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內(nèi)容提要】 近代以來經(jīng)學史學化學術趨勢對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對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進行大膽懷疑與批判的同時，在唯物史觀理論的指導下，郭先生頗為重視從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中汲取有價值的史料，結合傳統(tǒng)文獻、古文字資料和民族學材料，獲取大量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信息。郭沫若先生藉經(jīng)考史的學術嘗試在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和中國史學的變革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郭先生藉經(jīng)考史學術實踐中所暴露出若干局限和不足，表明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僅僅具有奠定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基礎的意義。

? ? ? 【關 鍵 詞】經(jīng)學史學化/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

? ? ? 【作者簡介】周書燦(1967-)，男，河南省新密人，歷史學博士，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先秦史、歷史地理學與中國學術史研究。

? ? ? 晚清民初，隨著各種新的社會思潮的輸入，主導中國學術數(shù)千年的經(jīng)學漸趨衰落而至于“終結”。[1]與此同時，在新史學興起過程中，史學逐漸掙脫經(jīng)學的羈絆日漸走上獨立的道路，為“擴張研究的材料”[2]，在“夷六藝于古史”[3](P159)，“一切著作，都是史料”[4](P137)的探討中，經(jīng)學逐漸向著史學化的道路發(fā)展。經(jīng)學史學化加速了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并對郭沫若先生的古史研究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 ? ? 一、對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的辨疑與批判

? ? ? 自漢代以來直至近代以前，《尚書》《左傳》《周易》等儒家經(jīng)典歷來被視為封建時代的不容置疑的官方哲學，尤其在儒學獨尊的時代，儒家經(jīng)典更具有不可動搖的神圣和崇高地位。在與古史辨“不期而同”[5](附錄《追論及補遺》九《夏禹的問題》)的學術實踐中，郭沫若先生不斷對儒家經(jīng)典大膽提出懷疑與批判。茲略舉數(shù)例：

? ? ? (一)關于《易經(jīng)》作者與制作時代的辨疑

? ? ? 《易經(jīng)》是我國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經(jīng)典，據(jù)說是由伏羲的言論加以總結與修改概括而來(同時產(chǎn)生了易經(jīng)八卦圖)，是華夏五千年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群經(jīng)之首，大道之源”?！白詠淼亩ㄕf，以為《易》的基礎的八卦是伏羲氏所畫；由文王重為六十四卦，卦各六爻，卦與爻各系以文辭便成為《周易》的經(jīng)部；《易傳》的《十翼》……都是孔子所作的?！盵6](P377)很早就有人對以上“定說”產(chǎn)生過懷疑。郭先生對《易經(jīng)》的作者與成書時代的認識有一個發(fā)展過程。最初，他推測《易經(jīng)》為商末周初之際的作品：

? ? ? 關于《易》的作者與時代，一問再問地不敢決定下去，這是很慎重的，而且這些很慎重的質(zhì)疑我們還可以看出是有相當?shù)母鶕?jù)。

? ? ? 《周易》之作，論理可以與他(按：指箕子)同時……但是對于作者的問題，依舊不敢武斷，而后人卻公然把它武斷下去了。

? ? ? 《易經(jīng)》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它的作者不必是一個人，作的時期也不必是一個時代。[5](P34-37)

? ? ? 以后，郭先生專門撰著《〈周易〉之制作時代》一文，屢屢言及：

? ? ? 八卦并非作于伏羲，是毫無疑問的。本來伏羲這個人的存在已經(jīng)是出于周末學者的虛構，舉凡有巢、燧人、伏羲、神農(nóng)等等，都是當時學者對于人類社會的起源及其進展的程序上所推擬出的假想人物，漢人把這些推擬正史化了，又從而把八卦的著作權送給伏羲，那不用說完全是虛構上的一重虛構。[6](P378)

? ? ? 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誘導物，而其構成時期亦不得在春秋以前。

? ? ? 八卦既不能出于春秋以前，所謂文王把把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再系以卦辭爻辭的說法，不用說完全是后人的附會。

? ? ? 其實照史實看來，文王并不是能夠作出《易經(jīng)》來的那樣高度的文化人。

? ? ? 《周易》之作決不能在春秋中葉以前。由這個斷定不用說是把文王重卦，文王演《易》之說更完全推翻了。在文王重卦說之外本來還有伏羲說、神農(nóng)說、夏禹說，這些都是不值一辯的。又有人主張卦辭作于文王，爻辭作于周公，也同是一臆說。

