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十三行與中西繪畫藝術(shù)交流
2016-06-06 21:30:11 作者：冷東 來源：《廣東社會科學》 已瀏覽次
內(nèi)容提要：清代中期廣州成為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經(jīng)貿(mào)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廣州十三行在引進西方繪畫藝術(shù)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中西繪畫藝術(shù)的融合與交流，推動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藝術(shù)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并對嶺南繪畫藝術(shù)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
關(guān) 鍵 詞：十三行/西洋繪畫/外銷畫/嶺南畫派
作者簡介：冷東，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廣州 510006
標題注釋：本文系廣東省2012年社科規(guī)劃共建項目“清代廣州郵政史研究”(項目號GD12XLS03)及2013年教育部項目“廣州十三行文書制度及其影響”(項目號13YJA770013)的階段性成果。
廣州是清代中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成為中外貿(mào)易、外交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廣州十三行在繪畫藝術(shù)方面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成為西洋繪畫傳入中國的重要通道，促進了中西繪畫藝術(shù)的融合與交流，推動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藝術(shù)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并對嶺南繪畫藝術(shù)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
一、十三行與西洋繪畫傳入
公元14世紀以后，歐洲成為“文藝復興”的發(fā)源地，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早在清代以前，文藝復興的重要成果西洋繪畫就通過廣州非正式進入中國。如意大利耶穌會土羅明堅(Michel Ruggieri)于1580-1583年間(明萬歷八年至十一年)將西洋宗教美術(shù)作品帶入廣州，“在他的會所里還陳列著許多別樣的新奇物品，例如聲調(diào)悠揚的新樂器，意國的美術(shù)印刷品，不特令人奇異印工的美妙，裝訂的富麗，內(nèi)中盡是圣母事跡及信德奧理的插圖，琳瑯滿目，美不勝收”。①這些作品用西洋透視方法作畫，人物生動，栩栩如生，吸引不少民眾和廣州畫家參觀。②羅明堅還將天主教宗教畫印刷品擴散到肇慶等地③，成為明清時期在中國內(nèi)地傳播西洋繪畫藝術(shù)的第一人④。明代晚期西方傳教士阿爾法羅(Pierre Alfaro)、利瑪竇(Matteo Ricci)、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等人皆通過廣州攜帶宗教性質(zhì)的西洋繪畫進入中國。⑤這些美術(shù)作品是非正式流入中國的，主要是用于宗教傳教的陪襯，影響是有限的。
