縣佘市橋鎮(zhèn)荷花村（原長湖村）官嶺組，東距臨澧縣城約13公里。遺址地處西洞庭盆地中心沖積湖平原南部外緣的丘崗臺地構造-沉積地貌區(qū)，海拔110米。屬于澧水南部一級支流的道水河在遺址北部約1.5公里處蜿蜒而過。

　　湘西北澧水流域是湖南舊石器發(fā)現和發(fā)掘最早的區(qū)域，也是湖南及華南地區(qū)舊石器遺址的最集中分布區(qū)之一。歷年來，這里發(fā)現舊石器遺址超過百處，但經過正式發(fā)掘的僅10處左右，絕大多數石制品系調查采集所得，較嚴重地限制了對這一區(qū)域舊石器文化的全面、科學和深入的認識。2011年，在進行的澧水流域舊石器短期專題調查中，于支流道水流域新發(fā)現數量豐富的舊石器地點群，顯示這一流域河谷兩側的丘崗地帶是更新世時期古人類密集活動的活躍區(qū)，調查發(fā)現石制品反映的石工業(yè)也具有一些新的面貌特征。其中，傘頂蓋遺址就是此次調查過程中發(fā)現的面積最大、遺物數量最多的一處遺址（圖一）。不過，囿于采集資料的主觀偏頗性，對該遺址的文化堆積、時代、埋藏過程、石工業(yè)性質等學術問題均還比較模糊。

　　圖一 道水流域傘頂蓋及周鄰舊石器遺址

　　結合澧水流域舊石器考古的研究現狀和以傘頂蓋遺址為中心的道水流域遺址群新發(fā)現的學術價值潛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國家文物局申請對該遺址進行科學的考古發(fā)掘，并得到了同意和批復。2017年5月至8月，我所聯(lián)合臨澧縣文物局對遺址進行了小面積發(fā)掘，目前第一階段的田野考古已經結束，下一階段擬重點開展遺址地貌演化、年代取樣測試、石料資源調查、模擬復制實驗考古等分析研究工作。

　　二、 考古發(fā)掘

　　由于近年國土資源部門在這一區(qū)域的土地開發(fā)項目，傘頂蓋遺址所在處被大量地栽種上桉樹類經濟林木，對遺址的原始堆積和地貌景觀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發(fā)掘前，考古隊對遺址的保存狀況、文化遺存、分布范圍等方面進行了客觀的評估，初步勘探還表明遺址的主要分布區(qū)同時還是戰(zhàn)國墓區(qū)。綜合考量上述因素后，最終選擇在遺址區(qū)原始堆積后期擾動最少、石制品分布較集中的丘崗頂部進行正式發(fā)掘（圖二）。雖然探方區(qū)中的戰(zhàn)國墓葬對出土遺物的空間分布不可避免地存在影響，但考慮到保留的未經后期任何擾亂破壞的布方面積足以滿足對遺址科學分析的要求和目標，總體上這次發(fā)掘點的選擇仍較為理想。

　　圖二 遺址發(fā)掘區(qū)及環(huán)境（由南向北）

　　遺址布方采用順從坐標系統(tǒng)的開放式編號方法，規(guī)格為1×1㎡，以全面揭露發(fā)掘法開展考古工作，共發(fā)掘面積約120㎡（圖三）。發(fā)掘過程中，根據南方紅土堆積土質結構和包含遺物的實際情況，要求民工全部使用小鋤頭工具進行發(fā)掘操作，并抽樣采集文化層土樣進行篩選，這種方式雖然使得進度比我們以往的發(fā)掘要慢，但基本上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此類舊石器曠野遺址的精細化發(fā)掘（圖四）。此外，在信息科學采集方面，全程使用全站儀獲取出土石制品的空間坐標，測量登記遺物出土產狀等信息，亦初步應用影像三維建模軟件嘗試建立遺址模型。

