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后，才有了專門的稅收機構

我們都知道，現在稅收歸稅務局管，那么古代房產稅是哪個部門負責呢？

華東政法大學博士后楊大春在《中國房地產稅收法制的變遷與改革》一書中寫道，古代征契稅，都是由納稅人主動去國家稅務機關繳納，稱為投稅。契稅制度自東晉萌芽后，都是由買賣雙方共同充當納稅人，雙方分擔比例基本是賣者三成，買者一成。有專家考證，最遲從南宋開始，朝廷將契約由雙方當事人共同繳納改成了由買者單方繳納。元明清三代，契稅的納稅人都是買方。

在宋、元兩代，各級地方官府并沒有專設稅務機關，所以納稅人都是去縣衙、府衙投稅。明代出于加強稅收管理的目的，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下令在府級地方設立稅課司，在縣級地方設立稅課局及河泊所，專管賦稅。后來，地方府縣級官府中也有了稅課司、河泊所等專門的稅收機構。

繳稅聽上去簡單，實際要經歷呈契、驗契、納稅和蓋印四步程序，朝廷有嚴格的要求。

從宋代開始，朝廷要求繳納契稅的人呈驗的契約是國家統(tǒng)一格式的。這種契約在宋代被稱為“官頒契紙”，在元明兩代被稱為“契本”。不論是官頒契紙，還是契本，都統(tǒng)一規(guī)定契約必須包括雙方當事人姓名、交易原因、標的價金、擔保條款等內容。官府認可，就會在契約上加蓋關防官印。

如果民間所呈契約不符合統(tǒng)一要求，則可能被拒絕蓋印納稅，甚至觸犯刑律。

對納稅的時間，朝廷也有明確規(guī)定，各朝代不同。宋代規(guī)定，契稅繳納時間為契稅成立后兩個月內。清代的契稅通常以一年為限。逾期不納稅者，就是偷漏契稅，將依法被處治。

為此，乾隆時期特別要求各省督撫刊刻告示，下發(fā)所屬各州縣，遍貼城鄉(xiāng)，使天下百姓都知道政府的條令。

不過，也有人享有特權。清代規(guī)定旗民為特殊階層，享受多項法律特權，旗民經過允許后，可以放寬繳納契稅的日期，改日補款。

納稅的契約是“紅契”，偷稅漏稅是“白契”

既然古代百姓履行納稅是義務，那么依法繳納契稅后也會產生相應的法律效力。繳納契稅后，契約行為就得到了官方承認，正式成為有效契約，如果一方權利受到了侵害，是可以向官府申請保護的。因為古代沒有專門的產權登記和公示制度，所以繳納契稅實際上也是官府進行產權登記，向社會公布契約的行為，具有今天登記和公示的效果。

而未經納稅的契約，就不符合契約成立條件，不能得到官方的承認。宋代就規(guī)定，這種沒有經過納稅的契約沒有法律效力，如果在日后發(fā)生糾紛找官府時，官府不能加以保護。

那么怎樣辨別契約是否“合法”呢？這就要看官印了。由于蓋印都用紅色，所以古代將納稅以后蓋上官印的契紙稱為“紅契”，沒有經過官方加蓋紅印的契紙稱作“白契”。民間為了逃避稅收，往往訂立契約后并不去官府納稅，加之官府的稅收征管不嚴，使得白契在古代社會中非常多見。

除了白契以外，有時也會出現百姓與官員內外勾結的現象。有時地方官員私收錢款，然后暗自向交易雙方發(fā)放紅契，或者直接貪污契稅收入，致使契稅收入下降。

“契尾”一分為二，合得上才代表已繳稅

針對偷稅漏稅的行為，朝廷當然不會坐視不理，歷代都制定防止漏稅的方法，打擊鎮(zhèn)壓偷漏契稅。一方面適當放寬納稅期限，允許百姓在一定時間內向官府稅務機關自首，重新申報納稅，補納稅款，這樣可以免予處罰。資料記載，宋高宗時就有這樣的法令，重新申報的期限為法令頒發(fā)之日起的一百天。

另一方面，朝廷采取稽查手段，鼓勵民間檢舉告發(fā)，追究逃避契稅者的法律責任。漢代時，漢武帝為鼓勵老百姓對偷逃稅者進行告發(fā)和舉報，規(guī)定查實后舉報者能獲取偷稅者一半的財產。