? ? ? 孔子和《易》并沒有關系，在孔子當時《易》的經(jīng)部還沒有構成，他的話被采用了，也正是一個確實的證據(jù)。[6](P381-387)

? ? ? 綜合各種資料，郭先生提出了“《易》之作者當是馯臂子弓”，[6](P391)“《易傳》多出自荀門”[6](P402)等獨到的見解。以后，郭先生進一步明確：“《周易》固然是無問題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認為殷末周初的作品……據(jù)我近年來的研究，才知道它確是戰(zhàn)國初年的東西……我在前把《周易》作為研究殷末周初的資料，當然是完全錯誤?！盵7](P4)綜上所述，郭先生結合文獻和考古學資料對《易經(jīng)》在深入研究的過程中，逐漸認清了這部儒家經(jīng)典的作者和成書過程的某些歷史真相，從而將其置于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考察中國古代社會的諸多重要問題，顯然科學性大為增強。

? ? ? (二)對《尚書》相關篇章著作時代的新考察

? ? ? 《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是研究夏、商、周時期歷史的第一手文獻資料。漢代以后，《尚書》被尊奉為儒家“五經(jīng)”中最重要的一經(jīng)。作為一部封建時代儒家教義的神圣經(jīng)典，“隨著二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歷史發(fā)展，始終雄踞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最高寶座上，成了歷代帝王和封建士大夫必讀的政治與道德教科書，給了漢以后全部封建時代的政治和思想以巨大影響”。[8](P1)然而從今古文之爭到偽古文《尚書》的出現(xiàn)，學術界有關《尚書》的爭議從來就沒停止過。早在20世紀20年代，郭先生就明確指出：

? ? ? 我們中國的歷史起源于甚么時候？《尚書》是開始于唐、虞，《史記》是開始于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

? ? ? 在商代都還只是在文字的構造的途中，那末唐、虞時代絕對做不出《堯典》、《皋陶謨》《禹貢》。[5](P10-19)

? ? ? 《詩經(jīng)》是我國文獻中一部可靠的古書，這差不多是沒有可以懷疑的余地的，可懷疑的是《書經(jīng)》?！督裎纳袝范似幸廊话粋€很大的問題。[5](P90-91)

? ? ? 郭先生明確指出：“不僅在殷以前的古物已經(jīng)渺無可考，連殷代末年的文字都還在構成途中，所以我們可以斷定《虞書》和《夏書》的四篇完全不可靠?！秷虻洹?、《皋陶謨》、《禹貢》三篇為后世儒家的偽托。其他一篇《甘誓》，或許是《商書》羼入的，”[5](P91)“就是《商書》和《周書》都應該經(jīng)過殷周的太史及后世的儒者的粉飾，所以這二十五篇的可靠性只能依據(jù)時代的遠近而遞減。[5](P96)以后，郭先生對《尚書》的相關篇章繼續(xù)進行深入探討：

? ? ? 《堯典》(包括古文的《舜典》)、《皋陶謨》(包括古文的《益稷》)、《禹貢》、《洪范》這幾篇很堂皇的文字，其實都是戰(zhàn)國時代的東西——我認為當作于子思之徒。我在前雖不認《典》《謨》為“虞書”，《禹貢》為“夏書”，以作為研究虞夏的真實史料，但我卻把《洪范》認為確是箕子所作，曾據(jù)以探究過周初的思想，那也完全是錯誤。

? ? ? 《呂刑》一篇，文體與《左傳》相近，舊稱為周穆王所作，我也相信不疑。但其實那也是靠不住的。我揣想它是春秋時呂國的某王所造的刑書，而經(jīng)過后來的儒者所潤色過的東西。[7](P4-5)

? ? ? 在我們今天看來，雖然殷商以前的考古已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并非“渺無可考”，但郭先生的以上諸多見解頗有道理，與先秦時期的歷史實際頗為符合。正因為如此，郭先生結合《尚書》研究中國古代社會，能夠建立在較為扎實可靠的文獻基礎上，所作結論較以前的學者，自然更為可信。

? ? ? (三)《〈周官〉質(zhì)疑》與郭沫若先生對《周禮》的態(tài)度

? ? ? 《周禮》是一部研究周代制度的極為重要的古代文獻，也是一部爭議很大的書。其作者已不可知，一般認為是戰(zhàn)國后期人們采擇西周時期的官制與其它相關的原始資料，參考戰(zhàn)國時期各國已實行的有關制度，加上編撰者自己的政治理想，綜合融會，編纂成書。由于其為儒家六經(jīng)中三《禮》之一且為其首要的一經(jīng)，故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然在相當長的時間，信之者奉之為“周公所制官政之法”，[9]“周公遺典”；[10]疑之者則徑斥之為劉歆偽造之作，聚訟紛紜，懸而未決。郭先生在《〈周官〉質(zhì)疑》一文指出：