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朝國力鼎盛，清代社會對美術(shù)的推崇和收藏嗜好也達到極致，推動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藝術(shù)的發(fā)展與輝煌。而同期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方興未艾，也影響清代朝野開始接受西方繪畫藝術(shù)，使清代繪畫呈現(xiàn)出多樣性與創(chuàng)造性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實行“一口通商”政策，只保留廣州與西方國家海路的貿(mào)易職能，直至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廣州成為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經(jīng)貿(mào)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也成為西洋繪畫進入中國的正常通道?；浐ｊP(guān)即從官方渠道進口了“油畫”、“玻璃鏡鑲玻璃油畫”等西方繪畫作品。⑥如雍正六年(1728)至雍正十三年(1735)，廣東官員進貢到宮廷的“洋貨”類貢品中就有“風琴畫、洋畫片、洋油畫⑦等。乾隆年間兩廣總督兼任粵海關(guān)監(jiān)督李侍堯進貢的貢品中就有“洋油畫小掛屏一對”。⑧乾隆朝文人沈復游歷廣州后稱：“十三洋行在幽蘭門之西，結(jié)構(gòu)與洋畫同?！雹嵴f明沈復已經(jīng)觀看過以十三行商館為內(nèi)容的西方繪畫作品。十三行商也成為中國欣賞西洋繪畫較早的群體。歐洲傳教士馬爾科姆(Howard Malcom)1840年造訪十三行商伍秉鑒住宅后稱：“除了華麗的中式燈籠，(室內(nèi))還懸掛著不同規(guī)格和款式的荷式、英式和中式枝形吊燈。意大利的油畫、中國的掛軸、法國鐘、日內(nèi)瓦的箱子、不列顛的碟子等裝飾著同一個房間，并點綴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珍品、蠟制水果模型和造價不菲的白镴制品?！雹?/div>
清廷規(guī)定：所有到達廣州的外國人，遇有愿進土物及習天文、醫(yī)科、丹青、鐘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門則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則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h，隨時詳報臣衙門代為具奏請旨，送護赴京。(11)廣州十三行也成為西方人士進入中國的必經(jīng)中轉(zhuǎn)站和管理機構(gòu)，眾多西方繪畫人才通過十三行進入清宮者不絕于途，著名者如熱拉蒂諾(Gerardino)、馬國賢(Matteo Ripa)、德天賜、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中西美術(shù)交流進入繁榮的時代。
1707年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乘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經(jīng)澳門到達廣州，在廣州學會了中文，作為畫家進入了北京宮廷，最先把西方銅版畫傳入中國。在北京他參觀了之前來到中國的意大利畫家熱拉蒂諾的油畫室，為此馬國賢認為“熱拉蒂諾是把油畫藝術(shù)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馬國賢回到意大利后，創(chuàng)辦了歐洲最早的培養(yǎng)中國留學生的中國學院，為1792年英國馬嘎爾尼訪華提供了兩名能講純熟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的中國學生作為翻譯(12)，為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13)。
1715年，一位27歲的意大利傳教士和畫師經(jīng)過一年多的海上航行到達廣州，在十三行商館學會了中國語言和禮儀，給自己起了郎世寧的中文名字，進入北京宮廷供職，成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宮廷西洋畫師。(14)郎世寧在清宮畫院處供職一生，將西方油畫的肖像畫技法帶到了中國，為清朝皇家繪制了大量賞心悅目的藝術(shù)精品，如1711年(康熙五十年)郎世寧所作油畫《純惠皇貴妃半身朝服象》，簡稱《純惠貴妃象》，堪稱“東方蒙娜麗莎”，體現(xiàn)了精湛的畫技，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中西合璧的全新肖像畫風格，影響清代畫壇。郎世寧還用繪畫記錄了清廷的重大歷史事件，尤以銅版畫《平定西域戰(zhàn)圖》將紀實繪畫推向了高峰。
