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朝是契丹人建立的、漢人居多數的朝代（907—1125年）。公元907年，作為中國歷史進程中重要節(jié)點的唐朝滅亡，五代第一個小王朝“梁”立國。同年，雄踞燕山北麓地區(qū)的契丹族異軍突起，契丹部落聯盟可汗耶律阿保機稱帝。公元916年正式建國號“契丹”。此后契丹·遼朝逐漸統(tǒng)一北方中國，并長期占據，與南中國的五代、北宋對峙200余年，開啟中國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遼朝曾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歷史和文化。其后北方民族不斷南下與漢民族融合、共存。金朝挺進中原，元朝統(tǒng)一中華，最后清朝在元、明基礎上，奠定現今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國家的版圖。

　　遺址蘊含豐富歷史文化信息

　　遼朝的疆域以赤峰地區(qū)的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為中心，一度占據北抵克魯倫河流域和外興安嶺一線，東臨日本海，西到阿爾泰山附近，南達河北高碑店白溝一線的廣大地區(qū)。

　　契丹·遼曾設有五京?！哆|史·地理志》載：“太宗以皇都為上京，升幽州為南京，改南京為東京，圣宗城中京，興宗升云州為西京，于是五京備焉。”其中遼上京是遼朝營建最早、使用時間最長、最為重要的首都。

　　遼上京遺址位于今內蒙古自治區(qū)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zhèn)南，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遼上京和遼祖陵遺址于2012年12月已經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13年12月，遼上京遺址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遼上京曾是遼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是中國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區(qū)建立的第一座都城。遼上京雙城制的平面布局，是“因俗而治”統(tǒng)治理念的物化表現，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都城形制布局的一種新模式。對于金、元、清諸王朝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我國乃至世界古代都城發(fā)展史上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

　　作為遼王朝的首都，遼上京成為連接東亞及朝鮮半島和西域中亞腹地，中原地區(qū)、西南地區(qū)和北亞地區(qū)重要的經濟文化樞紐。它與東部高麗、日本，西部西夏、回鶻、大食、波斯等王朝，南部的北宋、吐蕃等王朝，漠北蕃屬諸部都有密切的經濟、文化交往，對于“草原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當時的中亞地區(qū)“無聞中國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國”，契丹族曾為古代中外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貢獻。

　　遼上京作為遼代首都沿用了200余年，是我國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草原都城。遼上京遺址也是我國目前保存狀況最好的古代都城遺址之一。位于北部的皇城遺址平面格局基本保存完好，夯土城垣高達6—10米不等，宮殿寺院等建筑基址依稀可見;位于南部的漢城遺址地表遺存保存略差，但城內文化堆積較厚，仍存有豐富的文化遺存，具有極高的歷史和科學價值。遼上京城址遺址所蘊含的豐富的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等信息，一直為國內外學術界所關注。對于遼上京遺址進行科學的考古發(fā)掘和有效的遺址保護，無疑是對保護中國古代文化遺產所作的重要貢獻。

　　確認遼上京宮城規(guī)模

　　遼上京遺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在2010年以前，遼上京遺址缺乏有計劃的大規(guī)?？脊虐l(fā)掘，考古工作基礎較為薄弱。同時遼代都城制度也是一項十分重要但研究薄弱的課題。因此，亟待開展對遼上京遺址的科學考古發(fā)掘，為了解遼代都城制度積累基礎資料。更為重要的是，進入21世紀，巴林左旗城區(qū)的擴展，使遼上京遺址保護壓力驟增。對遼上京遺址進行科學的考古發(fā)掘，有利于促進地方政府對遼上京遺址進行有效保護，同時推進遼上京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以及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進程。因此，在國家文物局有關領導和專家的大力支持下，從2011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和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遼上京考古隊，開始對遼上京遺址進行全面勘測和有計劃的考古發(fā)掘。我們的學術目標首先是要搞清遼上京遺址的平面布局、功能分區(qū)和歷史沿革;其次是結合歷史文獻，探索以遼上京為代表的遼代都城制度和歷史地位;再次是促進對遼上京遺址的有效保護，為遼上京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以及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等保護工作提供科學的基礎資料。

　　近五年的考古發(fā)掘工作都是緊緊圍繞預定的學術目標而展開的。2011年，考古隊首先對遼上京皇城西門——乾德門遺址進行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明確了乾德門形制結構和歷史沿革。西山坡遺址位于遼上京皇城西南部，是皇城內的制高點?，F存一處東向的大型遺址，南北并列的兩個院落內有數座建筑基址。關于西山坡遺址的性質存在遼代早期宮殿址“日月宮”或“佛寺遺址”兩種不同認識。確認西山坡遺址性質，對認識遼上京的布局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2012年我們發(fā)掘了西山坡遺址北院后部的3座建筑基址，確認這里是一處遼代始建、金代沿用的佛教寺院遺址。其中北院3座建筑基址是三座六邊形塔基。其中一號建筑基址規(guī)模龐大、結構復雜，出土了泥塑羅漢像等珍貴遺物。此項考古發(fā)掘榮獲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

