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眼中外交流 潛心學術研究
2015-10-19 17:37:11 作者：王巍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已瀏覽次
2015年9月24日12時40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老領導、著名考古學家、我敬愛的導師王仲殊先生與世長辭，享年90歲。噩耗傳來，悲痛萬分，王先生的生平往事一樁樁、一件件地浮現在腦海之中。
王仲殊先生1925年10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寧波市。他的父親是一位中學語文老師，兼任報社的文藝副刊編輯，并長期受聘為天一閣文獻委員會委員。王先生從少年時代開始，便受父親的教育和熏陶，在古典文學和歷史文獻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礎。1946年夏秋之際，他先后考取廈門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等多所國內一流大學，并最終選擇浙江大學，攻讀歷史學專業(yè)。新中國成立后，王先生聽從浙大教授譚其驤的勸導，轉學到北京大學繼續(xù)學業(yè)。
1950年7月，王先生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yè)。經北大教授張政烺推薦，于同年8月初進入剛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為考古所成立后第一位大學畢業(yè)分配來的青年研究人員。入所后，在副所長夏鼐先生的指導下，他將田野考古與歷史文獻記載充分結合的漢唐時代考古學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因他在大學期間便掌握了日語，熟悉日本的歷史和文化，因而又兼攻日本考古學和古代史方面的研究。
1950年10月初，王先生跟隨夏鼐先生到河南輝縣參加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考古調查發(fā)掘，在輝縣琉璃閣發(fā)掘漢代墓葬，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科學的考古發(fā)掘。在夏鼐先生的悉心指導下，他熟練掌握了考古發(fā)掘的方法，為日后的考古生涯打下堅實基礎。1951年4月至7月間，王先生又跟隨夏鼐先生從鄭州到澠池，對河南中西部地區(qū)各個時代的遺址進行調查發(fā)掘，使他進一步增長了關于田野考古學的理論、方法等各方面的知識。
此后，王先生先后參加了湖南長沙的漢代墓葬、陜西西安的漢長安城遺址、河北滿城的漢代陵墓、吉林敦化的渤海墓葬、黑龍江寧安的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等的發(fā)掘工作。其中，1956—1962年漢長安城遺址由他主持發(fā)掘，他也成為考古所漢長安城工作隊的第一任隊長，所獲成果為以后該都城遺址的長期發(fā)掘打下堅實的基礎。1964年春秋兩季，他主持敦化六頂山渤海墓葬和寧安渤海鎮(zhèn)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的發(fā)掘，這次發(fā)掘規(guī)模大、效率高、收獲豐富，為中國漢唐時代邊疆考古學的開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同時，王先生還擔任了題為《六頂山與渤海鎮(zhèn)——唐代渤海國的貴族墓地與都城遺址》的發(fā)掘報告主編，該報告內容充實、敘述清楚，出版后多受好評，并榮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yōu)秀成果獎”和“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等重要獎項。
在考古學研究的常年實踐中，王先生勤奮好學，孜孜以求，逐漸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識結構和治學方式。50多年來，單就中國考古學范圍之內而言，他的論著相當豐富。在田野工作方面，有與其他人合著的《輝縣發(fā)掘報告》、《長沙發(fā)掘報告》和上述《六頂山與渤海鎮(zhèn)》三部發(fā)掘報告書，又有獨著的《洛陽燒溝附近的戰(zhàn)國墓葬》、《漢長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獲》和《漢長安城考古工作收獲續(xù)記——宣平城門的發(fā)掘》等單篇發(fā)掘報告和簡報。在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方面，則有獨著的《漢代文明》（英文）、《漢代考古學概說》（中文，有朝鮮文譯本）等著作，又有《沂南石刻畫像中的七盤舞》、《中國古代墓葬概說》等獨著的論文數十篇，其中不少成果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獲得好評。
王先生最為重要的學術貢獻是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一系列研究課題的創(chuàng)建。經過長期的努力，他在日本考古學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績，不亞于其在中國考古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對古代中日兩國都城制度的比較研究亦得心應手，多有創(chuàng)見。
作為中國考古學界的重大事項之一，《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于1986年8月正式出版。王先生不僅作為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協(xié)助主任夏鼐負責全書的設計、規(guī)劃和編輯事務，而且親自承擔《中國古代墓葬制度》、《秦漢考古》等20多個條目的撰寫，字數近20萬。特別是卷首最重要的《考古學》序目由夏鼐和王仲殊兩位先生合作撰寫，高屋建瓴、深入淺出地論述了考古學的定義，研究的范圍、目標和方法，學科的分支及其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等，并闡述了世界考古學的發(fā)展簡史，內容詳細、充實，論述精到，文筆流暢，至今仍是中國考古學界廣為遵循的綱領性著述。
