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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賢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倡導寫文章必須在扎扎實實的資料基礎上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學術研究依靠的資料可分為兩類：老資料、新資料。老資料固然不可忽視，新資料的意義更加重大。就佛教研究而言，當前尤其需要提倡挖掘新資料、研究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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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研需在大藏經基礎上有所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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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教研究領域，所謂“老資料”，主要指傳統(tǒng)的大藏經。百年來，大藏經在佛教研究中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取得了輝煌的成果。近代以來所產生的佛教研究成果均少不了大藏經的貢獻；在可以預期的將來，大藏經依然是佛教研究的資料基礎。大藏經的“三要素”之一為“取舍標準”，亦即大藏經所收入的實際是被歷代編藏僧人過濾后的資料。從大藏經歷史而言，早期的寫本藏經，重域外翻譯佛典，輕中華佛教撰著。其后的刻本大藏經，雖然收入中華佛教撰著，但隨意性較強。晚期的刻本大藏經，所收禪宗語錄可稱浮濫。就總體而言，其功能雖然兼具義理、信仰兩者，其內涵則表現(xiàn)出重義理、輕信仰的傾向。所以，從資料性而言，大藏經有著先天的局限。舉例來說，敦煌遺書中發(fā)現(xiàn)的《大藏經總目錄》，是唐代民間流傳的文獻。所列的佛經目錄及其卷數(shù)雖大抵荒誕不經，但究其初意，應為向赴西天取經的僧人提供參考。隨著佛教的發(fā)展，該文獻成為佛教信眾逝世后入冥的護符之一。遺憾的是，該文獻既不為古代修造大藏經的僧人所重，也被現(xiàn)代佛教人士所排斥。吳承恩曾將該文獻采摘入《西游記》。我也看到過該文獻的明代刻本、清宮刻本，近年收集到多達五六種民間新印流通本。可是，由于大藏經未將其收入，其價值也自然不為人們所重視。又如南北朝敦煌遺書中記錄了東晉著名僧人劉薩訶創(chuàng)立的一種禮拜法，據說依此禮拜，可以消滅罪孽。這種禮拜法由于充溢著濃郁的中國民間信仰氣息，故被大藏經所排斥。其實，在唐代，它就被改頭換面為玄奘從印度帶回的禮拜法而廣為流傳，乃至近年民間印刷的佛教結緣書中依然載有這一禮拜法。由此，我們不禁為此類文獻的頑強生命力、為它們一直影響著廣大民眾的信仰生活而驚異，同時不得不為傳統(tǒng)大藏經無視這些珍貴資料而惋惜。這也是我主張新編大藏經應該將“資料性”納入編藏理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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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諸佛教寺院并不存在宗派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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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遺書發(fā)現(xiàn)已過百年，其中90%左右為佛教文獻。敦煌遺書對中國佛教研究提出一系列重大問題。比如，長期以來有一種傾向，凡提到隋唐佛教，大部分學者言必稱“八宗”。其實，到底什么叫佛教“宗派”，學術界至今尚未真正探討清楚。而所謂隋唐“八宗”，是近代佛教學術研究展開以后，在日本佛教背景影響下出現(xiàn)的詮釋性產物。從敦煌遺書，我們可以清楚地發(fā)現(xiàn)，雖然天臺、三論、唯識、華嚴、凈土、律宗、禪宗、密宗等八宗，乃至三階教、藏傳佛教的文獻都傳到敦煌，但是，敦煌諸佛教寺院并不存在宗派傾向。放眼全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并非敦煌特有，而是普遍存在于各地。由此，以八宗為綱來論述隋唐佛教，雖然不失為梳理佛教理論的一種方式，卻并不符合隋唐佛教的歷史事實。至于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各類經論疏釋，反映了中國人如何理解、消化、改造域外傳入的佛教理論；大量的中華佛教撰著乃至疑偽經，反映了佛教如何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適應中國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而本土化，由印度佛教嬗衍為中國佛教；寺院經濟文書、宗教文書、史傳文書等，為我們勾畫了古代佛教寺院鮮活的宗教生態(tài)。如此等等，敦煌遺書對佛教研究提出的大量新問題，可以為我們研究中國佛教開辟新的天地。遺憾的是，相對于敦煌學其他研究領域而言，我國對敦煌佛教文獻的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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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事文本：宋以后佛教研究的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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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提到的是，有一大批民間流傳的法事文本至今尚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關注與研究，這可能是造成研究宋代以后佛教難以出現(xiàn)新突破的重大原因之一。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將“禪凈合流”視為宋代以后佛教的主流。實際上，濫觴于南北朝、成熟于唐代的儀軌性佛教，到宋代已經蔚為大宗，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主流。儀軌性佛教屬于信仰層面佛教，它的盛行標志著中國信仰層面佛教進入新的階段。由于印度佛教此時已經消亡，中國佛教在與儒道共存的環(huán)境中，更自覺地與儒道相契合，按照新的自我發(fā)展邏輯前進。另一方面，經過佛教近千年的熏陶，宋以后中國社會的信仰生態(tài)，特別是下層社會的信仰生態(tài)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又給中國佛教帶來一系列重大問題。特別是經過元代的打壓，諸多信仰形態(tài)轉入地下，佛教與道教、各種民間信仰形態(tài)乃至摩尼教等外來宗教的互動，迨至明清，中國宗教出現(xiàn)秩序化的上層、彌漫性的中層與極其活躍的下層不斷互動的新局面。而至今依然流傳于民間的諸多法事文本，正是這一歷史活動的產物。由于它們被歷代編藏僧人排斥在大藏經以外，以致僅依靠大藏經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難以真正把握宋以后中國佛教的實際情況，從而造成我國宋以后的佛教研究至今存在種種不足。由此，進一步關注、收集并公布這批法事文本，充分發(fā)掘它們的內涵，已成為中國佛教研究目前面臨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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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xù)證明，新資料的引進將極大促進學術研究的發(fā)展。希望佛教研究者都來挖掘新資料、研究新問題，以開拓中國佛教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