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正在北京舉行。歷史上，北京作為中外交流的樞紐、舞臺和國際性大城市，與如今“一帶一路”的很多沿線國家都有著貿(mào)易、科技、文化、宗教上的往來。許多文物中都留下了歷史的烙印。

　　夏 商 時 期

　　4000年前，

　　就有代表匈奴文化元素出現(xiàn)的可能

　　昌平張營夏商遺址中出有一種陶鬲，鬲身上附有各種呈直線、波浪狀的細泥條堆紋，大多數(shù)彎曲，如爬行的蛇。這種紋飾稱之為“蛇紋”，飾有這種紋飾的陶鬲稱為“蛇紋鬲”。蛇紋鬲多見于今內(nèi)蒙古中南部、東部和隴西地區(qū)，最遠波及到前蘇聯(lián)的外貝加爾地區(qū)。由于風格獨特，有研究者認為其代表了匈奴文化因素。張營遺址是目前所知蛇紋鬲出現(xiàn)的最南地點。

　　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中的金耳環(huán)，扁口如喇叭狀，被一些研究者視為來自西亞大草原。

　　魏 晉 時 期

　　4世紀初的北京已與波斯文明對話，朝鮮移民進入中國

　　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后，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東西道路，即赫赫有名的絲綢之路。放眼看世界的突破后，東西方文明的交流由此全面展開?！棒骠嬷啵h集西羌”，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傳誦。首博收藏的元代景德窯青花罐，其腹部繪制了這幅場景。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政權(quán)更迭最頻繁的時期。國家在分裂與統(tǒng)一中游蕩，民族在遷徙與融合中輾轉(zhuǎn)。儒家的正統(tǒng)、玄學的興起、佛教的傳入、道教的勃興及外域文化的輸入使得文化的發(fā)展極具多元性。

　　1965年，北京西郊八寶山以西發(fā)掘了西晉王俊妻華芳墓。墓中出有薩珊玻璃碗，壁極薄，做工精湛。薩珊，是雄極一時的波斯帝國（今伊朗）的王朝。

　　鑲寶石的掐絲胡伎銀鈴制作精致，上有8個樂人正在全神貫注地吹笛、奏排簫、持喇叭、捶鼓。樂人之間系有嵌紅、藍寶石的小鈴。這件文物說明4世紀初的北京已與波斯文明對話。

　　西晉著名的《博物志》的作者張華是北京大興人。太康三年（282年），他被晉武帝任命治理幽州（今北京）。史載：“東夷馬韓（今朝鮮半島南部）、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余里，歷世未附者二十余國，并遣使朝獻……”

　　大興三合莊出土的一塊刻有銘文的墓磚，載“元象二年四月十七日樂浪郡朝鮮縣人韓顯度銘記”，證實了這一記載。銘文告訴人們，墓主人名叫韓顯度，祖籍樂浪郡朝鮮縣，葬于東魏魏孝靜帝元善見的第二個年號元象二年（539年）。

　　墓主人的祖籍大有來頭。樂浪郡是西漢漢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平定衛(wèi)氏朝鮮后，在今朝鮮半島設(shè)置的四郡之一，郡治位于朝鮮城，朝鮮縣是其下轄縣之一。但是到了西晉，中原大亂，高句麗開始攻占樂浪郡。由于中原王朝實力的削弱，導致對邊疆控制能力大不如以前，因此，到了公元313年，樂浪郡地悉數(shù)被高句麗奪取。

　　但是，衛(wèi)氏朝鮮的遺民為什么要千里迢迢埋葬在北京大興？據(jù)記載，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統(tǒng)一北方的進程中（439年統(tǒng)一北方），延和元年（432年）曾經(jīng)有過“遷朝鮮民于肥如，復置朝鮮縣”，這一有組織、有計劃的人口遷徙運動。肥如位于今秦皇島市，縣境為當今昌黎、盧龍南部、西部、遷安縣地一帶。朝鮮縣為如今盧龍縣東部，距離北京很近。這些朝鮮移民進入中國后，還保留了自己的祖籍——樂浪郡的郡望。到了東魏，定都于鄴城（今河北臨漳縣），北京大興是復置的朝鮮縣居民南下前往首都鄴城的必經(jīng)路線之一，因此，發(fā)現(xiàn)這座墓葬也就不難理解了。

　　北京發(fā)現(xiàn)有不少具有胡人形象的陶俑。房山小十三里的西晉墓中的陶俑，造型生動逼真，說明這個時期幽州與少數(shù)民族的交往頻繁，胡人成為當?shù)厝怂究找姂T的形象，從而造就了這種成熟的風格。

　　駝鈴悠揚。穿越“絲綢之路”豈能缺少沙漠之舟？目前北京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駱駝形象是北朝的青銅駱駝水注，臥倒，神態(tài)安詳。水注是供注水于硯的盛水器。龍泉務(wù)遼代窯址中則出有瓷駱駝。海淀頤和園元代耶律鑄夫婦墓中的陶駱駝，蓄勢待發(fā)，頸曲，顯得十分靈動。

　　唐 代

　　絲綢之路迎來了鼎盛時期，胡人樂舞傳入中國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包容、融合達到極盛的唐代，絲綢之路迎來了開通之后的鼎盛時期，由此萬國來朝。唐代共有四個歸義王，分別為西突厥處羅可汗、東突厥頡利可汗、寧夷州突厥史思明和奚族酋長李詩。后兩者均葬于北京。

　　“安史之亂”中的安祿山是通六藩語的粟特人（今中亞塔吉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一帶），他允許胡商在幽州“歲輸珍貨數(shù)百萬”，貿(mào)易額十分可觀。許多胡商也就光明正大地以幽州為據(jù)點做起了轉(zhuǎn)口貿(mào)易。