1757年，清朝中央政府平定新疆準噶爾部叛亂獲得輝煌勝利。為了給自己的文治武功留下生動的形象資料，乾隆帝決定用繪畫形式記錄這次平叛戰(zhàn)況，請在宮中任首席畫師的郎世寧帶領(lǐng)法國畫家王致誠(Jean-Denis Attiret)、波希米亞耶穌會士艾啟蒙(Igance Sichelbarth)和羅馬耶穌會士安德義(Andre)等人，根據(jù)乾隆年間平定準噶爾部、大小和卓木等叛亂勝利的史實繪畫而成16幅凱旋圖組畫。乾隆皇帝為了珍藏此組繪畫，下旨雕刻成銅版畫加以保存，送往法國制作，交由兩廣總督李侍堯負責。(15)李侍堯接旨后，則轉(zhuǎn)交給十三行商完成。乾隆三十年(1765)，由同文行總商潘啟與其他十位行商聯(lián)名與法國東印度公司簽訂合同，委托法國制作《平定西域戰(zhàn)圖》組畫。乾隆三十九年(1774)法方將所制《平定西域戰(zhàn)圖》銅版及各印200張銅版畫經(jīng)廣州上繳清朝宮廷，歷時11年之久。當組畫全部制成送抵紫禁城時，參與畫稿的郎世寧、王致誠二人已去世，未及見到作品。(16)北京和巴黎相隔萬里，是十三行商將這大膽的設(shè)想變?yōu)楝F(xiàn)實，在紫禁城與巴黎之間搭建了藝術(shù)橋梁。
《平定西域戰(zhàn)圖》這套組畫用西洋繪畫形式描繪中國的歷史場面，既有很高的藝術(shù)品位，又具獨特的史料價值，被視為200多年前東西方藝術(shù)合作的經(jīng)典巨作，今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依舊珍藏著這套畫作?？梢?，清代中期廣州成為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經(jīng)貿(mào)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廣州十三行在引進西方繪畫藝術(shù)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中西繪畫藝術(shù)的融合與交流，推動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藝術(shù)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
二、十三行與中西繪畫交流
十三行不斷從國外引進西方繪畫人才，廣州成為中西繪畫藝術(shù)交流的通道，也為學習并掌握西方繪畫藝術(shù)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西方繪畫與中國傳統(tǒng)繪畫畫種、作畫工具、表現(xiàn)手法不同，而且在繪畫理論、透視要求、構(gòu)圖方式、光暗表現(xiàn)上有很大差別。早在十八世紀中期，廣州畫家已經(jīng)開始掌握了西方的繪畫技巧。瑞典奧斯克學會會員彼得·奧斯伯克在乾隆十六年(1751)以傳教士身份隨瑞典東印度公司輪船“查理斯皇子”號抵達廣州，他觀察到，“若干年前中國人繪畫的技藝不高，但近年來因得以見識歐洲藝術(shù)家的造詣，他們在這方面已大為進步——尤其在透視學上，從前他們對此是一無所知的?！?17)美國首航廣州“中國皇后”號船長山茂召在其日記中評價廣州的繪畫藝術(shù)，說中國的畫工和畫匠雖然缺乏創(chuàng)造性，但卻有很強的模仿能力，總能把西方的畫描繪得維妙維肖。為此，山茂召還特意在十三行訂購一批中國的瓷器，那些器皿內(nèi)繪有“中國皇后”號的標記、廣州十三行風光等圖案，這些都出自于廣州工匠的巧手。19世紀初，美國畫家曾為航行廣州的美國塞勒姆市“友誼”號商船畫了幅水彩畫，廣州瓷器畫家將此畫畫在一個直徑10英寸的瓷盤上，不僅描繪了“友誼”號的全貌，準確標上船舶的英文名字，而且畫中遠處還隱約地出現(xiàn)三艘小船，顯示運用了西洋繪畫的透視技法(18)，說明廣州的繪畫技術(shù)在吸納西方繪畫技巧中得到發(fā)展。
由法國代制的《平定西域戰(zhàn)圖》銅版畫是廣州十三行承辦并經(jīng)廣州上繳北京宮廷的，故一些廣州雕刻工匠得以學習而掌握銅版畫的技術(shù)。乾隆四十年至嘉慶年間(1775-1820)，北京宮廷再將乾嘉年間的幾張戰(zhàn)圖制作成銅版畫時，已不用送到法國制作，而是由在北京的耶穌會士蔣友仁(Michel Benoist)指導來自廣州的工匠成功制作成中國自己的銅版畫。
