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257窟壁畫中的方凳。 資料圖片

佛教文化在我國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歲月。從東漢初年佛教進入我國到李唐一代的800年，是佛教文化在我國深入發(fā)展的800年，是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由相互沖突、排斥到相互滲透、吸收乃至相互融合的800年。在此800年里，佛教在我國形成了兩次發(fā)展高潮。這兩次發(fā)展高潮為我國古代家具的發(fā)展譜寫出具有歷史意義的篇章。

第一次高潮是從東漢初年到南北朝的400年。南北朝時期，佛教傳統(tǒng)的譯經(jīng)求法活動方興未艾，建寺與開鑿石窟更是土木大興。開鑿石窟和建寺的佛教活動，促進了佛教美術(shù)的發(fā)展，寺廟的造像、壁畫更是應(yīng)時而生。這時期的造像和壁畫，都是來自域外的粉本，人物形象、服飾、用具等都是域外風(fēng)格。此時，天竺（古印度）佛國的大量高型家具，也隨之進入了我國，伴隨高型坐具而來的垂足坐方式自然地進入了人們的生活。

第二次高潮是南北朝后期到李唐一代的400年。這一時期，佛教在我國得到了普遍的信仰，佛教文化得到了廣泛的普及，佛教帶來的佛國高型家具，在世俗民間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和使用。

我們從唐代壁畫中可以看出，此時的佛國家具脫離了天竺佛國的清雅與簡單，造型端莊渾厚，裝飾華美富麗，形式也多種多樣。李唐一代不僅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全盛期，也是佛教文化與漢文化相結(jié)合、相融會的全盛期，是佛國家具在我國扎根落戶并取得發(fā)展與創(chuàng)造的輝煌時期。

從敦煌莫高窟的開鑿起，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畫日漸興盛。我們從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等石窟壁畫和墓葬壁畫里，可以看到伴隨佛與菩薩所帶來的域外高型坐具：繩床——椅子、佛座——墩、胡床、方凳等，對我國古代家具的發(fā)展和我國起居方式的演變所起到的推動作用。

繩床——椅子  “椅子”這一名稱最早見于唐代，《濟瀆廟北誨壇祭器雜物銘》碑陰：“繩床十，注：內(nèi)四椅子。”但是椅子形象的出現(xiàn)早于名稱100多年，而見于南北朝。

在兩晉以前，我們的先人一直處于席地而坐的時代，沒有高型坐具。隨著佛教的東漸，佛教文化和佛教藝術(shù)的涌入，佛國的高型坐具也進入了我國。我國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就提到當(dāng)時的印度僧眾都坐繩床。由這些記載中可知：這種有扶手、有靠背的高型坐具——繩床、禪床或椅子，是當(dāng)時印度僧侶的典型坐具。而這些繩床、禪床或椅子，隨著佛與菩薩一同進入我國也是事實。

椅子進入我國的具體時間確實難以查考，但是晉朝時已經(jīng)有人使用椅子了。在新疆的民豐尼雅遺址曾出土了一件晉代坐椅殘骸，此椅的座部以上已經(jīng)不存，只有4條椅腿，椅腿上有四葉花紋，是印度犍陀羅風(fēng)格，非常精美。由此可以證明，在我國廣大土地上處于席地而坐的時代時，西北邊陲的上層人家已經(jīng)開始使用高型坐具了。這件晉椅殘骸讓我們聽到了中國起居方式轉(zhuǎn)變的前奏曲。

佛座——墩  從眾多的石窟造像和壁畫中，我們得知佛與菩薩的坐具佛座——墩種類極為豐富，有方形、圓形、腰鼓形，有三重、五重、七重，有實材的，也有空透的，裝飾有壺門、有開光、有蓮花圖案……這些形式多樣的佛座——墩在席地而坐的中原大地上，確實是前所未有的。北魏龍門石窟蓮花洞中的菩薩坐墩，其形好似我國古老的捕龜捉獸工具——筌蹄，但它不是筌蹄的運用，因為從南北朝時代的壁畫風(fēng)格看，仍屬于印度犍陀羅式樣，北魏時期的佛教藝術(shù)還處于依照印度粉本描繪的移植階段。況且，怎能用捕魚捉獸的工具來事佛呢？于情于理都似乎不通。但史書上確有將筌蹄作為坐具的記載，如《梁書》中就曾說南朝梁武帝太清末年（公元549年），降將侯景叛亂，自稱皇帝后，“常設(shè)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腳坐”。侯景之亂起于梁武帝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此時佛教進入我國已將近5個世紀(jì)，佛座——墩早已進入我國。北魏龍門石窟蓮花洞菩薩所坐的坐土墩，應(yīng)在“侯景之亂”之前就出現(xiàn)了。不論從該菩薩坐墩的所處年代，還是當(dāng)時的壁畫風(fēng)格，以及對佛的崇敬態(tài)度等諸方面看，佛座——墩仍是隨著佛教而來的佛國坐具。后人將此種佛座稱為筌蹄，當(dāng)是一種巧合？或者是一種附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