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表示，中華硯文化是由硯臺、硯雕、硯銘文化組成的，他在自己新出版的《硯銘與硯雕》專著中，對目前行業(yè)內(nèi)逐漸流失的硯銘文化感到擔憂，稱傳承中華硯文化應堅持硯文化精髓“完整性”。

黃振平說，目前好硯之人，只看重硯臺的先天材質(zhì)，忽略硯臺后天的硯銘與硯雕的工藝價值與文化藝術(shù)，誤讀了民族硯文化的歷史價值。 

據(jù)考證，“銘”始于漢魏時期，包括字、句、詩、詞、對、賦，原為刻在器物上用來警戒自己、敘述功德的文字，其范圍原只限于墓志銘、碑刻和石刻，后被讀書人熱捧用于硯臺、硯屏、硯盒、筆筒等日用品器物，堪稱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奇葩。

黃振平舉例稱，蘇東坡在清花硯上刻下硯銘：“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后據(jù)硯界考證，其所言為古時開采端硯硯石的艱辛場面，既是端硯歷史的沉淀，也是一種人文的回憶，更為后人研究貴為“國寶”的端硯發(fā)展烙下歷史佐證，是研究傳統(tǒng)中華硯文化的“活化石”。

肇慶有“中國硯都”美譽，當?shù)厥a(chǎn)的端硯為中國“文房四寶”之首。史料記載，宋徽宗明詔限定到肇慶任官者每人最多擁有兩方端硯；乾隆皇帝一生中留下了38首題款端硯的詩跋。

作為肇慶人，黃振平自小受中華硯文化熏陶，見地獨到。他認為，硯是有靈性的，其靈性蘊藏在潛在的社會文化中，其社會文化影響著中國千百年，而硯銘就是硯臺的身份證，是歷史的縮影。

據(jù)他介紹，2007年7月，西泠印社拍賣公司在杭州首推名硯專場上，硯銘在硯臺拍賣中起到“杠桿”作用，在所有留下硯銘的117方歷史名硯中成交115方，錄得高達98.29%的成交率，其中“清伊秉綬等銘大西洞端硯”成交價為96.8萬元人民幣；“清吳昌碩等銘端溪合同硯”、“吳湖帆等銘大西洞端硯”拍得71.5萬元。

據(jù)肇慶市端硯協(xié)會秘書長王建華介紹，目前中國內(nèi)地制硯界中，制硯人存在忽視“硯銘”價值的現(xiàn)象，往往以硯石質(zhì)地、硯雕工藝美術(shù)“填補”硯臺的收藏價值。

據(jù)記者了解，《硯銘與硯雕》是目前中國內(nèi)地首部以研究硯銘與硯雕為主題的專著。黃振平多年研究表明，從古至今，制硯工在硯臺制作過程中，都把各時代的工藝特色融入硯臺；把時政、文字、文學、繪畫、書法、金石、雕刻等匯集于硯臺之中，成為彰顯硯臺在各歷史時期硯雕工藝美術(shù)的聚焦點，因此，硯銘也被視作硯文化收藏中的“風向標”。

黃振平說，2010年5月，北京保利5周年春拍古董珍玩之清乾隆“乾隆御用”并題詩的澄泥伏虎硯及紫檀蓋盒以1400萬元成交，創(chuàng)硯臺拍賣世界紀錄，表明“硯貴有銘，身價倍增”。

王建華說，事實上，硯銘對歷史文化、收藏價值及投資空間有潛在“含金量”。他表示，硯臺、硯銘、硯雕是硯文化的“整體”，作為民族傳統(tǒng)的制硯人，在制硯過程中更應注重硯臺留有“硯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