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C字形玉龍

 

古玉品鑒14

蔣衛(wèi)東

1989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考古系，現為浙江省良渚博物院院長、研究員、中華玉文化中心專家委員，長期從事浙江北部地區(qū)史前文化遺址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工作，與良渚文化結緣尤深。

如果說，距今8千年至6千年前是中國早期玉器萌生與起源的階段，玉器的器類僅限于頭部與頸部的小件裝飾品，工藝簡單粗陋，出土玉器的地點寥若晨星，那么，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星星之火驟然變成燎原之勢，玉器的制作和使用突飛猛進，進入了第一個高峰期。

這一時期，玉器的取材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雖然依舊是就近取材，但透閃石-陽起石系列的閃石玉(“真玉”)，普遍成為各個玉器文化圈中最看重的玉材，從而奠定了后世中國玉器選材和等級判斷的標準。材質的改變也推動了制玉工藝的變革，傳統的打制成形技術因不適用于具有交織纖維結構的閃石玉，而逐漸讓位于“以解玉砂為介質的間接磨擦法”新工藝，玉石制作工藝從此明確分化。盡管尚未使用金屬制玉工具，但已發(fā)現的多個專業(yè)化制玉作坊(如塘山、金沙地、方家洲等)顯示，當時的玉工們，已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以石攻玉”技術發(fā)揮到了極致。他們嫻熟地應用柔性線鋸、硬性片鋸、石鉆具、竹鉆管、解玉砂、燧石質等高硬度的雕刻器等有限工具，完成了玉器從磋切成形、鉆孔打眼、紋飾雕琢到研磨拋光的各道工序，制玉工藝之高超甚至令今人嘆為觀止，自愧弗如。

在制玉工藝快速發(fā)展的背景下，中國境內形成了以遼河流域紅山文化，江淮地區(qū)凌家灘文化與薛家崗文化，海岱地區(qū)大汶口文化與龍山文化，太湖流域崧澤文化與良渚文化，江漢地區(qū)石家河文化，中原地區(qū)廟底溝二期文化與陶寺、石峁等諸龍山文化，珠江三角洲石峽文化以及甘青地區(qū)齊家文化等為代表的玉文化系統。各玉文化系統內，諸多超越人體裝飾品功能的玉器新器型(如琮、璧、斜口筒形器、圭等)與取像于神異動物的玉器新紋飾(如神人獸面紋、神祖紋、龍紋等)、新造型(如冠狀玉梳背、勾云形器、玉龍等)相繼出現。社會少數精英階層攫取絕大部分玉器、壟斷某些特定玉器器型、獨占玉器上神異動物肖像權的現象日益普遍，不僅賦予玉器強烈的神靈崇拜色彩，也使玉器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社會政治領域中權力與財富最主要的物化形式。不同形制、不同紋飾、不同數量、不同組合的玉器，已然成為擁有者在世俗社會中身份、地位、職能、等級、權力乃至性別的最主要標簽。其中，玉鉞更是各玉器文化圈中被廣泛認同的軍事和政治領域的權力象征。

可以說，正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玉與玉器開始全面脫離簡單的裝飾品與工具的“形而下”命運，荷載起“形而上”的社會政治功能和精神文化內涵，從而為成就生生不息的中華玉文化奠定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