? ? ? 《周官》一書，其自身本多矛盾，與先秦著述中所言典制亦多不相符。然信之者每好曲為皮傅，而教人以多聞闕疑；不則即以前代異制或傳聞異辭為解。因之疑者自疑，信者自信，紛然聚訟者千有余年，而是非終未能決。[11]

? ? ? 事實上，早在郭先生《〈周官〉質(zhì)疑》一文發(fā)表之前，楊筠如先生即嘗試著結合文獻及金文資料，以證《周禮》一書保存了部分周代官制。[12]繼楊先生之后，錢穆先生則仍采用傳統(tǒng)歷史考據(jù)法，分別從祀典、刑法、田制等方面考證出《周官》這部學術界“公認的偽書”的著作時代為戰(zhàn)國時期。[13]郭沫若先生認為，“舊有典籍傳世過久，嚴格言之，實無一可以作為究極之標準者，故論者亦各持其自由而互不相下也”。其一反經(jīng)學傳統(tǒng)下以經(jīng)解經(jīng)的簡單做法，“于前人之所已聚訟者不再牽涉以資紛擾，僅就彝銘中之周代官制揭橥于次而加以考核”，以辨是書“真?zhèn)渭凂g與其時代之早晚”。郭先生列舉二十條“言周代官制之卓著”的彝銘資料，從中發(fā)現(xiàn)：“同于《周官》者雖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則大相違背。”獲得“如是鐵證”，郭先生指出，《周官》一書，“斷難斥為向壁虛造”，“亦斷非前代異制或傳聞異辭等說之所能規(guī)避”。郭先生舉“《周官》書中并未著作者姓氏且亦無‘周公若曰’之文”，“古人并無以天地對立之觀念”，“以天地四時配六官之說始見于《管子·五行篇》”等反證，推斷“作《周官》者，乃周末人也”。[11]以后，郭先生繼續(xù)指出：“《周禮》里面有儒字，但那并不是孔子以前的書，而且是經(jīng)過劉歆篡改的?！盵6](P458)在此基礎上，郭先生對歷來被視為《禮》經(jīng)之首的《周禮》的成書年代和過程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獨到的見解：

? ? ? 《周官》一書蓋趙人荀卿子之弟子所為，襲其師“爵名從周”之意，纂集遺聞佚志，參以己見而成一家之言。其書蓋為未竣之業(yè)，故書與作者均不傳于世。知此。則其書自身之矛盾及與舊說之齟齬，均可無庸置辯。作者本無心托之于周公，托之于周公者，乃劉歆所為，則其書中之制度自不能與周初相符。認為周初之實際而兢兢為之辯護者，乃學者偏激之過也。[11]

? ? ?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郭先生對《周禮》的考察，較早跳出了傳統(tǒng)經(jīng)學家們從經(jīng)學到經(jīng)學，以經(jīng)解經(jīng)的圈圈。尤其其對照彝銘中的官制資料，相互比較，將民國時期的《周禮》學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從而為學術界科學使用《周禮》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盡管，郭先生的若干論點未必成為學術界的最終定論，但其研究路向和方法顯然更趨科學理性。

? ? ? (四)對吳起傳《春秋》和劉歆偽造《左傳》說的闡發(fā)

? ? ? 《春秋》是儒家五經(jīng)之一，一般認為該書是孔子據(jù)魯國史書《魯春秋》修訂的，借由記載各諸侯國重大歷史事件，宣揚王道思想。學術界很早就有吳起傳《春秋》的說法，郭先生對此種較晚的說法頗為重視。郭先生贊同姚鼐和章太炎的觀點，以為：“所謂《左氏春秋》或《左氏國語》者，可能是吳起就各國史乘加以纂集而成?！盵6](P531)

? ? ? 《左傳》為《春秋》三傳中的一種，是中國早期最詳備完整的編年史著作，是研究春秋及其以前歷史的難得的文獻。晚清以來，《左傳》乃劉歆附益改竄[14]的說法，頗為流行。郭沫若先生亦曾推測：“《春秋左氏傳》是劉歆割裂古史攙雜己見而偽托的?！盵6](P529)他屢屢言及：

