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屬于非單晶體的一種寶石，是萬物有靈歲月里在東亞大陸最先被觀念形態(tài)物化的物體。約從距今5500年左右東北的紅山文化、江淮的凌家灘文化以及環(huán)太湖的良渚文化先民就以有目地的選擇陽起石——透閃石系列發(fā)展各自的玉文化。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用玉的國家，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以玉有“五德”等為代表的傳統(tǒng)充分說明了玉的自然屬性人格化或社會政治化。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長江下游的環(huán)太湖地區(qū)，根據(jù)碳14的測定大約在公元前3300——2000年，早于中原地區(qū)的夏商王朝，這對于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過程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早在1938年浙江省教育廳就出版了國立西湖博物館施昕更先生的《良渚》，然而以考古學手段將良渚玉器給予準確的歷史座標則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江蘇草鞋山遺址的發(fā)掘。1986——1987年位于良渚遺址群的反山、瑤山的發(fā)掘則使得良渚文化的考古學研究產生巨大且深遠的影響，這其中主要就是兩地墓葬出土的6000余件（單件計）玉器，考慮到反山僅是揭露了部分以及晚階段墓葬受到破壞、瑤山墓葬遭受晚期破壞及盜掘，原本的數(shù)量還要遠遠超過現(xiàn)在，但這已是同時期考古學文化或其它良渚遺址（群）中所不見的，這也已使良渚玉器的研究有了一個更為廣泛和深遠的文化背景。在這之后距現(xiàn)在的近二十年間，隨著野外考古人員汗水的不斷付出，環(huán)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考古研究進一步深入，良渚文化的面貌正逐漸清晰起來。為配合這次國家博物館的展覽，本文主要就良渚玉器的種類及其紋飾等問題進行簡單的論述，并盡量選擇本次展覽的標本例舉。

　　一、玉器的分類

　　史前玉器的分類建立在野外作業(yè)的基礎之上，出土的位置和狀況是玉器研究的考古學基礎，也是玉器考古學研究的基本課題。牟永抗先生早先就根據(jù)出土情況將良渚玉器的種類分為穿綴件、組裝件、鑲嵌件和獨立的單體件等四大件。但如何在野外作業(yè)中，特別是墓葬及祭壇（墓地）中，如就墓葬而言其中棺內、槨內及槨外等三個埋葬部位，比較準確地恢復其原有位置還是一個長期且艱巨的課題。另外一些玉器還存在著多種的組合方式，如組裝和鑲嵌結合的多種方式等。

　　（一）穿綴件

　　穿綴件指通過軟性物質進行連接的組合方式，穿和綴可單獨也可結合。同類或不同類的玉件可以互相穿綴，也可以結合某一載體進行穿綴。其意義在于：客觀上使得玉件展示面積加大；再如一些穿綴形式的不同，以及不同種類玉件組合穿綴，不僅使得不同種類玉件的功能得到“統(tǒng)一”或彼此融會，更是促進了“玉制度”（禮）的發(fā)展。

　　1、管珠

　　管珠是玉管和玉珠的統(tǒng)稱。依墓葬出土狀況可分為單體和多體成組兩種形式。而根據(jù)加工工藝的不同，玉管還可以分為：一切為二的玉管、側面有鉆孔的玉管、半圓形玉管、亞腰形玉管和弦紋玉管（刻紋玉管）。琮式和龍首紋玉管從形態(tài)和出土情況看還不能簡單地歸到玉管類中。玉珠依豎截面可分為球形珠、鼓形珠兩大類，其中球形珠包括球形隧孔珠和半球形隧孔珠。另外還有一些特殊的管珠形態(tài)，如外壁內凹弧，即亞腰形管珠；或亞腰形兩端有大小的喇叭形管珠；或豎切割剖面呈半圓形且兩側有縫綴孔的管。

　　多體成組（串）管珠一般認為作單獨或與或其它器類（璜、圓牌等）配伍串系，也可以直接縫綴在服飾上。還有一些成組管珠常發(fā)現(xiàn)于葬具痕跡之外，或可能屬于“棺飾”的性質；而一些則可能直接放置在墓主身上起到“葬玉”的性質；而另一些根據(jù)與其它相關玉器的疊壓關系可能屬于“裹尸”的功能。