　　“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飖轉(zhuǎn)蓬舞”。魏晉時期，西域一帶的歌舞已傳到多民族的幽州地區(qū)。唐代尤盛。安祿山就擅長跳胡旋舞，這種舞蹈要融合弦和鼓的節(jié)奏。唐高宗時的幽州人王麻媽，善吹西域少數(shù)民族傳入的樂器篳篥，“河北推為第一手”。篳篥是一種笳管，有九孔，五音?！锻ǖ洹份d，本名悲篥，出于胡地，是古龜茲國樂器。其聲悲，用竹管制成。

　　房山一座建于唐大歷十五年（770年）的萬佛堂內(nèi)壁雕有一組伎樂天人，有的手持拍板、琵琶，有的手持排簫、箜篌、瑟等，均作彈奏狀，神態(tài)可異，栩栩如生。

　　元 代

　　阜成門白塔寺由尼泊爾工匠設(shè)計并主持建造

　　元大都是各國商品薈萃之地。李洧孫在《大都賦》中生動描述：“東隅浮巨海而貢筐，西旅越蔥嶺而獻贄，南陬逾炎荒而奉珍，朔部歷沙漠而勤事……”許多國外商賈往來于大都與世界各大都會間，“蓋凡外國商販來其處貿(mào)易者，輒留所帶金銀寶石于其國，而攜歸其地所產(chǎn)調(diào)味香料、絲、綢、緞、金衣等物。”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就是隨同其叔父到大都經(jīng)商，從而留下了傳世名作《馬可·波羅游記》。

　　阜成門內(nèi)大街路北的大圣壽萬安寺，又名白塔寺，始建于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由尼泊爾工匠阿尼哥設(shè)計并主持建造。歷經(jīng)700余年雄姿不減，成為今天中尼兩國人民友好的象征。

　　房山的景教十字寺遺址，出有帶十字架的石刻，其中一塊刻有敘利亞文“仰望他，寄希望于他”。元代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寺碑，記述了大都人景教長老拉班·騷馬在此靜修并向信徒講道的盛況。拉班·騷馬還曾帶著忽必烈的諭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后經(jīng)君士坦丁堡到羅馬、巴黎和倫敦。

　　1962年在龍?zhí)逗员钡膮渭腋G發(fā)掘了鐵可父子墓。鐵可是中國籍的巴基斯坦人，17歲就入朝為官，是主管農(nóng)業(yè)的要員。墓中出土的多穆壺，具有濃郁的蒙藏民族風格。

　　浴德堂位于故宮外朝西路，武英殿西北角。浴德之名，出自《禮記·儒行》的“浴德澡身”。這座浴室元明兩代沿用，四壁墻體厚達一米以上，采用穹隆頂。

　　在中東伊斯蘭文化的影響下，元代工匠將中國漢唐時期就已掌握的建造墓葬的穹隆技術(shù)應(yīng)用于地面建筑。元大都興建時，有史可查一些波斯家族曾參與其中，最著名的是波斯建筑師也黑迭兒丁。他的四代子孫皆供職于元朝工部。這座具有明顯土耳其風格的浴室可能就出自他的手筆。

　　明 清

　　教士帶來文化和科技，利瑪竇稱得上是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先行者

　　意大利人利瑪竇葬于西城車公莊市委黨校內(nèi)，兩旁還有南懷仁（比利時傳教士）和湯若望（德國傳教士）的墓。利瑪竇于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來到北京，將天主教和西方科學文化傳入中國，同時將中國古老文化向歐洲介紹，稱得上是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先行者。宣武門的南堂（天主教堂）即是他創(chuàng)建的。

　　明永樂時期海外貿(mào)易興盛，與西亞地區(qū)的交流日漸增多，因而出現(xiàn)了一些帶有異域風情的瓷器。這件瓷瓶仿西亞阿拉伯地區(qū)金屬器造型及紋樣，腹部輪花紋是阿拉伯地區(qū)特有的紋飾。明正德年間，還出現(xiàn)了以阿拉伯文作為瓷器的裝飾紋樣。

　　海淀魏公村出土的明代青玉胡人戲獅紋帶板，勻凈無瑕，琢刻規(guī)整，浮雕人物戲獅圖案。清代由于乾隆皇帝特別喜歡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東部的痕都斯坦玉，清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特設(shè)仿制痕都斯坦玉器的專門活計，所仿器物被稱為“西番作”，成為中國古代玉器家族中的新成員。

　　康熙十二年（1673年），掌管欽天監(jiān)的比利時人南懷仁主持建造了一套6種大型天文儀器，置于現(xiàn)在建國門橋西南的古觀象臺。從明代起，古觀象臺從事天文觀測近500年，是現(xiàn)存古觀象臺中連續(xù)觀測最悠久的，其天文儀器反映了西歐文藝復興時代以后的科技水平和成就。

　　愛烏罕（今阿富汗）送給了乾隆皇帝四匹神駒作為禮物。這些阿拉伯種馬是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賽馬，他們帶來了和平的信息。乾隆皇帝也邀請愛烏罕使者在宮中過年，同時命意大利畫家郎世寧記錄下了這些神駿。

　　諧奇趣、萬花陣、大水法、海晏堂等建筑組成的西洋樓景區(qū)游人如織，是圓明園最著名的景區(qū)，這是我國皇家宮苑內(nèi)第一次大規(guī)模出現(xiàn)西洋式建筑和園林噴泉。雖然設(shè)計者是郎世寧、王致誠等西洋傳教士，但建造者是中國人，在建造過程中，還大量運用了中式道路、中式石雕花紋。因此，具有“中西合璧”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