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指導研究生

 

　　記者：您的導師嚴文明先生在八十年代末提出“重瓣花朵”“多元一體”理論，那時您還在北大考古系讀書，當時您對這一理論的提出有什么感想或是受到了什么啟發(fā)？您覺得比起您的老師，您在哪些方面有突破或者說是理論上的補充？

　　韓建業(yè)：我上大學本科的時候嚴文明先生的《中國史前文化的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一文剛發(fā)表，嚴先生上課時提供給我們的教學參考資料中就有這篇論文。當時關注的主要是里面涉及的考古學文化譜系狀況，至于“重瓣花朵”也好，“多元一體”也好，也就知道有那么回事，并沒有深刻印象，因為缺乏相應的知識背景，不知道好在哪里。后來本科實習在江漢，碩士生期間研究中原，博士生期間研究北方，隨著研究范圍的擴展，我對這篇論文的認識才逐步加深。終于知道，“重瓣花朵式”格局實際上就是“有中心的多元一體”格局，既保留了此前流行的“中原中心論”的合理成分，又吸收了蘇秉琦先生“區(qū)系類型”理論的精髓。

　　我在我這本書的后記里有這么一句話，“我的導師、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先生一直是我的學術領路人，我的這項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他提出的史前中國‘重瓣花朵式格局’的解讀。”也就是說這本書的核心思想主要繼承自嚴文明先生，當然還有張光直先生。但自然也有不少是我的貢獻，比如我通過全面梳理商代晚期以前的考古資料，基本理清了早期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提出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萌芽于約公元前6000年、形成于約公元前4000年，認為中國文明起源存在一般趨勢和不同模式，揭示出早期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質等。我還認為早期中國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基本與古史傳說吻合，并與中國的地理環(huán)境及其演變密切相關。

2013年于匈牙利布達佩斯皇宮

 

　　記者：您曾經表示受到貝格立與巫鴻論戰(zhàn)的影響，開始著手研究這個問題并陸續(xù)發(fā)表了與“早期中國”研究相關的文章，能談談這一過程嗎？

　　韓建業(yè)：在書的《后記》中我提到了，1999年是我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的最后一個學年，當時有人讓我翻譯巫鴻反駁貝格利的文章，由此接觸到這次激烈的爭論，看到了當時的學者們在“早期中國”問題認識上的巨大差異。除了在所難免的偏見，關鍵就是缺乏依據(jù)新材料對整個中國史前文化的整合研究，畢竟像嚴文明和張光直先生那樣關注并研究此類大問題的人還很少。受兩位先生的感召和上述巫鴻事件的觸動，我從2000年正式開始這方面的研究，2004年以后陸續(xù)發(fā)表一些論文，如《略論中國銅石并用時代社會發(fā)展的一般趨勢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2003年）、《論新石器時代中原文化的歷史地位》（《江漢考古》2004年1期）、《論早期中國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現(xiàn)象》（《史林》2005年增刊）、《裴李崗文化的遷徙影響與早期中國文化圈的雛形》（《中原文物》2009年2期）、《良渚、陶寺與二里頭——早期中國文明的演進之路》（《考古》2010年11期）等。此外，我一直以來以中原和北方為重點，對全國范圍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聚落形態(tài)、人地關系、與古史的對證等做了不少研究。至2010年，感到有必要對早期中國問題做更為全面深入的梳理，于是就申請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早期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fā)展研究”，本書即為其結題成果。

　　記者：在書的第六章早期中國與古史傳說中您嘗試借助考古學文化交流的現(xiàn)象去比對文獻中的古史傳說。早前您還有《五帝時代：以華夏為核心的古史體系的考古學觀察》一書，您對古史傳說與考古學對證研究有什么心得？隨著考古材料的日益豐富，大家對傳統(tǒng)問題的關注似乎少了，您覺得傳統(tǒng)史學和考古在近些年是否有些脫節(jié)？

　　韓建業(yè)：馮友蘭先生曾提到關于古史的“信古—疑古—釋古”的三個階段或三種趨勢，其實這三者未嘗不能視作同時并存不可或缺的治學態(tài)度：認為古史傳說有著真實歷史背景，就是信;承認傳說資料錯綜復雜，真假參半，就是疑;試圖用科學方法去偽存真，就是釋。

　　中國的古史傳說主要是以華夏為核心的古史體系，不要奢望這個古史體系能夠囊括早期中國的全部范圍，更不用說其中還有很多訛誤虛夸之處。但不能因此而因噎廢食，放棄對古史傳說資料的利用。實際上這部分口耳相傳至商周秦漢、經不同時期記錄整理的古史資料，只要詳加考辯，去偽存真，其價值不可限量。

　　我做古史傳說與考古學對證研究，特別注意戰(zhàn)爭沖突在考古學上的反映，以及部族集團的遷徙在考古學上的反映。激烈的戰(zhàn)爭有可能會造成文化上的巨變現(xiàn)象，部族集團的遷徙可能會引起文化格局的明顯變動，并常常與戰(zhàn)爭聯(lián)系在一起，這都是比較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別的。以考古學文化上的重大變遷來證實傳說中的重要戰(zhàn)爭或遷徙事件，由此確立若干基點，并進而探索其它細節(jié)，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時代中國古史的基本脈絡。

　　現(xiàn)在傳統(tǒng)史學和考古的確有些脫節(jié)，沒有考古學背景的人，幾乎不可能做好古史傳說與考古學對證研究，而有考古背景的人，多半都缺乏傳統(tǒng)史學基礎。甚至不少人并未深入研究過古史，就敢隨意否定古史，或者認為不涉及古史，考古學就會顯得格外純潔、科學、高貴。其實傳統(tǒng)史學和考古的整合研究，對于復原和解釋古代社會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只是需要對考古和古史都有系統(tǒng)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做得到?，F(xiàn)在這方面的整合研究不多，還很難說有哪些定論，但已經取得不少進展。當然也有不少這類研究不夠嚴謹，尤其有些人把古史傳說當信史，對各個時期的材料不加區(qū)分，甚至能算出三皇五帝的生卒年代;或者有的人不懂考古，對考古學文化譜系一無所知，和古史胡亂比附。這都為古史的考古學探索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我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關注并討論古史傳說與考古學對證的問題，只有經過認真討論，最后才有可能得出一些或許接近事實的結論。

　　記者：這本書是否可以算得上您研究的一個總結或者里程碑？您今后還有哪方面的研究打算？

　　韓建業(yè)：里程碑算不上，沒有那么重要，但這本書的確算得上我研究的一個總結。我今后的研究，會主要集中在早期歐亞文化圈、早期中西文明比較、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全球化的歷史趨勢，需要全球性的知識體系，需要全球史，需要全球考古，但畢竟歐亞大陸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最為重要，和中國文明的關系最為密切，那我就先從對早期歐亞的觀察開始。能走多遠并不知道，但我愿意一直走下去，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