在夏鼐先生的殷切關懷和直接指導下，王仲殊先生在各個方面的進步都十分顯著。1978—1982年，他升任考古所副所長，進一步成為夏鼐的得力助手。1982—1988年，王先生繼夏鼐先生之后，被委任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兼任考古所學術委員會主任，《考古學報》和《考古學集刊》主編。在個人學術職稱方面，由于“文革”期間的延誤，1979年他被破格由助理研究員直接提升為研究員，1981年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并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直接評定為博士生導師。從1991年開始，他享受國務院頒發(fā)的關于作出突出貢獻的政府特殊津貼。1992—1998年，他重新擔任考古所學術委員會主任。2006年被授予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稱號。
王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的成果亦為國際學術界所稱道。早在1973年，他被聘為秘魯國立庫斯科大學名譽教授，1988年被德國考古學研究院授予通訊院士稱號，1990年被推舉為亞洲史學會評議員（相當于常務理事）。1995年，日本沖繩學研究所又聘請他為客座研究員。1996年，王先生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岡亞洲文化獎”大獎，是繼巴金、費孝通之后，第三位得到這一榮譽的中國人。
說起王先生的貢獻，還有一點不能不提?！拔母铩逼陂g，我國許多學術研究機構，包括中國科學院所屬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各研究所在內，幾乎都被迫停止工作，唯獨考古所因受周恩來總理的關愛，得以繼續(xù)開展業(yè)務。當時，王先生受命主持考古所的工作，他在郭沫若院長的關懷和支持下，盡力保護遭受迫害的老一輩學者，尤其是將下放在外省農村勞動的夏鼐先生調回北京，恢復其在考古所的職務。1971年夏，王先生還與夏鼐先生一同，為郭沫若院長起草致周恩來總理的請示報告，懇請《考古》、《考古學報》等期刊復刊以應國內外學術研究的需要，蒙周總理立即批準，乃使考古所的學術研究得以進一步開展，為改革開放后中國考古事業(yè)新的光輝歷程打下極為重要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以《考古》和《考古學報》復刊為契機，全國停刊多年的各種學術期刊隨后陸續(xù)復刊，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學問與人品往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在王先生身上顯得格外清晰。眾所周知，王先生是夏鼐先生的學生和接班人。與夏鼐先生一樣，王先生為人正派、誠實，襟懷坦蕩，表里如一。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更不曲意逢迎，取悅于別人。針對不良傾向，敢于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無所畏懼。王先生學風嚴謹，立論扎實、可靠。在他的學術論著中，從不輕易發(fā)表沒有把握的見解，更不僅憑主觀臆測而大肆渲染。實事求是，嚴以律己，理之所在，決不退讓，這是王先生的治學之道。
在韓國考古學、古代史方面，王先生在《從中國看古代日本》（日文）的專著中有《友好的百濟》、《新羅的強盛》等連帶性的敘述之作。2002年冬，他用日文寫成以《唐長安城、洛陽城與東亞的都城》為題的講演稿，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盛大講演會上就韓國慶州都城的形制、布局作論述，表明了他的獨特見解。特別是1995年發(fā)表題為《試論鄂城五里墩西晉墓出土的波斯薩珊朝玻璃碗為吳時由海路傳入》的論文，對古代中國與波斯的交往途徑提出與眾不同的新論點，水平甚高。此外，1998年所作題為《論漢唐時代銅錢在邊境及國外的流傳》的論文，雖以日本沖繩各遺址出土的開元通寶銅錢為主要論述對象，其取材卻廣泛包含中國從新疆到黑龍江乃至臺灣、澎湖、南沙群島等各處的發(fā)現，在國外則普遍采用東非、西亞、中亞、俄羅斯（西伯利亞）、蒙古、朝鮮、韓國、日本等許多地區(qū)的資料，足見其放眼世界，在學術研究上注重中國與外國的交流關系，這便是王先生一直倡導并身體力行的“中外交流考古學”。他不僅自己努力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還鼓勵年輕學者開闊視野，關注乃至從事中外交流考古學的研究。
我本人就是在30多年前剛剛進入考古研究所的時候，在他的引導下，在進行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上，開始從事東亞地區(qū)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也是在他親自安排下赴日本留學、進修。他還親自擔任我的博士研究生導師，指導我完成了東亞古代文化交流方面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順利獲得了博士學位。王先生對我的悉心教誨和熱情幫助令我終生難忘！
從今年6月開始，以腿腳行動不便為先兆，王先生身體的各個器官逐漸出現衰變，食量漸少，日益消瘦。我和他的家人多次勸他去醫(yī)院救治，但他早已將生死看淡，堅決拒絕到醫(yī)院搶救，并謝絕外人探視。他還一再囑咐家人，他去世后，一切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他唯一惦念的就是考古所的同仁們?yōu)閼c祝他90華誕而撰寫的紀念論文集的出版。所幸的是，在他去世之前，這一論文集的樣書已送到了他的病榻前，他甚為欣慰，反復說自己沒有什么牽掛和遺憾了。
王先生一生嚴謹務實，潛心治學，心無旁騖，與世無爭，低調行事，誠實做人，堪稱中國知識分子的典范。雖然他離開了我們，但他襟懷坦蕩、光明磊落的為人處事風格，他嚴謹務實、一絲不茍的治學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貫通中日、勇于創(chuàng)新的學術成就永遠被中國和東亞古代史和考古學界所敬仰！
責任編輯：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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