獸首銜璧玉佩

透雕龍鳳紋重環(huán)玉佩

　　廣州自古以來是中國海外交通貿易中心，這個格局是秦始皇與南越王開創(chuàng)、漢武帝時期形成的。唐代嶺南節(jié)度使負責海外貿易管理，皇帝又派遣特使來廣州揀選海外珍異，從政府層面加強海外交通貿易的管理，為宋代市舶條例打下基礎。唐代嶺南節(jié)度使、市舶使院和宋代市舶司都設在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廣州。專家指出，雖然目前發(fā)掘的遺跡不能確指建筑基址，但治所與官署就在現北京路和財廳前一帶是肯定的。

　　“作為廣州市海上絲綢之路申遺的6個重要史跡點之一，當年南越王墓墓中出土的多件海外珍貴器物，不僅是南越國與海外交往的歷史見證，也是廣州地區(qū)發(fā)現年代最早的一批舶來品?！蔽鳚h南越王博物館館長吳凌云介紹，1983年，南越王墓出土了波斯銀盒、原支非洲象牙、紅海乳香、焊珠金花泡、玻璃珠飾等舶來品文物，這些都說明廣州當時就是一個越洋貿易的重要港口，為歷代廣州外貿打下堅實的基礎。這批出土文物也是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發(fā)祥地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物證。吳凌云對60多年來廣州出土的包括西漢南越王墓在內相關文物作了梳理，強調它們印證廣州是中國少有的兩千多年連續(xù)不斷的對外貿易大港。

　　吳凌云透露，廣州“海絲”申遺項目有望在2018年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

　　古墓挖出最早舶來品

　　“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古波斯帝國時期的銀盒，是迄今被考古專家公認的中國發(fā)現的最早‘舶來品’。”吳凌云介紹，這件備受世人注目的蒜瓣紋銀盒高12.1厘米，口徑13厘米，重572.6克，器壁光滑，大體完好。“銀盒與我國古代金屬鑄器有明顯區(qū)別，其造型和紋飾與漢代及以前中國容器的傳統(tǒng)風格迥異，它是用錘揲法在金屬器上打印出凸瓣紋。這在中東地區(qū)廣為流行，而在古波斯帝國時期的金銀器中卻有不少與之相類似的器物，銀盒因此被學術界認為來自波斯，經海路傳至廣州。”

　　出土飾物呈現海外工藝

　　伴隨南越王墓出土的13件熏爐，還包括出土的21.22克乳香， 這是自古以來阿拉伯地區(qū)重要商貿物產。

　　“此外陪葬物還有西方色彩的玻璃珠子，有蜻蜓眼玻璃珠、扁圓形小珠串飾等4個玻璃樣本。經測試分析，其中的蜻蜓眼玻璃珠應當是受海外珠子的影響，按西方玻璃珠的樣式仿制的。

　　提起南越王身上著物會讓人最先想到絲縷玉衣，而在南越王身上發(fā)現的珠襦飾物中，其中包括32枚精湛的焊珠金花泡。記者在廣州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見到，這些直徑僅有1.1厘米的金花泡閃閃發(fā)亮，呈半球形，泡面用金絲焊接出圓形、心形、辮索形等多種立體圖案，也有用4粒小金珠焊接成圓珠形圖樣。

　　吳凌云介紹，在20倍的顯微鏡下，可清楚地看到焊接點。這是目前中國境內考古發(fā)現見到最早的黃金焊珠工藝制品。據學者考證，這種焊珠工藝在西亞兩河流域烏爾第一王朝時期（公元前4千年）就已出現，隨后流行于古埃及、克里特和波斯等地，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東征以后流傳到印度。有學者認為，零星散布在中國的焊珠工藝金珠，與中西方的海上航路有關，是很有道理的。

　　提筒詳錄當年海事圖

　　“漂洋過海的最重要前提是海運工具和航海知識。而南越王墓出土了刻有四艘船紋的提筒，刻鑄的船紋給我們提供了一幅裝備完整的海事圖畫?！眳橇柙平榻B，這件提筒器身有4組紋帶，近口沿處和近器足處的三組紋飾，均以勾連菱形紋為主，上下綴以弦紋、點紋和鋸齒紋飾。器腹中部的一組是主紋，海船4艘，每船羽人5人，均飾長羽冠，船旁還飾以水鳥、海龜、海魚。

　　值得注意的是，從圖案中能夠看到此時已經有了水密艙、舵和風帆。四艘船均有5個或6個船艙，船艙內滿載戰(zhàn)利品，有一艙內滿是銅鼓。這是目前見到的最早的水密艙海船圖。

　　吳凌云解釋。中國在造船技術方面有許多堪稱第一。在這四組船紋圖還反映出海上作戰(zhàn)凱旋的情形。

　　另外，在1975年，廣州還發(fā)現了秦造船工廠遺址，證明兩千多年前，廣州已擁有相當規(guī)模的造船能力與先進的技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