中西繪畫藝術(shù)在廣州交流的最典型代表作是十三行外銷畫。十三行的外銷畫興起于18世紀中期，19世紀初達到鼎盛。所謂外銷畫，就是由廣州畫家滿足來廣州外國人士的愛好，采用西方的繪畫方法、畫筆、顏料作畫，帶有風俗、風景寫生或紀念旅游性質(zhì)的商品繪畫，主要銷售到歐美社會，因此稱之為外銷畫，種類有布本油畫、象牙油畫、玻璃畫、紙本水彩畫、通草片水彩畫、水粉畫和瓷器燒造畫、壁紙畫等。
十三行時期最有名的外銷畫家是關(guān)喬昌(又名啉呱)和關(guān)聯(lián)昌(又名庭呱)兄弟。19世紀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在廣州十三行商館區(qū)長期居住，在澳門、廣州、香港等地作畫，還招收廣州學生傳授西方油畫技法。關(guān)喬昌兄弟1825年成為錢納利的學生，學習和掌握了西洋畫方法和技術(shù)。其后兄弟二人在十三行商館區(qū)內(nèi)開設(shè)畫室，專繪大量外銷畫。他們兄弟所繪的肖像畫極為生動，所作的廣州風景畫栩栩如生，具有獨特的魅力，大大滿足了來粵外國商人的好奇心理和審美情趣，甚得外國商人青睞，使畫作銷路大暢，生意興隆，被稱為中國最杰出的外銷畫家。關(guān)喬昌五十二歲時作自畫像，成為1986年12月香港郵政總局發(fā)行四枚“19世紀香港人畫像”郵票之中的一枚(面值一元七角)。另一枚面值五元者是錢納利親手所繪十三行商胡興官的妻子肖像，再一枚面值一元三角的中國婦女人像，亦是錢納利所繪。
關(guān)氏兄弟的外銷畫市場很興盛，他們廣招學生，培養(yǎng)了一批外銷畫工匠，臨摹關(guān)氏畫作或復制西洋畫家作品出售。在廣州十三行商館區(qū)一帶就有近三十間畫店，這些畫家共同構(gòu)成了十三行時期廣州外銷畫的創(chuàng)作隊伍，為當時外國商人提供足量的外銷畫商品，繁榮了十三行外銷畫市場。關(guān)氏兄弟還結(jié)合了十三行商的商業(yè)手段，為招攬外銷畫生意，在英文《廣東郵報》刊登廣告：“可以向讀者保證，如果他們希望在下一次彗星訪問地球之前的有限時間內(nèi)永生，毫無疑問，最好是為母親、妻子、姐妹、情人、知己留下比他們心目中更英俊漂亮的肖像，只要十五塊錢，罕見的傳真。”(19)
19世紀西方醫(yī)學取得飛速發(fā)展，尤以外科、產(chǎn)科、眼科先進，成為最先進入中國的醫(yī)科。美國海外布道會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遣派伯駕(Peter Parker)牧師以專業(yè)醫(yī)生資格前往中國傳教。(20)道光十五年(1835)伯駕來到廣州，得到行商伍秉鑒的支持，免費提供十三行內(nèi)新豆欄街部分房屋，創(chuàng)辦了眼科醫(yī)局，時稱“新豆欄醫(yī)局”，這是廣州最早的眼科醫(yī)院中山醫(yī)科大學的前身。關(guān)氏兄弟曾為伯駕醫(yī)院中的110名患腫瘤病人畫像，這批畫像直至今天還保留在英國倫敦蓋伊醫(yī)院(Guys Hospital)和美國耶魯醫(yī)學圖書館(Yale Medical Library)，成為研究中國油畫及醫(yī)學史的珍貴資料。
另外一名在十三行開設(shè)畫鋪的外銷畫家關(guān)作霖(英文名Spoilm)，也頗負盛名。(21)他曾用西洋水彩畫筆法為行商潘有度繪肖像，1800年被美國人普羅雄登斯購買收藏。保留在波士頓由私人收藏的關(guān)作霖傳世作品中，還有其在廣州為從夏威夷群島遠航廣州而來的酋長作的肖像。(22)
廣州的十三行夷館是廣州的外銷畫家們十分喜歡表現(xiàn)的題材，已經(jīng)能夠熟練地掌握構(gòu)圖透視、光暗投影以及色調(diào)對比，無論是珠江中來往的中外船只，還是江岸上在燦爛的陽光照耀下鱗次櫛比的西式樓房，都表現(xiàn)了充滿中西歷史文化進程反差對撞的強烈的視覺對比，反映了外銷畫掌握西方畫種技法的進步。(23)
外銷畫另外一種形式就是瓷器燒造圖，稱為廣州彩瓷，簡稱“廣彩”。雍正年間，隨著西方對中國外銷瓷器需求的擴大，景德鎮(zhèn)部分釉上彩繪瓷器逐漸運至廣州河南加工生產(chǎn)。景德鎮(zhèn)的釉上彩瓷藝術(shù)，加上廣州銅胎瓷琺瑯燒青藝術(shù)，同時仿照中國錦緞紋樣繪制花卉圖案，并融合以西洋的水彩、素描、銅版、肖像畫等繪畫風格和刻繪技巧，最終鍛造成了一種具有新的裝飾藝術(shù)形式的廣州彩瓷。一名外國商人參觀廣州烘瓷廠后記載：“我們參觀了制瓷的一系列工序。我們看見在一條長走廊中，有一百多人工作。他們正在每一件特殊瓷器上描繪各種花紋，有些部分是由上年紀的人進行的，其他部分由青少年進行，甚至有六七歲的兒童參加?！?24)
