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居士曾在一幅畫中題款“信筆為白描，氣韻轉勝?！敝袊嬜詮漠a生至今，尤重筆、墨二字，即使在“畫重丹青”的前唐繪畫中也極其重視用筆用墨，宋朝以后，筆、墨二字更成了中國畫之靈魂，是中國畫最基本的、又是最高的法門。而寫意白描恰恰最能體現(xiàn)中國畫特點。白描寫意是常用的一種人物描寫手法，它重在以形傳神，不重形似而求神似。使用這種手法刻畫人物時，要求作者緊緊抓住人物所處的特定環(huán)境及人物的個性、經歷、言行的突出特點，用簡潔的語言進行描寫，用少量的詞句點染，寥寥數(shù)筆就勾勒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來。

　　張大千的人物畫先學唐寅進而效法趙孟頫、李公麟等諸家，得其神髓，線條優(yōu)美，瀟灑秀逸，賦彩輝煌濃麗，仕女雍容高華。1941年至1943年張大千帶領弟子到敦煌石窟，用了兩年七個月的時間，精心臨摹了大量的壁畫，這些臨摹作品汲取了六朝至隋唐人物畫的藝術精神和創(chuàng)作技法。此幅《芭蕉仕女》正是創(chuàng)作于1942年，三年敦煌畫壁，張大千汲古代人物精髓，擷取其用筆、設色、服飾、衣紋帶折的變化以及人體美的表現(xiàn)技法等，使其人物畫技法有很大提高。葉淺予認為，張大千的唐裝仕女，造型上已滲有敦煌供養(yǎng)人的儀容，用筆則仿吳道子的飛動飄逸，總之超越了明人情調，向唐人追蹤而去。其作品雅俗共賞，除婀娜的體態(tài)外，更流露內在的精氣神，成為他繪畫中廣獲好評的一類作品。

　　“作畫筆觸，貴在文而不弱，放而不野，沉著而清潤。”看《芭蕉仕女》一畫，方顯這句話的分量。此圖繪一仕女依山石而立，身后繪芭蕉數(shù)株。仕女挽著發(fā)髻，彎眉鳳眼，直鼻小嘴，勾勒精細，面容嬌美。身著寬袖敞領衫，下著長裙。右臂搭在山石上，左手置于身后，體態(tài)婀娜，舉止安詳，神情內斂，氣質嬌貴。面相用筆不多，卻筆筆到位，臉與手用筆圓潤流利，衣裙領帶線條勾勒細謹流暢，交代清晰。在畫法方面，正是他所主張的“先用淡墨勾成輪廓……所有淡墨線條上，最后加一道焦墨。有時淡墨線條不十分準確，則用焦墨線條來改正”。這幅《芭蕉仕女》正是先用淡墨勾畫，然后再用焦墨勾之，使衣紋濃淡相間，特別是畫這種輕柔的衣裙，更能表現(xiàn)出它的質感，而且使衣紋的用筆增加了墨彩的韻澤。仕女的頭發(fā)卻是用寫意法畫的，一工一寫，相得益彰，殊為不易，頭發(fā)的墨色也極為豐富，眉毛也是輕掃兩筆，配以精心刻畫的眼睛和眼珠，卻別具一種迷人的神情。

　　大千先生的寫意花鳥用筆挺勁精練，毫無呆滯之感。用筆勁利，隨意灑脫，柔和中見骨力，枝葉挺拔而有靈氣。做背景的芭蕉正如他自己說的“畫花卉用筆，要活潑而不是草率，要有活力而自然。“看蕉葉用筆，在意筆的基礎上再用極細的線條勾出葉筋，無論意筆還是細筆都極隨心、自然、生動流暢，這樣的筆畫出的蕉葉怎能不生機盎然呢？再加上墨色的變化和水分的恰當運用，使蕉葉嬌嫩欲滴，還畫出了隨風翩翩之感。尤其前面曉得那株，他用濃墨描繪，水分得當，所以濃墨極為精神、滋潤，再輔以幾筆淡墨，對比之下神氣盎然。

　　林百里曾說“張大千與唐伯虎雖然都愛美人和畫美人，但唐伯虎畫的確不如大千先生，原因是張大千是一個唯美主義者，既懂得欣賞美人，也很能表現(xiàn)美人的不同類型和情緒，特別是所表現(xiàn)的古代仕女見人羞怯的感覺。而這種含蓄之美的感覺卻有畫龍點睛之妙，具有很好的審美意義，是其他畫家筆下無法體驗和享受到的。”  張大千的作品在拍賣場上一直有不俗的表現(xiàn)，成為藏家關注的熱點，其仕女題材無論是早期作品還是中期作品都曾屢創(chuàng)佳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