　　圖三 遺址全面揭露發(fā)掘

　　圖四 遺址發(fā)掘現場

　　通過考古發(fā)掘，揭露出遺址的地層堆積厚度達5米，其中全探方發(fā)掘揭露的文化層厚約2米，局部以探溝法繼續(xù)向下發(fā)掘揭露出的堆積厚約3米。根據土質土色和包含物，遺址堆積大致可分為6個層位。以遺址的西部剖面為例（圖五），地層可簡要描述如下：

　　圖五 遺址地層剖面

　　①A層：灰褐色黏土，土質疏松，西南高、東北低，呈坡狀堆積。厚5——20厘米。屬現代表土層，據當地百姓介紹，原始的地表可能較目前厚近1米。

　?、貰層：淺紅-黃色黏土，土質疏松，由西南向東北呈坡狀分布，探方東南、西北局部區(qū)域因后期破壞缺失此層。厚0——50厘米。

　?、趯樱狐S褐色粉砂質黏土，包含有較多的褐色鐵錳結核顆粒，土質較疏松。與下覆地層呈不整合接觸。厚40——50厘米。

　　③層：紅褐色粉砂質黏土，可見灰黃色細而較密的網紋，含有較多褐色鐵錳結核膜，土質較緊密，干燥后易干裂呈棱塊狀。厚30——60厘米。與下部地層呈漸變狀態(tài)。

　?、軐樱荷詈旨t色粉砂質黏土，夾有較多灰黃色豎狀網紋，含較少的褐色鐵錳結核膜，土質緊密。堆積南高北低呈坡狀分布。厚70——80厘米。

　　⑤層：黃紅色典型網紋土，較密的灰黃色網紋多呈不連續(xù)性豎狀形態(tài)分布其中，基本不見褐色鐵錳結核膜或顆粒，土質致密、堅硬。該層大致呈水平狀。厚約150厘米。

　　⑥層：棕褐色典型網紋土，短而粗的灰白色網紋呈蠕蟲狀密集分布，含有大量的褐色鐵錳結核膜。土質非常致密堅硬。揭露厚50厘米，未發(fā)掘至底。據坡體出露情況推測，此層往下約4——5米可至底部礫石層。

　　其中第①B——④層為主要文化層，尤以③層和②層遺物最為集中，⑤層及以下基本不見文化遺存。從地層關系和石制品情況來看，此次傘頂蓋遺址至少發(fā)掘揭露出上（①B和②層）、下（③和④層）兩個不同時期的文化層。

　　遺址出土遺物均為石制品，現場編號標本3600多件，按方收集標本數百件，采集標本500多件，篩選獲得的碎塊、碎屑類標本近千件，共計發(fā)現石制品5000件以上。石制品在探方中分布密集（圖六——八），越靠近臺地中心數量越多，其分布密度在華南地區(qū)同時期的舊石器遺址中尚屬少見。