當時的廣彩工匠多仿照西洋畫，有的也按照外商提供的樣板作畫，所以又稱為“客貨”。圖案多為歐洲中世紀的城堡、教堂、花園風景、帆船以及肖像等。后來又兼采中國的繪畫技藝，形成了一套完整技藝，其筆法既有中國繪畫傳統(tǒng)風格，又有西洋畫風采，充分展現(xiàn)中西合璧的特點。廣彩大量采用西紅(金紅)、法藍(水清)、水綠、茄色(紫色)、湖水綠(鶴春)、牙白、二綠、雙黃等，同時采用氧化銅、氧化鈷等外國琺瑯顏料，形成了顏色以薄、艷、亮見長的特色。(25)這些繪制有外銷畫圖案的“廣彩”，現(xiàn)在流存在英國、法國、荷蘭、瑞典等西方國家的博物館、藝術(shù)館者千萬計，其中瑞典隆德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套完整的50幅瓷器燒造圖，是乾隆年間(1736-1795)廣州畫家繪制的外銷畫作品。這套廣州外銷畫的圖冊，是瑞典東印度公司首任大班坎貝爾從廣州十三行購得(26)，是研究十三行時期中國外銷畫十分珍貴的參考圖像資料。廣彩反映了廣州畫師學習西方工藝美術(shù)風格，不僅造就出當時中國外銷工藝美術(shù)作品的輝煌，而且豐富了中國傳統(tǒng)工藝美術(shù)的內(nèi)容和形式。
中國畫家以十三行商館為題材的畫作，不僅有油畫，而且還有水粉畫、水彩畫、鋼筆畫、玻璃畫。早期的作品在技法和材料上還繼續(xù)采用了中國傳統(tǒng)的繪畫材料，如水粉畫絹本手卷。香港藝術(shù)館收藏有18世紀晚期中國畫家所作的題為《市舶司回府》的絹本水彩畫，此畫可能是一長卷畫的部分，全卷描繪珠江河道上自黃埔船塢至廣州商館的景色。大英博物館藏有一卷全長26英尺的相類內(nèi)容完整畫作，創(chuàng)作時間約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東印度樓歷史博物館藏有長度相約的另一卷。這一類型的長卷畫準確地描述了珠江沿岸的變化、舫標(碉堡、古塔、寺廟、稅關(guān)、洋行、岡巒)和距離，在當時對于未曾熟習路線的外國領(lǐng)航員來說，起了導航圖的作用。這些畫作被外國人帶回國之后，很多被分割開來獨立裝裱成裝飾品，有些更分成十二幀之多。美國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收藏的中國畫家鋼筆畫《商館區(qū)一景》，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刻畫得十分精致，效果類似銅版畫。(27)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還收藏有中國畫家作于嘉慶十年(1805)的玻璃畫《廣州商館區(qū)》，廣州博物館也收藏有《清十三商館》的玻璃畫。玻璃畫在13世紀晚期發(fā)源于意大利，17世紀由傳教士傳入中國，道光三十年(1850)后，這種繪畫方法在世界各地逐漸式微。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收藏的這幅玻璃畫是由居于波士頓的美國商人托瑪斯·拉姆購回美國的，對廣州十三行商館的景致刻畫入微，是一件成功的美術(shù)作品，又是寶貴的歷史資料。
通草又名通脫木，五加科子喬木，莖中的髓顏色潔白，有絲絨的質(zhì)感。把這種植物樹心切成薄薄的切片，薄而半透明，可以用來作畫，所謂通草畫就是指繪制在這種材質(zhì)上的水彩畫?！岸韲┐郴誓峁爬乐苡螙|方時，獲贈十幾本、300多張通草畫，至今仍保存在俄羅斯皇家博物館中。而在英國、瑞典、美國等歐美國家，上至皇家宮廷、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下至尋常百姓人家，通草畫帶著濃濃的舊時廣州記憶依然為人們所著迷?！?28)
十三行時期，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貿(mào)易交往日益頻繁。來華商人在廣州大量采購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商品，這些商品暢銷西方市場，引發(fā)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濃厚興趣和對中國物品的強烈喜好，掀起了一場波及西方藝術(shù)、文化、建筑、裝飾等諸多領(lǐng)域的“中國風”，這種藝術(shù)風格在歐洲社會前后持續(xù)了一百余年。