　　在良渚文化大墓中的人骨可能因為存在較大的葬具空間或土質等的問題往往保存不佳甚至難以辨認，所以需要確認一些能夠證明人骨位置或狀態(tài)的“坐標”形玉器。遂孔珠就是其中之一，隧孔珠多于頭骨附近部位或者就緊貼耳郭部位，應該是一種絲、革品上的縫綴或吊掛玉件，出土于其它部位的隧孔珠則應是覆蓋或穿著織物上的縫綴件。

　　2、玦

　　良渚文化的玦發(fā)現(xiàn)數(shù)量不多，除了極少量仍作為耳飾外，發(fā)現(xiàn)的玦多于豁口相對一邊鉆有系孔，出土時位于腕部位作為腕飾，位于胸腹部位作為串掛玉件（一些可能與圓牌、璜共同組成串飾），雖失去了玦作為耳飾的功能，但卻仍保持了玦一側的豁口。

　　3、璜

　　璜的性別特征較為明顯。反山M16：3和瑤山M7：55為形制較為接近的“透雕璜”從出土狀況以及與其它隨葬品的共存關系分析，還不能簡單的歸入到璜類中。璜多與管珠配伍共同組成串飾，一些璜還與其它玉器如玉管、圓牌等組合成為佩飾，被學者認為可能是后代組玉佩的雛形，這在瑤山、反山墓地中表現(xiàn)的更為明顯。

　　璜（串）的出土狀況目前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1）、作為串飾，位于胸腹部位。

　?。?）、位于頭端部位，除了作為項飾外，一些位置鄰近冠狀器，且圈徑小于正常人的頭頸，而曾被判讀為可能與冠狀器有關的“神像”串飾。

　?。?）、少量璜位于腳端隨葬的陶器部位，這一現(xiàn)象同出土于同樣位置的錐形器、鐲形器等，即同一位置放置不同類玉件。

　　4、圓牌

　　圓牌和紡輪的最大區(qū)別在于其中部的穿孔或鉆孔壁的特征，后者往往是呈不規(guī)則的圓形，以便與捻桿結合。反山、瑤山的發(fā)掘將那類出土位置于胸腹部位、又形如所謂“小璧”的玉器稱為圓牌。單件出土的圓牌往往沒有系孔，出土位置有：

　?。?）、往往在墓主的上身部位，多與玉管、璜共同組成串飾，這類圓牌往往還有系孔。

　?。?）、頭端部位。如瑤山M5：2等。

　　從后者的出土情況以及考慮到鄰近考古學文化也發(fā)現(xiàn)了類似的圓牌或“小璧”，我們認為這類圓牌以及所謂的“環(huán)”、“瑗”狀玉器均與良渚玉璧的起源和發(fā)展有關。

　　5、半圓形飾和“似半圓形飾”

　　半圓形飾是指出土于墓葬頭端部位、四件一組、背面內凹弧且有縫綴孔、正面弧凸的玉件，其最大的特征在于背面的凹弧。凹弧的雕琢技藝比平面打磨甚至減地復雜的多，這也充分說明這一玉件的特殊性。通過對反山墓例的分析，成組的半圓形飾不一定直接作為額飾，而是作為一種特殊功能的頭部位組合飾件；如反山M12：77——79、85是唯一一組雕琢有神人獸面像的半圓形飾，視覺且為半圓朝上。

　　“似半園形飾”是指那些形似半圓形或月牙形的半圓形飾，它們也有縫綴或穿綴孔，單獨或成組出土，但背面均不內凹。嚴格意義上講不能將這類玉件歸為半圓形飾，而僅僅是作為一種形態(tài)為半圓形或月牙形的縫綴件而已，本文將此稱為“似半圓形飾”，如瑤山M10中部偏北也即墓主身左側出土的八件平面呈半圓形或半月形的玉飾件，從近周狀布列的范圍內出土的大量玉粒分析，說明兩者應存在聯(lián)系，可能是一個穿、縫綴半圓形飾件且又鑲嵌玉粒的某一實體。

