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畫斑駁、脫落的背后，竟然是鹽類結晶在作怪；通過化學元素成分分析，出土自歐亞大陸的100多面漢代銅鏡找到了同一個源頭——我國中原地區(qū)……講求實證的自然科學正以強有力的高科技手段，滲入考古研究。當“科技考古”在世界上風生水起之時，這一新興學術領域，卻在中國遭遇了發(fā)展瓶頸。

在昨天舉行的“科技與考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叉和融合”研討會上，各路專家不無擔憂地指出，雖然我國早在1989年就正式提出“科技考古”，但近20年過去，科技與考古的融合仍停留在“初級階段”。

科技實證之難：傳統(tǒng)考古學面臨挑戰(zhàn)

出土文物與歷史記載相吻合，是我國考古學的傳統(tǒng)，也是考古的主要依據(jù)。可是，歷史記載語焉不詳甚至缺失乃家常便飯，尤其涉及人類、文明、農業(yè)等起源問題，由于當時可能根本不存在文字記載，如果只靠主觀推斷，便有可能造成較大的誤差。“拿出鐵板釘釘?shù)淖C據(jù)”，是我國傳統(tǒng)考古學面臨的挑戰(zhàn)。

最近七八年，原本從事光電研究的干福熹院士一直致力于厘清我國玉器產地，而核物理為他提供了最常用的手段——為玉石測定“指紋元素”。他告訴記者，產自不同地區(qū)的玉石，在微量元素的含量上會有細微的差別，就像每個人有著不同的指紋一樣。“這些含量只有百萬分之幾的微量元素，僅憑肉眼根本無法鑒定。”他說，“而鑒定玉石產地，對于研究歷史上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有著重要的意義。”經(jīng)過幾年研究，他提出在“絲綢之路”之前，很可能有一條更早的“玉石之路”將中原與西域連接在一起。

其實，我國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就開始將科技手段引入考古中，比如碳14年代測定實驗室的籌建。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2008年“河南安陽殷墟同樂花園遺址發(fā)掘”等，都采用了多學科合作的綜合發(fā)掘形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袁靖說，雖然科技考古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不得不承認，讓傳統(tǒng)考古學家接受高科技證明結果，相當困難：中國考古學家接受碳14同位素年代測定，整整花了40年。

文理跨界之惑：科技考古尚無學科編號

借助紫外熒光照相機的“火眼金睛”，考古學家才得知：看似一堵白墻的莫高窟某洞窟石壁上，竟曾畫有七個女供養(yǎng)人的全身像！敦煌研究院的蘇伯民研究員說，高科技攝影技術讓人們看到敦煌壁畫更多的原貌、細節(jié)，這對于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不過，他也坦言，對于文科背景的傳統(tǒng)考古學家來說，要理解高科技在考古上到底能干什么，還是相當困難。

在我國，為何人文與科技的交融如此緩慢？在加拿大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的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陳淳教授認為，考古學在國外屬于人類學研究范疇，利用科技手段為考古假說提供實證，早已成為一種習慣。而我國的考古學一直屬于歷史學范疇，“當考古學家只注重精美的器物，會放過很多遺址發(fā)掘中所包含的大量與人類發(fā)展有關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更需要有自然科學背景的考古學家來發(fā)現(xiàn)。

可是，我國真正具有自然科學背景的考古學家卻十分稀缺。至今為止，“科技考古”連一個學科編號都沒有，這意味著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人員面臨著申請科研經(jīng)費的巨大困難，意味著尚不能作為一個專業(yè)招收研究生。

去年，復旦大學文博學院終于允許干福熹院士招收人類學專業(yè)的研究生。但干福熹卻面臨另一個窘境：招不到理想的生源——理工科出身的學生對于歷史的理解太膚淺，而文科學生缺少自然科學的基礎。“現(xiàn)在很多大學生都是‘有知識，沒文化’，這根源于我們國家基礎教育中過早的文理分科。”他說，應試教育制約了很多交叉學科的興起，尤其像科技考古這樣需要人文與科學交融的學科。它所凸顯的問題，是我國創(chuàng)新能力的底氣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