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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紫砂的發(fā)展史概述

2015-12-20 19:58:53 來源：藏瓷網(wǎng) 已瀏覽次

　　宋人歐陽修、梅堯臣等都寫過歌詠“紫甌”的詩詞，或認為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經(jīng)誕生，而且受到上層社會的歡迎。1976年 7月，在宜興丁蜀鎮(zhèn)的羊角山，發(fā)現(xiàn)古窯址的廢片堆積，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殘片，泥色紫紅，泥質(zhì)粗糙，手工技術(shù)不高，成品有明顯的火疵，復原所得大部份為壺。羊角山窯，據(jù)判斷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這一發(fā)現(xiàn)，被認為印證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

　　文獻中確切記載的紫砂歷史，是從明代正德年間供春學金沙寺僧制作茗壺開始的。供春所制，據(jù)第一部紫砂藝術(shù)的專著--周高起在天啟年間寫成的《陽羨茗壺系》中所說，當時已經(jīng)極難經(jīng)見?，F(xiàn)存?zhèn)魇赖墓┐簤?，見于著錄而且很著名的有兩件：一件是“樹癭壺”，傳說曾為吳大澄收藏，后為儲南強所得，把下刻“供春” 兩字，裴石民配制壺蓋，黃賓虹為之定名，現(xiàn)存中國歷史博物館;另一件是原羅桂祥先生收藏，后藏香港茶具文物館，壺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兩行楷書銘款的 “六瓣圓囊壺”。據(jù)顧景舟先生談，曾見過樹癭狀壺有十二件之多，不合文獻所載供春壺的特點，似難以定為真品 .不過，傳世供春壺作為明代中后期紫砂器的標志，時代賦予的地位還是不可忽視的。

　　考古發(fā)掘所見有明確紀年可考的紫砂實物，現(xiàn)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館的一件藏品。這是一件提梁壺，通高17.7厘米，1965年出土于南京市中華門外馬家山的明司禮大監(jiān)吳經(jīng)墓，同出的有嘉靖十二年磚刻墓志。這件壺的質(zhì)地、制法，可與羊角山出土標木相比照，它的胎體近似缸胎而質(zhì)地較細，壺面黏附著“缸壇釉淚 “，證明當時燒制紫砂還沒有另裝匣缽，是與一般缸器同窯燒成的。吳經(jīng)墓出土的這件壺，對于鑒定供春生活時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時鵬、董翰、趙梁、元暢是嘉靖、萬歷時期的著名陶工，號稱“四大家”。清乾隆年間吳騫所著《陽羨名陶錄》說：董翰始創(chuàng)菱花式壺，趙梁多制作提梁式壺。他們的作品都有傳世，當然不多，收藏家和鑒賞家很注意鑒別考證。

　　時鵬之子時大彬是供春以后最著名的陶藝大師。他生活在萬歷年間，所用陶土雜有炮砂，制壺不務妍媚，樸雅堅致。最初仿供春作大壺，后識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等人，接受品茶、試茶理論的啟發(fā)，一反舊制，專做小壺。這是紫砂壺藝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茶論里說：“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倫旋啜，以盡色聲香味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盎不宜砥，湯力茗香，俾得團結(jié)氤氳?！芭c時大彬同時代或稍晚的李茂林、李仲芳、惠盂臣都迎合時代的風尚制作小壺。

　　時大彬之后最著名的制壺大家是清代康、雍時期的陳遠。陳遠號鳴遠，又號壺隱。吳騫說他，“一技之能，間世特出”，甚至供春、時大彬也“無以遠過”他。他與楊中訥、曹廉讓、馬思贊等文人學士相交，制作的茶具雅玩不下幾十種，款式書法有晉唐風格。他所制瓜果式器具，如束柴三友壺，伏蟬葉形碟，梅干筆擱、仿竹段臂擱以及清供果子六款（荸薺、茨菇、菱角、板栗、核桃、花生）等，精巧逼真，楚楚有致，當時推為絕作。在他之前有陳子畦（崇禎時人）善制石榴、螃蟹等像生物品，或傳是陳遠的父親，但年歲不甚相當。李景康、張虹的著錄中，陳遠雖只有十件作品，但他實開有清一代紫砂工藝的新局面，只是象晨星臨空，閃爍比較孤單。