? ? ? 凡是《左傳》上解經(jīng)的語句，如“禮也”、“非禮也”一類的文章，都是劉歆所竄加。觀書的幾句話直承在竄加語的“禮也”之下，而把上下文的聘與享一聯(lián)的事跡插斷，作偽的痕跡甚為顯著。[6](P384-385)

? ? ? 《左傳》和《國語》，其實是一套，同是經(jīng)過劉歆玩過把戲的東西，而劉歆是古文家的宗主?！闶恰蹲髠鳌氛哑吣晡氖莿㈧У脑熳鞴滩挥谜f，便是《史記·孔子世家》中的關于正考父的那一段，明明也是經(jīng)過劉歆篡改的。[6](P447)

? ? ? 在我們今天看來，郭先生在前人基礎上對吳起傳《春秋》和劉歆偽造《左傳》說的闡發(fā)，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新論”，而且由于缺乏具有足夠說服力的證據(jù)，以上論點并未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但總的來看，其與近代以來經(jīng)學衰落而至于“終結”背景下，學術界疑經(jīng)惑傳的傾向基本一致。

? ? ? 除以上所舉《易經(jīng)》《尚書》《周禮》《春秋》《左傳》等文獻外，郭沫若先生對其它儒家經(jīng)典也屢屢闡發(fā)己見，提出新的認識。如他曾講到：“古人說他(按：指：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這話究竟該打多少折扣，暫且不提，但《詩》《書》《禮》《樂》《春秋》都是舊有的東西，并不是出自孔子的創(chuàng)造”[6](P460-461)，“今存《樂記》，也不一定完全是公孫尼子的東西，由于漢儒的雜抄雜纂，易經(jīng)把原文混亂了”[6](P490)，“《堯典》……是子思依托的，子思是與公孫尼子同時代的人，很可以有同樣程度的思想”[6](P503)，“《孟子》《王制》等的五等爵祿，《禹貢》《職方》等的畿服制，本互有出入，而他們的物證，我們在周代的彝銘里面找不出來，[7](P14)“《考工記》是春秋年間的齊國的官書”[7](P31)，“卜辭中無民字，亦無從民之字……《盤庚》《高宗肜日》《微子》那幾篇《商書》都已經(jīng)有了民字……這無疑是經(jīng)過后代儒家所潤色的?！盵7](P42)凡此表明，近代以來經(jīng)學史學化思潮對郭沫若先生的學術思想產(chǎn)生了頗為深刻的影響。和其他史學家一樣，郭沫若先生對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的懷疑與批判，不斷從根本上動搖著長期以來作為封建時代政治哲學的儒家經(jīng)典的神圣和崇高地位，與此同時，在促使“經(jīng)學之材料轉(zhuǎn)變?yōu)槭穼W之材料”[15]的過程中，郭先生對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的懷疑與批判，逐漸恢復古史料經(jīng)典的原貌，為唯物史觀基礎之上的先秦史料學的建立，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 ? ? 二、藉經(jīng)考史的學術價值及局限

? ? ? 值得注意的，郭先生在對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進行大膽的懷疑與批判的同時，并非徹底否定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的學術價值，相反，其對于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的史料價值高度重視。他屢屢言及：

? ? ? 就是《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完全是儒家的創(chuàng)作，在研究儒家的哲理上是必要的資料，但要作為古代的信史，那是斷斷不可！[5](P95)

? ? ? 《周官》盡管是有問題的書，但只是經(jīng)過劉歆的剪裁添削，割裂改編而已，其中自有不少的先秦資料。

? ? ? 《周官》和《左傳》一樣，固不可盡信，然亦不可盡不信，使用時須得有一番嚴密的批判。[7](P32)

? ? ? 《周禮》雖然是有問題的書，但那問題是在劉歆利用了許多先秦的原始材料而加以改編，并摻雜了一些杜撰進去，故《周禮》仍然有豐富的先秦資料存在。[20](P30)

? ? ? 事實上，早在郭先生提出以上觀點之前，呂思勉先生強調(diào)不要再糾纏于今文、古文的孰是孰非，提出“藉經(jīng)以考見古代之事實”[16](P106)的主張。郭沫若先生在對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進行大膽的懷疑與批判的基礎上，自覺從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中，分析出大量有價值的史料，并結合各種新舊資料，在唯物史觀理論的指導下，較早對中國古代社會進行開拓性的研究。

