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學家阮儀三教授我不認識，但從報刊上讀過他一些關(guān)于保護文物性建筑的文字，印象深刻。

最近從一份文摘類報刊上，見他不同意把一些文物性建筑易地保存。我認為很有見地。接著又在什么地方看到，某地在保護古建筑方面，是把易地保存當作好經(jīng)驗傳播的。這兩種意見不一定是有意打擂臺，但客觀上應(yīng)屬于兩家爭鳴。

我的資訊有限，更有限的是只具“粉絲級”的見識，想插幾句話，套一句“內(nèi)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該是內(nèi)行講門道，外行湊熱鬧吧。

共和國歷史上最早的“易地保存”，我記得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中南海把云繪樓、清音閣，整體挪到了剛剛修浚不久的陶然亭(那里的湖水叫窯坑，后來才沿湖建為公園)。緣起不詳，想當然不是為了布置陶然亭，而是中南海里面要調(diào)整布局，如修路、擴湖、建房之類，嫌它們礙事，給另找出路，說不定還是請示了周恩來總理，才安頓到城南的——做此猜想，不為無故。據(jù)我所知，周總理事無巨細，多有過問，而且出招劃策，往往超過專業(yè)人員，像1959年人民大會堂的頂燈設(shè)計，出自他的點撥，當時確屬超前，過了半世紀仍不覺落后；又如60年代上海錦江飯店所藏傳為國寶的乾隆九龍杯被一位友好國家的外事人員竊取，按照他的指示，居然依靠雜技演出“智取”回來，而不傷臉面，不傷和氣。這種例子不少。(按：此文寫出后，我到陶然亭核實，果然，在銘牌上寫著，云繪樓和清音閣，是1954年“周恩來總理親自選址移建于此”。)——不過，我想，中南海里的古建筑，當然也是在原地保留原物的好，原汁原味嘛。但整個中南海既然要“古為今用”，完全不動已不可能，只能退而求其盡量動得少些。估計那要拆除的一樓一閣，如果不轉(zhuǎn)移，說不定就當廢品處理了。十三陵中定陵開掘后，不是把皇帝的龍袍、棺材板都當垃圾扔掉了嗎。彼時彼地，革命成風，這樣不堪的結(jié)局，或亦在所難免。周恩來折沖樽俎，擅于協(xié)調(diào)，在當時情況下，擺到城南一隅的陶然亭去，可能是最佳選擇了。

另一個異地保存的例子，是從電影《鬼魂西行》看來的：一位美國闊佬在歐洲發(fā)思古之幽情，不惜重金買了一座古堡，然后按照構(gòu)件零件部位方向，一一詳盡記錄后，仔細拆卸，把大小原件鄭重包裝，海運“西行”，到了美國，重建起來。其萬無一失的細致程度，是連那古堡中的“鬼魂”也一道帶回來了！看來保存是成功的。但那花錢的主人，本意不在保存歐洲古典建筑，他只是要那個調(diào)調(diào)兒，滿足個人一種情趣的享受；那個古堡所在國，也不以此舉違反其文物保護條例見責，大概那里還沒有這個條例，而且——也是我猜，人家本就把“古建”保存得好好的，甚或也像中南海似的，老街老房嫌多嫌擠，要“間苗”，于是賣出去兩全其美。這卻跟我們要討論的保存古建問題無關(guān)。

再回到陶然亭，我在虎坊橋住了15年，是那里的?？?，目擊了變化最大的一陣子。除了一度引進許多江湖節(jié)目，似乎想把它搞成游樂園以外，變化之一，就是建成了“園中之園”——華夏名亭園，自然首先似乎也還只是為了多收一次門票而已。其中星羅棋布地“密植”了許多“華夏名亭”，從這個亭三步兩步到了那個亭，左一轉(zhuǎn)右一轉(zhuǎn)又到了什么亭。就像北京的“大觀園”，出了賈寶玉的怡紅院后門，不遠就是妙玉的櫳翠庵了，限于寸土寸金，也只得如此局促而尷尬。又像是逛“世界公園”，不過沒出國，大亭小亭，具體而微，大同小異，情趣全無。本來，這些名亭，分散在不同的地域，山邊水湄，各有來歷，各具身世，掌故軼聞，源遠流長?？擅苊茉言堰揭惶?，設(shè)計者也許想推廣一點有關(guān)古代建亭的常識，事與愿違，游客不過抱怨門票不值。這樣單純?yōu)槁糜味愕姆鹿沤ㄖo歷史和學術(shù)價值，也跟異地保存古建無關(guān)。好在這些假古董遠離現(xiàn)場，對真正的原物沒造成任何破壞，也就可以置而不論了。

對于進入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的古建或古建筑群，包括已成廢墟只剩下圖文史料而須重建實為新建的，其地理位置和由此帶來的地域色彩、風格和文脈價值，是不容忽視，更不容置之不顧的。如果黃鶴樓重建不在蛇山原址，雷峰塔重建不在西湖原址，大明宮重建不在西安原址，豈不淪為笑談？西湖南岸的汪莊，西岸的劉莊，原都是富家精心營建的園林，雖不過百年舊物，卻又因毛澤東多次下榻而聞名(是不是已經(jīng)列為文物保護單位，我不知道)，假若把它拆遷到北山或東岸，不是意味全失，真建筑也變成了假古董么？在這個意義上，我對河北平山縣把中共中央駐地，當代黨史、革命史中一處重要的紀念點——西柏坡，遷移到新址重新布置(雖說因要建水庫，理由也很充足，而且面積、方位、建筑式樣、院落布局，悉依原樣，整體復(fù)原)，總覺得有些欠妥。這不就像把斯莫爾尼——舊俄的貴族女子學院，1917年十月布爾什維克的起義指揮部，拆遷到彼得堡市內(nèi)相鄰地區(qū)去了么？這樣做的話，跟在電影城或攝影棚里搭布景還有什么兩樣？失去了對“革命圣地”的紀念意義，光剩下招徠觀光客的價值了。所謂“圣地”，因地而圣，地之不存，圣將焉附？

或者有人說，你這里所說都是偏重于歷史文物價值的建筑物，有些建筑，要保存，只是因為它在建筑史上的學術(shù)價值，為了各種原因，未必不可保存到異地去。我以為這要具體分析。中國古代營建，無論皇家宮闕、宗教寺觀、貴族華堂，還是平民的瓦屋草舍，在選地、設(shè)計時，除了工藝上以至社會學上的標準、規(guī)格、法式外，還都要察堪輿，看風水，因地制宜，極少孤立地專一考慮房屋的式樣或技術(shù)要求。

因此，我認為對于已經(jīng)列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包括已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ǎn)成功或準備申報)的古建筑，哪些動得，哪些不能動，似應(yīng)在有關(guān)條例中立法限定，至少做出必要的政策解釋，不宜長久地作為民間議論的話題。

當然，不是絕對動不得。北京天安門金水橋前東西一對華表，在1950年代初拓寬廣場時，各向左右(東者向東，西者向西)移動若干米，宏觀地看，更符合新格局下的距離比例和審美視野。這就動得好。但這是經(jīng)過專家論證的慎重決策，與當時及其后一些由長官意志率爾做出的錯誤決定(如拆城墻，拆城門樓，更不要說“文革”前夕居然動議要拆除故宮以“反封建”，幸未及落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