另外，從唐代開始，國家為了加強稅收管理還建立了審計制度。負責對財稅進行監(jiān)督和審核的機構是刑部中的比部，這項工作即使在安史之亂期間也沒有中斷過。到了清代，朝廷還創(chuàng)造了一項契尾制度。什么叫契尾制度呢？就是將向官府投稅后獲取的契稅單證粘在契約尾部，與原契約合二為一，作為依法投稅的標志。這項制度創(chuàng)始于元代，在清代完善，在乾隆元年(1736年)正式確立，后來規(guī)定民間納稅由布政使頒發(fā)契尾格式，粘于手寫契紙之后。

具體來說，就是百姓申報契稅時，須由官府照契約中內容填寫契尾，并且加蓋公章，然后再將該契尾從應納契稅的數字處裁開，一分為二。前半段粘于正式契約的尾部，作為已經依法繳納契稅的憑據，交當事人自己保存。后半部分留于官府，統(tǒng)一匯總成冊。此后如果百姓或官府對這份契約有疑問，可以將契尾與官府所留存根比較，若能合二為一，則已經納稅數額可以一目了然。

這樣一來，以前契約上加蓋官印作為納稅憑據的單一形式得到“升級”，發(fā)展為官印、契本、契尾并用的復合形式。這樣杜絕偽造，防止偷稅漏稅，算得上是中國契約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造。

申報房產稅不實要受罰，隱瞞一間杖60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朝廷再嚴打，民間還是難免會有逃避契稅的行為。這時候，就需要懲罰機制了。朝廷具體打出了怎樣的“重拳”來懲治偷稅呢？

一種是治當事人匿稅之罪。唐代收間架稅時，如果有人隱匿房間申報不實，隱瞞一間杖60，而告發(fā)的人賞錢50貫，由隱匿的人出錢。宋太祖在開寶二年(969年)制定契稅制度的同時，規(guī)定百姓如果不在法定期限內繳稅，就要依“匿稅條法”斷罪。據南宋《慶元條法事類》記載：凡“匿稅者，笞四十；稅錢滿十貫，杖八十；監(jiān)臨官、專典、攔頭自匿，論如詐匿不輸律”，并許人告發(fā)。元代依靠契本制度征收契稅，朝廷規(guī)定不用契本者，對買主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對與買主結伙幫襯者也要比照匿稅罪加以追究。清代在《戶部則例》中也明確規(guī)定凡置買田地房，不赴官府粘契尾，一經發(fā)現，也要依法治罪。

另一種治罪方式則是沒收相關財物。明代嚴厲打擊偷漏稅行為，《明律·戶律》“典賣田宅”條文規(guī)定，不稅契者，除了刑事處罰外，一半價款要上繳官府。到了清代，《大清律例》除了規(guī)定典賣田宅而不繳稅的人要笞五十，同時契內田宅的一半價錢要上繳官府外，又在《戶律·課程》部分規(guī)定：“凡客商匿稅不納課程者，笞五十，物貨一般入官。……若買頭匹不稅者，罪亦如之，仍與買主名下，追征價錢一半入官。”

雖然有懲罰機制，但實施起來未必如想的那樣，如宋代規(guī)定了納稅期限，但又允許超限的人赴官自首，這使得一些不法之徒乘機偽造繳納契稅的契紙。

楊大春在書中對古代契稅制度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增加了國家收入，也利于朝廷對房地產這樣的大宗民事交易行為進行控制，減少了民事糾紛。但有時朝廷將契稅視為從民間漁利的手段，盲目制定征稅目標，無節(jié)制地抬高稅率，這加重了民間交易成本和百姓生活負擔，影響了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

民國納稅收據上印著宣傳語

為了鼓勵百姓繳納房產稅，歷朝歷代的當權者肯定要絞盡腦汁想宣傳策略。南京市下關地方稅務局退休干部傅興亞展示了一件珍貴收藏，是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南京市政府的收款收據。這張收據的獨特之處是印著宣傳口號：“據實報稅，按時納稅，是人民的義務。”“早納稅捐是光榮的，遲納要處罰的。”對比來看，這與現在的稅收宣傳口號相差無幾，而納稅宣傳向來都是各政府和稅務機構特別重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