? ? ? 諸如郭先生依《孟子·萬章上》“二嫂使治朕棲”記載，以說明史前社會的“彭那魯亞”婚制，[5](P20)結合《詩經(jīng)》之《豳風》《豳雅》《豳頌》中的農(nóng)事詩以證周初“從牧畜社會的經(jīng)濟組織一變而為農(nóng)業(yè)的黃金時代”，結合《詩經(jīng)》等考察周初的階級構成，從“最可靠的信史——《詩經(jīng)》”中所記長江流域、西方和山東一帶的民族構成推論周宣王時周朝“還是被四圍的氏族社會的民族圍繞著的比較早進步了的一個奴隸制的社會”。[5](P24-26)又如郭先生試圖通過對《易經(jīng)》所反映的中國早期社會的生活基礎、社會結構、精神生產(chǎn)等史料分析，[5](P32-89)“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得到當時的一個社會生活的狀況和一切精神生產(chǎn)的模型?！盵5](P38)他還試圖根據(jù)《尚書》“研究殷周時代的古代社會及其思想”，[5](P96)并竭力從《詩》《書》二經(jīng)中搜集史料，論證殷周之際的社會組織的變化，考察“當時的產(chǎn)業(yè)狀態(tài)”“階級對立”“宗教思想”“社會關系的動搖”等狀況，探尋周代“社會變革”的真實信息。[5](P90-186)

? ? ? 《尚書》也是學術史上爭議較大的一部古書。盡管郭先生認為《尚書》是一部“可懷疑的”[5](P90)古書，但在科學考察《堯典》《禹貢》《洪范》《呂刑》等著作的時代的基礎上，其仍然將《尚書》作為研究上古社會的重要文獻，并結合金文資料，屢屢以《尚書》的記載為根據(jù)，深入系統(tǒng)地考察周代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如他以《堯典》“四岳”“十二牧”來解釋禪讓制下的“氏族評議會”，[5](P20-21)以《呂刑》以錢贖罪的制度揭示“奴隸的解放”。[5](P26)郭先生指出，《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完全是儒家的創(chuàng)作”，“完全是‘托古改制’的偽作”，“要作為古代的信史，那是斷斷乎不可”，但“在研究儒家的哲理上是必要的資料”。[5](P95-96)郭先生認為《盤庚》中的某些文字，“或許是后來的史家所粉飾”，“但無論怎樣，就從那不愿遷徙那么簡單的史影看來，已經(jīng)就表現(xiàn)著有了農(nóng)業(yè)的狀況了”。他依《尚書·無逸》的記載，推論殷代“農(nóng)業(yè)縱有也是在萌芽的程度”[5](P103-104)，“就在文王的初年都還是不十分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但是不久之間就完全變換了一個世界。”郭先生依《周書》中《洪范》《大誥》《金縢》《酒誥》《梓材》《康誥》《洛誥》《無逸》《多方》《立政》“差不多篇篇都有關于農(nóng)業(yè)的文字”，以證周代“農(nóng)業(yè)轟轟烈烈地發(fā)達了起來，文明也就一天一天地燦爛了起來”。[5](P111-112)他試圖從《康誥》《召誥》《多土》《費誓》中“供役”的記載，探尋“奴隸的成因”。他還結合《梓材》《堯典》探尋“庶民”“百姓”“黎民”的意義。[5](P120-121)郭先生結合《召誥》《梓材》《大誥》《康誥》《君奭》考察周人的天命思想，結合《酒誥》《康誥》《梓材》考察周人的“德”的思想，[5](P128-130)并在對《洪范》中的“天”“帝”“五行”“五事”“八政”等內(nèi)容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對周代的神權政治和折衷主義統(tǒng)治思想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5](P130-143)