　　6、帶鉤

　　帶鉤的出土與墓葬級別有關。作為系扎扣功能的帶鉤出土位置一些離開腰部位甚遠，甚至與其它玉器的疊壓關系也難以解釋是僅僅作為與墓主服飾有關的帶扣，所以推測可能是墓主裹尸捆扎時的鉤扣。如反山M20：125，江蘇寺墩M5墓室中部兩側則出土了2件帶鉤。

　　7、（帶蓋）柱形器

　　柱形器依據(jù)形態(tài)可以分為兩大類：帶“蓋”柱形器和不帶蓋的單件柱形器。

　　有規(guī)律放置的單件柱形器如反山M20出土的三件琮式柱形器（M20：1、2、3），以等距離分布在墓室的中軸線上，且高出其它的隨葬器物，說明可能為葬具上的組裝件或直接置放于葬具之上。另外一些明確在葬具內的單件柱形器則可能是起到“鎮(zhèn)”的功用。

　　帶蓋柱形器每墓一套，且于墓主頭部位，兩者配伍，但上下關系并無定則，鄰近部位也無其它再可配伍之玉器。其穿綴方式是通過軟性物質將蓋體隧孔和柱體貫孔直接相連，單獨成器，作為特殊形式的玉器較固定的置放于葬具之上或頭端部位，或吊掛在某物件如葬棺上。

　　順便一提的是反山M16出土的所謂另一套帶蓋柱形器（M16：1、104），兩者出土位置甚遠，后者更位于腳端隨葬陶器之上，應該不存在配伍關系（本次展覽應有所說明修整）。

　　8、其它穿綴玉件

　　其它的穿綴件還如：

　?。?）、正面弧凸、背面留有穿綴孔、整體呈幾何形狀。如圓形、橢圓形、半圓形、牙月形、垂帳形等多種不同的形狀，也有少量立體形式的穿綴玉件，如半管形等。野外清理時往往發(fā)現(xiàn)這類玉件常于管珠相雜，說明后者也可能是“縫綴”的一部分。

　　（2）、出現(xiàn)了一些特殊的穿綴件。如“牌飾”和一些動物形象的立體雕琢品等。這些特殊穿綴件的出土對于我們確認其存在的載體有很大的幫助，如反山M15位于頭端部位成組呈散落狀的錐形器位置有玉鳥一件（M15：5），說明在該區(qū)域存在著織物或其它的載體，這對于相鄰玉件的判斷具有借鑒的作用。

　　（二）組裝件

　　組裝件是指單個或多個不同形態(tài)的玉件通過一定的載體復合組裝成某一器件的形式，與穿綴件不同，組裝件的載體一般認為是硬性的。但意義同穿綴件，也不僅僅是技術工藝層面上的含義，也還不僅僅是玉件的進一步擴大，更重要的是尤其是通過不同玉件的組裝而成為的新的器件，新器件的產生促進和豐富了玉文化的內涵，也使得玉禮制更為完善或規(guī)范。

　　1、冠狀器

　　冠狀器除了早階段頂部齊平、或雕琢呈半圓形外，一般在頂部雕琢為“寶蓋頭”結構，底部則有橫向的凸榫可供鑲插卯銷，往往發(fā)現(xiàn)于墓主的頭端部位，依形態(tài)稱為冠狀器。1999年海鹽周家浜良渚文化M30：1出土了冠狀器和象牙梳狀器的組合，發(fā)掘者新命名為“梳背”。這與反山、瑤山發(fā)掘的野外判斷有所不同，后者一直以來被認為可能是某一“神像”上的玉件。再次分析后者的出土情況，可以初步歸納如下的幾點：

　　（1）、作為鑲插組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山、瑤山的冠狀器兩面均雕琢有紋飾，說明兩面都應該讓人看到，其組裝的高度與人高相若。

　　（2）、無論是作為“梳背”還是判讀的作為某類神像的一部分，就玉器的屬性而言冠狀器均為主體，尤其是結構上的寶蓋頭結構。

　　（3）、從目前的發(fā)掘情況看，“梳背”的功能還不能簡單的解釋了墓葬中所有冠狀器出土的情況。瑤山北排墓葬M2、M4可能與周家浜類似，但是南排墓葬M7、M9的出土情況就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