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趙豐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敦煌絲綢與絲綢之路的綜合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6BZS007)，最終成果為專著《敦煌絲綢與絲綢之路》。課題組成員有:王樂、王建軍、徐錚、李甍、沈雁、包銘新。

敦煌位于甘肅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曾經(jīng)是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但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關注絲綢之路上絲綢的人并不是很多，從事敦煌絲綢的研究者也不是很多。于是《敦煌絲綢與絲綢之路》從絲綢史研究的角度切入絲綢之路，以敦煌出土的自北魏至元代的絲織品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新中國成立后考古發(fā)掘品為主，同時結合國外收藏的敦煌絲織品進行研究。其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包括：

敦煌絲織品的系統(tǒng)整理

全面系統(tǒng)地收集和整理敦煌絲織品，力求能刊布較為完整的敦煌絲織品全集?，F(xiàn)存的敦煌出土絲織品主要收藏于五個地點，敦煌研究院、旅順博物館、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吉美博物館和俄羅斯愛米塔什博物館。其中敦煌研究院收藏的絲織品主要是新中國成立后的考古發(fā)現(xiàn)，特別重要的是1965年在K125、K126前出土的北魏刺繡品、 K130內(nèi)和122、123前發(fā)現(xiàn)的盛唐絲織品，以及近年在北區(qū)出土的元代絲織品。而國外收藏的基本都是藏經(jīng)洞所出的絲織品。

敦煌絲織品的技術種類

敦煌絲織物的品種異常豐富，當時常見的絹、綺、綾、錦、妝花、緙絲等織物及染纈、刺繡等均有出土。這些絲織物不僅涵蓋了當時絲綢生產(chǎn)技術的方方面面，而且常見內(nèi)地的絲織名品出現(xiàn)其中，如定綾、吳綾、川錦、陜郡、河南府等。由于敦煌地區(qū)位于絲綢之路的干線之上，東西絲綢貿(mào)易十分頻繁，許多外來的織物如“番錦”、“高梨(麗)錦”、“沙沙那錦”等屢見于文書記載，而在敦煌實物中也有大量來自中亞地區(qū)的粟特錦發(fā)現(xiàn)。

敦煌絲織品的圖案類型

敦煌出土的絲織品的圖案極為豐富，其中還有不少可以與壁畫上的服飾畫案相對比，通過壁畫及其他地區(qū)出土的絲織品比較，可以將藏經(jīng)洞出土的絲織品進行分期，以研究敦煌地區(qū)絲織品圖案的歷史演變過程。通過對敦煌文書中常見的紡織品圖案整理列表，可以了解那個時期敦煌地區(qū)的人們對于絲綢紋樣的稱謂。

敦煌絲綢的使用形式

通過對實物的研究和文獻的考證，可以將絲綢在敦煌地區(qū)的日常使用分為兩類：一類為宗教生活中絲綢的運用，主要指一些佛寺供養(yǎng)具，包括佛像、佛衣、傘、幢等物品；另一類是絲綢在世俗生活中的運用，主要是日常所見的絲綢服飾。敦煌文書中，服飾名物作為施舍物、財禮或者作為遺產(chǎn)繼承等出現(xiàn)。從這些施舍疏、財禮目等文書中可以得知，用絲綢制成的各種服飾無論是對于平民百姓還是貴族，都是比較重要的財物。

這項成果的主要建樹在于：

第一，全面系統(tǒng)地整理了敦煌出土的所有絲織品文物(除印度收藏品之外)。其中英藏部分已經(jīng)結集出版——《敦煌絲綢藝術全集(英藏卷)》，信息豐富完整，并第一次較詳細地介紹了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所藏的租借印度政府的絲織品。法藏和俄藏絲織品以前也很少發(fā)表。

第二，從紡織科技史的角度對出土織物進行重新鑒定和分析。這項成果對敦煌出土絲織品進行了十分詳盡的技術分析，將其大類分為織、染、繡三大類，但還按組織結構、絲線捻度和捻向、絲線色彩、各種不同方式的紡染印花工藝和各種時期進行的不同的針法進一步細分。

第三，綜合研究敦煌絲織品的圖案類型及其分期。這項成果全面采用了壁畫研究、文獻查閱和實物觀摩三個方面來進行比較研究，最后得出較為實際的敦煌絲綢圖案分類結論。同時，結合當時唐代的絲綢藝術總體風格，最后排出了敦煌絲織品的時間分期。

第四，將敦煌絲織品與從北魏到元代整個絲綢之路上的絲織品進行比較研究。這項成果還特別對自北魏以來一直到元代的絲織品作了深入的排比研究，并發(fā)現(xiàn)敦煌元代出土絲綢殘片中有一些圖案可以從其他元代絲織文物的紋樣比對中得到復原。

專家點評：

該成果的強項在于對敦煌絲綢的技術和藝術分析，達到了國際話語中認定的水平。為完成這一課題，作者和他的研究團隊先后趕赴倫敦、巴黎、俄羅斯以及敦煌、旅順等地調(diào)查、搜集有關資料，“甚至包括極小極小的碎片”，這是一種非常踏實的學風，值得大力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