歐洲人有用壁畫裝飾墻面的傳統(tǒng)，掛毯、刺繡、錦緞、天鵝絨及淺浮雕的皮革制品等都是裝飾墻體的主要材料，由于這類材料價格昂貴，是只有上流社會才能擁有的奢侈品。17世紀到19世紀，廣州壁紙開始輸入歐洲，其絢麗的色彩、精美的畫面、完美的工藝，以及濃郁的東方情調(diào)，贏得了歐洲社會各個階層的青睞，廉價精美的中國壁紙逐漸替代了歐洲昂貴織物的飾墻材料，成為歐洲社會上下通用的室內(nèi)裝飾品。17世紀末一位作家在《世界報》中寫到：“中國壁紙在豪宅中極為流行，這些房子里掛滿最華麗的中國和印度紙，上面滿繪著成千個根本不存在的、想象出來的人物、鳥獸、魚蟲的形象?！?732年瑞典“腓特烈國王”號首航廣州，大班柯林·坎貝爾在記載采購的回程貨物中就有大量壁紙。另據(jù)1775年的一份檔案記載，一艘到達倫敦的東印度公司商船，一次就裝載了2236件中國壁紙。
廣東省博物館現(xiàn)收藏一件18世紀清代市井風情圖外銷壁紙，水粉紙本，廣州畫匠繪制，這是中國博物館界收藏的唯一一件中國外銷壁紙的實物。由于這類壁紙專供外銷，中國當時未留下任何文獻記載與實物資料，致使這段關(guān)于廣州傳統(tǒng)手工藝的輝煌歷史漸漸淡忘于人們的腦海中。這件珍貴藏品的征集，不但填補了國內(nèi)收藏界的空白，也為學術(shù)界加深十三行的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證明。(29)
三、十三行商與嶺南繪畫
十三行商是清代中期從事海外貿(mào)易的富商群體，最著名行商家族為“潘、盧、伍、葉”(30)。十三行商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孫儒化色彩濃厚，雅好琴棋書畫，部分行商及其后代具有較高的書畫造詣，熱衷繪畫藝術(shù)，對嶺南繪畫影響巨大。
伍氏行商伍秉鏞辭官后“日以詩畫自娛，畫尤工……間潑墨作大小幅，輒題詩其上。”(31)伍元華、伍元蕙是書畫愛好者、鑒藏家，善畫能詩。(32)伍延鎏善山水，筆氣磅礴，仿吳仲圭、清湘老人。中年后，專寫墨梅，因自號梅盦。自繪梅譜十六幀，諸家筆法均備，名人題詠甚眾。(33)伍德彝是伍秉鑒第五代子孫，為居廉入室弟子，畫則山水、人物、花鳥、草蟲，無一不精；字則篆隸楷草，無一不妙。又善詩詞，允稱三絕，尤工古籀篆刻。張之洞督粵時，嘗至其家，燕賞其畫。迨五十賜壽，所有禮物均璧，獨受其所繪九如圖，大為欣賞。番禺梁鼎芬采李白論畫句云：“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苔錦含羞滋”，謂其畫景得輕濃二字之妙。因以名其館曰松苔，并號松苔館主。著有《松苔館詩鈔》、《浮碧詞集》若干卷。嘗謂：書畫一道，勿扭于一隅，須多見多聞，多讀多寫，集各名家之大成，一爐而冶之，方可出人頭地云。德彝晚年失明，猶能以指畫扇頭冊頁。(34)
更重要的是，1835年伍氏行商擴建伍家花園，核心區(qū)域萬松園是接待西方商人和嶺南名士的場所。萬松園收藏了大量書畫精品，在此廣交名流，是嶺南書畫界交流聚會的中心，促進嶺南書畫的作用非同尋常。
潘氏行商潘正煒自幼勤學善書，宗蘇東坡(蘇軾)、米元章(米芾)筆法(35)，尤工楷書，善書畫(36)。潘恕工詩詞，善畫；潘飛聲既是詩人，也是書畫家。除了自身的書畫造詣，潘氏行商更主要的貢獻也是在書畫的收藏和交流方面。潘有為時代已開始注重書畫收藏，到了潘正煒時代，突飛猛進，數(shù)量激增，成為了清代最負盛名的書畫鑒藏家之一，建聽帆樓，自號聽帆樓主人、聽帆樓居士。他精心鑒賞、研究藏品并撰書立著，其傳世的著作有《聽帆樓書畫記》，從其藏品所精選，共收錄精品書畫180余種，有數(shù)十位名人雅士為其書畫題跋，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
還如顏氏行商后人顏谷昭好蓄古書畫(37)，行商葉廷勛篤嗜書畫，“聯(lián)詩讀畫，殆無虛日”(38)。葉廷勛之子葉夢龍等皆習有父風，少年習畫，精繪事。(39)其后葉氏家族更將商業(yè)資本轉(zhuǎn)向文化藝術(shù)領(lǐng)域，窮其畢生精力，打造了一個輝煌的書畫鑒藏王國——“風滿樓”。正是這些行商在繪畫領(lǐng)域的貢獻，促進了嶺南畫派的形成與發(fā)展。
嶺南畫派創(chuàng)始人為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簡稱“二高一陳”，是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一個重要流派。嶺南畫派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也與十三行商有密切關(guān)系。