　　圖六 第1層出土石制品分布

　　圖七 第2層出土石制品分布

　　圖八 第4層出土石制品分布

　　發(fā)現的石制品類型多樣，包括礫石（備料）、石核、石片、斷塊、碎屑、工具、石錘等，石片、碎屑等廢片類產品居多;從生產操作鏈看，這是一套反映石器制作程序的完整器物組合。以上、下文化層進行觀察，遺址石器工業(yè)的特點及其發(fā)展變化的概況大致有如下一些方面。1）下文化層：石制品原料包括燧石、石英砂巖、石英巖、石英、硅質巖、礫巖，其中燧石較多，其次為石英砂巖，其它種類均較少。中小型尺寸的產品約占60﹪，主要為以燧石原料生產的大量石片和部分石核;大型產品多數是砂巖和石英巖石料的搬運礫石、石核、斷塊，巨型產品也偶有所見，發(fā)現的少數幾件大型、巨型石片頗引人注目。剝片方法主要屬于簡單的剝片策略，極少數可見到對剝片面的維護或臺面的預處理，燧石類原料的利用率相對較高，多數處于剝片后期階段;以固定臺面進行旋轉打片形成多個剝片面的單臺面石核和具有向心剝片模式的盤狀石核占有一定的比重，是遺址中古人類剝片技術進步的體現，也是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文化特點（圖九）。工具組合可分為粗大石器和輕型工具兩類，前者包括石核砍砸器、重型刮削器、手鎬、手斧，后者則主要為邊刮器，另有雕刻器、凹缺器、尖狀器（圖十）。從數量比例上看，小型工具約占60﹪，但大型工具的重要性并未完全邊緣化。在整體呈現的石工業(yè)面貌上，下文化層顯著地沿襲了很多這一區(qū)域更早期階段的文化傳統(tǒng)。2）上文化層：石制品原料種類仍基本相同，燧石所占比例略有上升。大型尺寸的產品數量顯著減少，基本沒有巨型個體。搬運的礫石數量與下文化層相比也變少，且較多直徑在5厘米左右、并不太適合用于剝片的砂巖礫石有集中分布現象，可能暗示著某種其它特殊的用途;另外，呈扁平形態(tài)的薄石板在遺址中也發(fā)現數件，同時新出現數量不少的赤鐵礦斷塊（圖十一），這些應是上文化層一種值得關注的新的文化現象，暗示了遺址上古人類所發(fā)生的更復雜的行為活動。剝片方法和特點與下文化層相近，并沒有明顯的預制行為，剝離細小石片的燧石類石核則代表了較高的利用程度和較純熟的剝片技藝。工具組合中小型工具的比例占至80﹪以上，以石片為毛坯的刮削器、尖狀器、凹缺器占主體（圖十二）;大型工具主要包括少量石核砍砸器、重型刮削器和個別不典型手斧，不見下文化層數量較多的重型手鎬。上文化層的石工業(yè)特點顯示出石片石器的強勁發(fā)展，剝坯型產品在石工業(yè)中占居絕對地位，雖然與下文化層呈現出一種漸變和繼承性的石器技術特征，但出現的一些新因素和石工業(yè)的整體面貌應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發(fā)展階段。

　　圖九 下文化層石核

　　圖十 下文化層石器

　　圖十一 上文化層出土赤鐵礦

　　圖十二 上文化層石器

　　從上述也可以看出，遺址的原料利用在湖南以至華南地區(qū)都顯現出了很強的區(qū)域性特點，以燧石為主的石料利用模式在這一區(qū)域的舊石器晚期階段以前并不常見。這類燧石色澤多樣，但主要以白色、棕色、青色、黃色為主，據遺址中發(fā)現的備料和石制品上保留的自然石皮，可知其應來自于河灘礫石。初步調查，除白色質地的燧石外，其余質地的燧石以及砂巖和石英巖等石料均可在遺址下部出露的底礫層或更低階地的古老礫石層中見到;目前，對于占重要地位的白色燧石的來源還不太清楚，有待進一步工作。對采集自礫石層中的燧石的簡單打制實驗則獲知，多數能夠獲取到的這類石料質量并不高，礫石內部具有節(jié)理或裂隙，但遺址中質量較高的燧石比例卻遠高于原料產地，表明遺址先民對原料有著很高的認知能力，也具有明顯的傾向選擇性;同時，古人類對燧石、非燧石兩類不同性質原料的利用方式也可看出差異，可能反映了遺址中存在的兩個不完全相同的生產體系。

　　三、 初步認識

　　綜合以上論述，在遺址的時代、功能結構、石工業(yè)性質等方面有以下一些初步的認識。

　　1、據初期地貌調查表明，遺址所埋藏的第四紀紅土堆積屬于道水的第四級階地，根據以往學者的研究，其河流階地堆積的年代至少在中更新世早中期。但是，從傘頂蓋遺址的文化層來看，上文化層的土色呈黃褐色，與下覆地層有較明顯的不整合，因而顯然應歸屬于階地后期的堆積，結合近年的一些發(fā)現，推測時代為晚更新世早期;而下文化層位于地層剖面的上部，與下部的典型網紋紅土也存在一些不同，尤其是錳質膠膜和網紋的發(fā)育顯示與下部層位的較大差異，故可推測此層時代大致屬中更新世中晚期。在傳統(tǒng)的劃分方案中，遺址時代在考古學上屬于舊石器時代的早期晚段至舊石器時代中期。