　　2013年起，遼上京考古隊在全面踏查、測繪以及前兩年考古發(fā)掘的基礎上，開始對遼上京皇城遺址進行全面的考古鉆探，并將學術目標確定在對遼上京宮城規(guī)模的確認和形制布局的探尋上。遼上京皇城城墻保存至今。盡管在皇城中部，現在地表依稀可見一些大型的建筑基址，但是宮城城墻在地表蕩然無存。而且，以前的幾次考古鉆探也沒有太多進展。2013—2014年，我們通過地面踏查和仔細的考古鉆探，經過艱辛的努力，終于找到了遼代宮城四面城墻的線索，這是遼上京考古的重大進展。在此基礎上，我們先后對遼上京宮城北墻、西墻、南墻和東墻進行多處的考古試掘和解剖，并對宮城西門和東門進行了考古發(fā)掘，取得了十分重要的考古收獲，達到了預期的學術目標。結合最新考古成果和文獻記載，我們發(fā)現從皇城東門到宮城東門的街道以及宮城東門內多組東向的宮殿建筑群線索，因此2015年圍繞東向軸線開展了系列考古工作，首次從考古學上證明了遼上京城的朝向，是遼上京考古的又一突破。

　　增進對遼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的認識

　　五年來，遼上京遺址考古工作遵循城市考古的基本方法，并與建筑考古、科技考古和遺址保護等多學科密切結合，重點圍繞城址的布局和沿革開展考古調查、勘探和發(fā)掘工作。調查、勘探總面積達3平方千米。發(fā)掘的遺址主要包括皇城城門（東門、西門）、西山坡大型佛寺塔基、宮城城門（東門、西門）、宮城一號殿院落等重要建筑遺址，還對皇城城墻、宮城城墻以及城內道路系統(tǒng)等線性遺跡進行了試掘和解剖，在較短時間內取得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極大地增進了我們對遼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的認識。主要收獲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通過考古勘探和重點試掘，首次確認了遼上京宮城的位置和規(guī)模，更正了以往對宮城范圍的錯誤推測。宮城位于皇城中部偏東，東、南、西各辟有一門，目前未發(fā)現北門。通過對宮城四面墻體的局部試掘和解剖，初步掌握遼上京宮城城墻的營建做法、形制結構及其年代。遼上京宮城位置和形制的確定，是遼上京遺址考古的重大成果。

　　二、根據考古調查、勘探線索，結合考古發(fā)掘，首次發(fā)現并確認皇城東門、宮城東門、宮城內一組東向的大型建筑院落及貫穿其間的東西向道路遺址，呈東西向軸線布局。遼上京皇城東門和宮城東門均為一門三道格局，而皇城和宮城西門均為單門道，可見東門規(guī)模大、等級高，體現出帝都的規(guī)制。從考古學上首次證明遼上京城曾存在東向為尊的情況，與歷史文獻記載相一致，極大地推進了對遼上京城址布局的研究。

　　三、通過對皇城內多處建筑遺址的發(fā)掘和解剖，我們了解到遼上京都城建筑的形制類型、歷史沿革及其建筑技術特點。從皇城和宮城的東門、西門遺址來看，遼上京的城門主要可分為以皇城東門、西門為代表的木構過洞式城門和以宮城東門為代表的殿堂式城門兩種。通過對皇城墻、宮城墻、一號殿址、西山坡遺址、南部街道及臨街建筑等多種類型遺址的揭露，我們對遼上京城墻、宮殿、佛寺、街道的形制做法也有了更深的認識。這為我們研究遼代建筑的形式、技術及其源流發(fā)展，提供了難得的考古資料。

　　四、皇城內西山坡遺址的發(fā)掘是迄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遼代都城遺址考古。根據出土遺跡和遺物，可以確認西山坡是一處遼代始建的佛家寺院遺址，位置重要、規(guī)模龐大，是當時遼上京城標志性的建筑之一。佛寺分為南、北兩組，各有院墻。其中北組西部為三座六角形佛塔基址，布局形式為一大兩小、一字排開，是目前所知國內唯一的實例。位于中央的大型塔基，出土大量精美寫實的泥塑佛教造像，引起國內外多學科學者的廣泛關注。這次發(fā)掘成果明確了西山坡遺址的性質，對重新認識遼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將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

　　五、通過對皇城遺址的普探和對皇城內幾處重點遺址有計劃的發(fā)掘，較全面地了解到皇城內原始的地形地貌和地層堆積情況。同時，獲得了一系列地層關系清晰明確的重要遺物，可初步建立一些遺物的年代序列，為推定遺址時代建立基礎，有效推進對遼上京城址營建、發(fā)展、廢棄等歷史演變過程的認識。

　　遼上京遺址這五年的發(fā)掘成果十分重要。一方面豐富了遼代都城考古的基礎材料，提升對遼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研究水平，極大地推進遼代都城的考古和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另一方面也為促進大遺址保護，推進遼上京國家遺址公園建設和遼上京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等提供了更堅實的學術支撐。返回光明網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