嶺南畫派的奠基者居巢、居廉與武氏行商關(guān)系密切，收伍德彝為徒后，便進入了伍家的賓客圈，不僅伍德彝，連他的父親伍延鎏、叔父伍金城及弟伍樂陶也成了居廉書畫交游圈中的主要成員(40)，映射出行商畫界相得益彰的關(guān)系。居巢、居廉不僅名聲愈顯，也能賞閱其家藏書畫，眼界愈高。1899年10月，居廉曾與伍德彝、容仲生、陳壽泉、崔詠秋、劉玉笙、葛紹棠、張澤農(nóng)、吳春生、李桂馨等聚于潘家的萬松山房，共同繪制了《花果》畫卷。在居巢、居廉畫中，可以看到類似西方繪畫立體、明暗的表現(xiàn)法，因此十三行外銷畫應(yīng)該對二居及高劍父繪畫風格一定的影響。(41)
高劍父自幼拜嶺南名家居廉為師，后拜同門師兄伍德彝為師，成為一生事業(yè)發(fā)展的契機?！熬訋熂伴T中有伍德彝(懿莊)者，為嶺南望族伍紫垣(崇曜)之后，富于財，家藏名貴古畫甚豐，年長于先生廿余歲(或云十余)。先生以家貧無能購古畫，乃以同門之誼，由容祖椿之介，求伍氏借閱。伍允焉，但以先行正式拜其為師為條件。先生亟欲多讀多臨名家作品，以期精益求精，竟肯低首降心、折節(jié)向同輩師兄執(zhí)贄行三跪九叩拜師大禮，并向其家屬行禮如儀。每路遇必肅立路旁低首請安。伍乃許其留宿于其鏡香池館之浮碧亭中，觀摩所藏?！?42)除了掌握中國傳統(tǒng)畫技和觀摩書畫精品，伍德彝還介紹高劍父結(jié)識嶺南名流世族如吳榮光、潘仕成、張蔭垣、孔廣陶諸家，于是盡得宋元各家杰作之秘奧，而畫學得以突飛猛進。(43)高劍父在萬松園結(jié)識澳門商人伍漢翹，得其資助就讀嶺南學堂，方有機會向旅居澳門法籍美術(shù)教師麥拉學習了西洋木炭畫，對其后來將中國水墨畫與西洋畫技法結(jié)合有一定影響。(44)高劍父在萬松園結(jié)識日本畫家山本梅崖，與山本在廣州述善小學共事，山本教授高劍父日文，有利于高劍父在日本發(fā)展。高劍父在萬松園認識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廖仲愷，二人過從甚密。何香凝與廖仲愷結(jié)婚后欲學習書畫，廖仲愷向高劍父學畫后再轉(zhuǎn)授何香凝。1906年高劍父東渡日本，在東京陷入困境，幸遇廖仲愷幫助，方渡過難關(guān)。高劍父留學日本時寓居廖宅，還經(jīng)常施教何香凝。何香凝后來也因此被視為嶺南畫派畫家，高劍父后來加入同盟會，積極參與革命，皆與廖仲愷在萬松園結(jié)識關(guān)系密切。(45)
可見，十三行商對嶺南書畫的投入及美術(shù)造詣為嶺南繪畫做出貢獻，萬松園、聽帆樓等行商園林成為孕育嶺南畫派的搖籃，嶺南畫派的領(lǐng)軍人物得益于行商的扶持，接觸并學習嶺南乃至中國的書畫精品，奠定了日后嶺南畫派的地位。在萬松園，高劍父還廣泛接觸了嶺南書畫界和政界的杰出人物，開拓了眼界，提高了境界，為高劍父最后走出嶺南，在國際繼續(xù)發(fā)展，對嶺南畫派和辛亥革命都做出重要貢獻。
注釋：
①[法]裴化行：《天主教16世紀在華傳教志》，蕭浚華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第276——277頁。
?、陂T多薩撰：《中華大帝國史》，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50頁。
?、巯蜻_：《明清之際中國美術(shù)所受西洋之影響》，上海：《東方雜志》，第27卷第1期。
?、軠_建：《明清之際天主教藝術(shù)傳入中國內(nèi)地考略》，廣州：《暨南學報》，2001年第5期。
?、輩⒁姾馊A：《傳教士與明清中西繪畫的接觸與傳通》，北京：《美術(shù)觀察》，1999年第10、11期。
?、蘖和徔傋?，袁鐘仁校注：《粵海關(guān)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5頁。
⑦故宮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骸肚宕鷱V東貢品》，故宮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1987年，第14——15頁。
?、喽ㄖ校骸独钍虉蜻M貢簡論》，北京：《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嵘驈停骸陡∩洝?，卷四，《浪游記快》，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4頁。
?、釮oward M.,Travels in Hindustan and China,Edinburg:Chambers,1840,p.48.