　　毋庸置疑南方紅土地區(qū)舊石器曠野遺址的年代學問題是長久以來制約我們對這一區(qū)域舊石器時代石器技術發(fā)展和古人類演化問題深入探討的瓶頸。然而，值得期待的是，近年來逐漸引起了相關學者的重視，業(yè)已開展了少量前期工作，目前也已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支持，預期在這一方面會有所進展和突破。

　　2、出土石制品的遺址主要文化層厚度超過2米，文化遺物數量豐富，調查顯示遺址的面積大，提示古人類在遺址上延續(xù)活動的時間長，活動的頻率高，還可能從事了除加工石器、肢解食物等活動外的其它復雜行為，這些均體現了傘頂蓋遺址作為這一個區(qū)域內中心營地性質的特點。

　　粗略檢索以往華南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fā)現，在文化層分布及厚度特點、石制品數量豐富程度上，鮮有同時期類似的曠野遺址，而近些年來我們在湘西北道水流域發(fā)現了多處這樣的地點。這一方面可能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呈現，但另一方面這種現象可能正是體現了這一時期古人類在人類流動行為、棲居形態(tài)上的整體適應策略演化所帶來的結果。當然，這也同時促使我們從今后應更加注意從埋藏學角度思考南方地區(qū)這些河流相遺址的形成過程。

　　3、南方礫石石器工業(yè)的性質和發(fā)展及阿舍利技術體系的相關問題無疑是中國舊石器考古中石器技術研究的重要課題。傘頂蓋遺址下文化層中發(fā)現有手斧、手鎬等被研究者視為阿舍利工業(yè)的石器，再次表明中更新世中晚期是洞庭盆地地區(qū)古人類使用這類工具的主要文化時期。但是，無論是這些手斧的加工程序還是在工具組合中所占的比例，它們與典型的阿舍利工業(yè)組合還是有一定差別，究竟是這種工業(yè)在人群交流、傳播過程中產生的區(qū)域變異，抑或是一種文化、技術的趨同及發(fā)展不平衡，都還需要在更多材料的基礎上作進一步討論。而在上文化層中也發(fā)現一件不太典型的手斧，它與下文化層相比已經小型化，但這說明手斧在洞庭盆地舊石器遺址中的存在可能至少延續(xù)到了晚更新世早期。因此，傘頂蓋舊石器的發(fā)掘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華南地區(qū)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石器打制技術的代表性材料，也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長江中游地區(qū)從舊石器早期至中期的手斧標本，對于探討中國“阿舍利技術人群”的適應行為能力和遷徙擴散也有著比較重要的學術價值。

　　四、 結 語

　　傘頂蓋舊石器遺址是近年湘西北澧水流域發(fā)現和發(fā)掘的石制品數量最為豐富的中心營地遺址，時代從中更新世晚期延續(xù)至晚更新世早期，石器工業(yè)具有明顯的區(qū)域性特點。進一步與這一區(qū)域雞公垱遺址、大圣廟遺址、赤山島楓樹嘴遺址等石工業(yè)的對比分析，將能揭示出洞庭盆地這一階段古人類文化呈現的多樣性，有益于更好地認識華南地區(qū)古人類的生存適應模式。

　　中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是早期現代人出現與演化的主要時期，也是人類行為模式和生存適應活動非常復雜多樣化的時期。這些年古人類學的發(fā)現和研究表明，華南可能是中國及東亞地區(qū)現代人形成與擴散的中心區(qū)域，早期現代人和完全現代類型的人類都可能首先在華南地區(qū)出現。然而，對于這個時期的有關人類文化遺存過去并未有足夠的關注。傘頂蓋舊石器遺址及相關遺址的考古發(fā)現將能夠為我們進一步研究這個關鍵階段的人類文化提供區(qū)域個案的重要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