? ? ? 在經(jīng)學史學化背景下，學術界有關《周禮》的真?zhèn)沃疇幉粌H導致該書原有的經(jīng)典地位一落千丈，與此同時，懷疑乃至徹底否定該書的史料價值，亦逐漸成為近代以來史學家的重要學術傾向。但值得注意的，亦有不少史學家對《周禮》一書的史料價值頗為重視。如早在20世紀30年代，蒙文通先生即合《孟子》《左傳》《國語》以研究《周官》所載鄉(xiāng)遂制度，[17]后來蒙先生通過對先秦時期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考察推論《周禮》“雖未必即周公之書，然必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東遷以下之治”。[18]以后，斯維至先生亦由“《周禮》所言職官之名稱及其職掌，實與金文往往契合”，以此書“固考史者最可信之資料”。[19]郭沫若先生對《周官》一書的史料價值亦頗為重視。他屢屢結合《周禮》研究周代田制：“孟子式的井田說，也并不是毫無根據(jù)：它所根據(jù)的應該是《考工記》的《匠人》職文，或與《匠人》職文同根據(jù)一種古代曾經(jīng)有過的事實，”“《考工記》的井田制大率在齊國是實行過的”，“周室治野的辦法在《周官·遂人》職文里面還保持著，那是純粹的十進位辦法，沒有‘九夫為井’的那一套花樣，但遂溝洫澮川等名稱是完全相同的”。[7](P30-31)他曾結合《周官·秋官》職金的職掌推測，周代“已經(jīng)有美金惡金的分別”[5](P110)，結合《周官》地官質(zhì)人職掌以證周代人民并且還可以“當成牲畜來買賣”。[20](P30)他還指出：“《考工記》三十六工也都是官，是一些國家官吏管轄著各項生產(chǎn)工藝品的奴隸以從事生產(chǎn)”，“《周禮》在好些官職之下都有‘賈’，地位與胥徒相當”。他認為古代農(nóng)工商之外的“虞”即“《周禮》的山虞、澤虞”。[20](P47-48)凡此表明，郭沫若先生對《周禮》的史料價值是頗為重視的，并非“于其真實性之一面并抹殺之”。[19]

? ? ? 綜上所述，在經(jīng)學史學化的學術背景下，郭先生試圖從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中發(fā)掘大量有價值的史料，以獲取中國古代社會的較為可靠的歷史信息，從而對中國社會進行一次“清算”。郭先生自覺在唯物史觀理論的指導下，對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的著作時代和材料真?zhèn)芜M行大膽的懷疑與批判的基礎上，“擺脫了經(jīng)學的思想和義例的束縛”[21]，充分注意到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的史料價值和對于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意義，并開拓性地結合傳世文獻、古文字資料和民族學材料，參互印證，這一嘗試不僅“預示著考據(jù)學方法和視界的又一次突破性變革”，[22]而且也“是中國史學發(fā)展中的一大變革”。[21]不可否認，在新舊學術轉(zhuǎn)型與中國史學變革的過程中，郭沫若先生對于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史料化的嘗試和努力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郭先生在以后的學術實踐中曾對這一局限有過頗為深刻的檢討：“《周易》固然是無問題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認為殷末周初的作品，我從前也是這樣。據(jù)我近年來的研究，才知道它確是戰(zhàn)國初年的東西，時代拉遲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為研究殷末周初的資料，當然是完全錯誤?！庇秩纾啊渡袝肺覀冊缰烙薪窆盼闹畡e，古文是晉人的偽作，但在今文的二十八篇里也有真?zhèn)?，也是到近年來才開始注意到的。例如《堯典》(包括古文的《舜典》)、《皋陶謨》(包括古文的《益稷》)、《禹貢》、《洪范》這幾篇很堂皇的文字，其實都是戰(zhàn)國時代的東西——我認為當作于子思之徒。我在前雖不曾認《典》《謨》為‘虞書’，《禹貢》為‘夏書’，以作為研究虞、夏的真實史料，但我卻把《洪范》認為確是箕子所作，曾據(jù)以探究過周初的思想，那也完全是錯誤的。”“《呂刑》一篇，文體與《左傳》相近，舊稱為周穆王所作，我也深信不疑。但其實那也是靠不住的。我揣想它是春秋時期呂國的某王所造的刑書，而經(jīng)過后來的儒者所潤色過的東西，呂國曾稱王，彝器中有《呂王作內(nèi)姬壺》可證，由文字上看來是春秋時期的器皿……這已盡足以證明它決不是周穆王所作的了。”“自來說《詩》的人雖然對于各詩也每有年代的規(guī)定，但那些說法差不多全不可靠。例如《七月流火》一詩，《毛詩》認為‘周公陳王業(yè)’，研究古詩的人大都相沿為說，我自己從前也是這樣。但我現(xiàn)在知道它實在是春秋后半葉的作品了。就這樣，一懸隔也是上下五百年。”[7](P4-5)凡此表明，郭沫若藉經(jīng)考史的學術嘗試并非意味著近代以來的經(jīng)學史學化的終結，從這重意義上講，郭沫若先生在經(jīng)學史學化背景下撰著的，被譽為中國史學發(fā)展的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也僅僅具有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基礎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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