(1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廣州荔灣區(qū)檔案館合編：《清宮廣州十三行檔案精選》，廣州：廣東經(jīng)濟出版社，2002年，第8頁。
(12)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36——37頁。
(13)萬明：《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論略》，北京：《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9年第2期。
(14)湯開建：《澳門——西洋美術(shù)在中國傳播的第一站》，北京：《美術(shù)研究》，2002年第2期。
(15)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朱杰勤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2年，第46——47頁。
(16)(35)潘剛兒、黃啟臣：《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3——84、207頁。
(17)彼得·奧斯伯克：《中國及東印度航旅》，第1冊，福斯特譯(英譯本)，1771年，第242——243頁。轉(zhuǎn)引自香港市政局編?。骸吨榻L貌——澳門、廣州及香港》，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年，第22頁。
(18)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的文化交流》，轉(zhuǎn)引自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廣州市荔灣區(qū)地方志編篆委員會：《廣州十三行滄?！?，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年，第107頁。
(19)張濤：《廣州外銷畫——中國西畫藝術(shù)市場的濫觴》，銀川：《收藏界》，2007年第10期。
(20)Charles Henry Robinson,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p.35.
(21)清宣統(tǒng)《續(xù)修南?？h志》，卷21，《關(guān)作霖列傳》。
(22)王鏞主編：《中外美術(shù)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4頁。
(23)胡光華：《中國明清油畫》，長沙：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1年，第64頁。
(24)轉(zhuǎn)引自陳伯堅、黃啟臣：《廣州外貿(mào)史》(上)，廣州：廣州出版社，1995年，第320頁。
(25)林明體：《嶺南民間百藝》，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6——177頁。
(26)江瀅河：《清代廣州外銷畫中的瓷器燒造圖研究——以瑞典隆德大學圖書館收藏為例》，北京：《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
(27)香港市政局編?。骸吨榻L貌——澳門、廣州及香港》，第153頁。
(28)許珍：《百年古畫銷歐美，千里通草綠羊城》，廣州：《廣州日報》，2010年3月21日。
(29)轉(zhuǎn)引自白芳：《清市井風情圖外銷壁紙》，《十三行與廣州城市發(fā)展》，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
(30)(34)黃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9，《雜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9、937頁。
(31)(32)(33)汪兆鏞：《嶺南畫征略》，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第18、178——179、290頁。
(36)林亞杰主編：《廣東歷代書法圖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9頁。
(37)《顏氏族譜》，卷三，第35頁；謝蘭生：《常惺惺書畫跋》，卷上，第20頁。
(38)葉官謙修：《葉氏族譜》，民國十三年刊，第146頁。
(39)《顏氏族譜》，卷三，第35頁。
(40)(44)李健兒：《廣東現(xiàn)代畫人傳》，香港：順風書店，1941年，第19、9頁。
(41)莊素娥：《十九世紀廣東外銷畫的贊助者——廣東十三行行商》，《區(qū)域與網(wǎng)絡(luò)——近千年來中國美術(shù)史研究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藝術(shù)史研究所，2001年，第533——578頁。
(42)(43)(45)簡又文：《革命畫家高劍父——概論及年表》，臺北：《傳記文學》，1973年第2期。
責任編輯：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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