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非真知”。超越世俗，洞察真相，為流行的名號重新正名，往往需要后人花費很大的氣力和很長的時間。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的命名，這一命名最初指“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國于河間地區(qū)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mào)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所謂西域，泛指古玉門關以西至地中海的廣大地區(qū)。后來史學家把溝通中西方的商路統(tǒng)稱“絲綢之路”。李?；舴覟楹我怨?14年為絲綢之路元年？因為據(jù)中國史書記載，這一年漢武帝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由此有了漢字敘事中的中西交通記錄。我們近年來倡導改造人類學的原有概念，將有文字以來的傳統(tǒng)視為“小傳統(tǒng)”，將先于和外于文字記錄的傳統(tǒng)視為大傳統(tǒng)。“絲綢之路”的命名以文字記載為據(jù)，缺乏大傳統(tǒng)之關照，忽略了夏商周以來中原國家與西域之間的玉石貿(mào)易通道，無法洞察所謂“絲綢之路”的前身其實是玉石之路。

“絲綢之路”說，不過將西方人古老的常識變?yōu)橐粋€專業(yè)術語。翻閱中世紀阿拉伯商人的東方旅行記，不難看出人們對絲綢之國的烏托邦式想象，很早就在西亞—歐洲地區(qū)流行。

與西方人自古艷羨中國絲綢不同，中國人自古艷羨西域的新疆和田美玉。阿拉伯人和歐洲人眼中的絲綢之路，實則中國人眼中的美玉之路。不然，西去路上為何沒有“絲門”或“帛門”，卻有“玉門”這樣的關口？西學東漸以來，伴隨著西方文明的殖民化進程，我們接受了太多的外來視角、外來理論和外來觀念。“絲綢之路說”淹沒了玉石之路的真相，就這樣日漸流行起來。

從《春秋》《國語》《論語》《孟子》《墨子》《管子》等先秦典籍看，美玉一方面同“禮”的傳統(tǒng)聯(lián)系在一起，成為天人溝通和神人溝通的物質符號；另一方面也是至高權力和財富的象征，是化解族群與地方?jīng)_突的神圣中介物，所謂“化干戈為玉帛”。美玉如此重要，中原國家卻不出產(chǎn)優(yōu)等玉料，必須經(jīng)過跨境貿(mào)易和遠距離運輸，從新疆和闐進口大量優(yōu)質玉材。

按《管子·揆度》的說法：“玉起于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途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子說的七八千華里相當于四千公里，與中原至和闐昆侖山的距離大體相符。上古玉石之路大體有三條：北路沿著黃河流向，先向北，繞道河套地區(qū)后再向南和東；中路隨涇河走向出隴東地區(qū)，至陜西關中再東進；南路沿著今天隴海線方向，出天水至寶雞，再向東出關中。目前這三個地區(qū)都發(fā)現(xiàn)了距今三四千年的齊家玉器或商代玉器，其中有明顯以和闐玉料制作的產(chǎn)品。商周以下的高等級墓葬出土玉器多為和闐玉制品，如殷墟1001大墓、婦好墓，三門峽虢國墓，山西曲沃晉侯墓等。又據(jù)《管子》和《意林》的說法：“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昆侖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遠古時期的玉石之路九死一生，令人聞而生畏，如果沒有中原國家核心價值觀之巨大驅動力，西玉東輸無法想象，華夏與西域之間的交通貿(mào)易也無法想象。

在本土文化重獲文化自覺意識的今日，無疑需要對曾經(jīng)熟知的一些外來文化價值進行重估。我們或許應該修正外來的“絲綢之路”說，代之以“玉石之路”或“玉石—絲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