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孫”、“驢”、“歹”等墨書并非蔑視含義

　　當今出土的元代瓷器標本之中，有些帶有墨書的題記。這些墨書文字的內(nèi)容涵蓋人名、年號、館肆、店鋪、吉語、圖案、八思巴文、八思巴文加漢字、畫押、綽號等等。其中，人名綽號類的墨書，以它獨特的內(nèi)容，讓人過目難忘！中國的北方地區(qū)，尤其是內(nèi)蒙古集寧路、燕家梁遺址出土的數(shù)量較多的這類人名、綽號類瓷器墨書標本，為我們系統(tǒng)地研究元代社會的稱謂文化和準確解讀它們的含義，提供了珍貴的素材。

　　這些出土的似帶有綽號性質(zhì)內(nèi)容的人名稱謂墨書有：“陳 天下奴”(圖1)、“受孫”(圖2)、“山驢”(圖3)、“李黑驢”、“李典驢”(集寧路遺址)、“蠻子”、“劉黑牛”、“張明安 嗒嗒歹”(圖4)等。根據(jù)元人的稱謂文化，帶有“奴”、“驢”等名字的稱謂，在當時使用十分普遍。有的研究者認為這些帶有“驢”、“奴”、“歹”字墨書稱謂瓷器的主人是元時期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這些名稱是由地位低下的漢族文人給他們起的帶有蔑視含義的人名稱謂。

　　筆者通過對這些標本的仔細研究，并結合《元史》、元雜劇和元代稱謂文化的研究，認為上述的論斷并不正確，它們并不帶有任何蔑視的含義，而僅僅是最為常見和使用普遍的人名和綽號。物主自己或請人將帶有這樣字眼的自己的名稱堂而皇之地寫于日常使用的器物之上，如是蔑稱，于情于理也都解釋不通。進一步的研究發(fā)現(xiàn)，這些帶有“驢”、“奴”字人名、稱謂的對象，相當一部分可能是漢族人而非通常認為的全部是蒙古人、色目人等少數(shù)民族。

　　陳高華在《論元代的稱謂習俗》中指出，元代下層百姓，給孩子取名，一類是以動物名為小名， 如“驢哥”、“驢兒”、“百家驢”、“頑驢”等等。以動物為小名，是希望孩子容易養(yǎng)活。而下層百姓中很多人，成年以后，仍沿用小名，沒有大名。比如《元史·劉黑馬傳》中記載的漢族裔征西大將劉黑馬。劉黑馬的父親名劉伯林，金末為威寧防城千戶，蒙金戰(zhàn)爭中力屈而降，受到成吉思汗重用，出入戰(zhàn)陣，立功實多。其子出生時，家中一白馬產(chǎn)黑駒，因以“黑馬”為小名，從此劉黑馬的名字就傳開了，沒人再叫他的大號。這讓我們?nèi)菀桌斫馍衔闹小袄詈隗H”、“劉黑牛”等名稱的由來和使用該名者的民族屬性。而以“奴”字命名，則有幾種情形。一種為元人為子女所起的名字；另一種出現(xiàn)“奴”字的情形為婦女用名。元代的婦女常用“娘”、“兒”、“哥”、“奴”等字為名。而成年以后，繼續(xù)使用小名的情況也比較多。平民女性名稱中，有“趙蓮兒”、“劉婆奴”、“高喚奴”、“李丑哥”、“劉寺奴”等等。最后一種是少數(shù)民族名稱對譯成的漢字。元時期，蒙古族、色目人等少數(shù)民族的漢字名稱，是根據(jù)本民族人名發(fā)音對譯成的漢字，這里面包括“奴”、“驢”、“歹”等字，但并沒有任何蔑稱的意思，因為不僅是元代的平民百姓，即便作為元代高級官吏，也常有這樣的名稱。《元史》中有“以江浙行省左丞相墨驢為中書平章政事”、“帝又下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跡成矣”，其中所稱的都是當時身份很高的官員。此外，以“奴”、“驢”為名者，在元代貴族中比比皆是，在《元史》中也屢見不鮮。而《元史》和燕家梁出土的這類稱謂墨書瓷器標本中，都有“天下奴”，也反映出這一名稱使用的廣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