　　清代乾、嘉時期的陳鴻壽（1768一1822年），號曼生，浙江錢塘人。他同黃易、奚岡、趙之琛等并稱“西泠八家”，文學、書畫、篆刻都精好。他在宜興任過三年縣宰，喜愛紫砂，曾手繪十八壺式，請楊彭年及其弟寶年、其妹鳳年等按式制作。所制壺底多鈐“阿曼陀室”銘款，把下有“彭年”印章。他們合作署名的茗壺以“曼生壺”見稱于世?！奥鷫亍敝赜趬厣砣∑矫?，面上鐫刻書畫銘款。作壺銘的，除陳曼生本人外，多是他幕中友人江聽香、郭頻迦、高爽泉、查梅史等。文人、士大夫、收藏家參與紫砂器的設計和制作從明末開始，項元汴、趙宦光、董其昌、陳繼儒、宋犖等人都熱心于此。而將紫砂茗壺與詩書畫印藝術(shù)相結(jié)合的風氣，是經(jīng)陳曼生之手開拓廣大的，這種風氣在當時及以后一直格外引人注目。陳曼生對宜興陶業(yè)的振興，有非常大的貢獻。

　　據(jù)說，“曼生壺”不下幾千件。羅桂祥藏品有刻“茗壺第一千三百七十九頻迦識”銘文的，現(xiàn)藏香港茶具文物館?！蛾柫w砂壺圖考》中著錄的一件，壺腹鐫“曼公督造茗壺第四千六百十四，為犀泉清玩”十八字，現(xiàn)似歸上海博物館藏。實際上，果有這么多的制品，絕難出于楊彭年、楊寶年、楊鳳年等少數(shù)人之手。近年尚發(fā) 現(xiàn)一些“曼生壺”上，有其他工匠的名款。

　　紫砂高手中，還應當提到清代道光、咸豐間的邵大亨。關于大亨其人，文獻記載甚少，然從其傳世作品巧妙的構(gòu)思、精美的工藝、飽滿流暢的線條看，確非一般陶工可比。他的作品，對后世有相當?shù)挠绊憽?/div>

　　時大彬壺的銘款，運刀成字，書法嫻雅。著錄還記載大彬壺有一個獨特標志，是壺蓋與壺身吻合，手抓壺蓋，能連壺并起，見《陽羨名陶錄》卷下引張燕昌《陽羨陶說》。時大彬時代的紫砂器，因原料中雜有炮砂一天然存在的氣化銨，燒成后器身呈現(xiàn)金星點，吳騫《陽羨名陶錄》上也注意了這一特征：“壺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時大初年，皆細土淡墨色，上有銀沙閃點，迨硇砂和制，谷縐周身，珠粒隱隱，更自奪目?！睍r大彬的作品，據(jù)同時代的王士禎在《池北偶談》中說問世的年代已“知名海內(nèi)”;陳貞慧《秋園雜佩》也寫道，“即遐陬絕域猶知之”;周高起更曾有“茗壺奔走天下半”的稱頌;連當時的通俗文學作品中都有描述，崇禎元年尚友堂刊本的《初刻拍案驚奇》第二回，描寫汪錫的室內(nèi)陳設：“壁間紙畫周之冕，桌上砂壺時大彬?！笨上У氖?，這“千載一時”（清吳騫語）的茗壺，在李景康和張虹的《陽羨砂壺圖考》著錄中，也不過十六件。今天我們能夠見到若干實物和圖片著錄，雖有大彬名款，但確能定為真品者為數(shù)實少。所幸近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為我們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大有助于考證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