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貴州地區(qū)南境牂牁國，北境鱉國并存。東向為荊楚之地。楚是兩周時期中國南方的國家之一，本文載自2006年文物出版社的《古代文明》第6卷，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主辦的中國考古網(wǎng)站。探討了西周時期的楚、荊地望及其文化關(guān)系。

商周金文和先秦典籍中關(guān)于國或族的稱謂有“楚”、“楚荊”、“荊楚”、“荊”、“荊蠻”之名，其中“楚”應(yīng)指羋姓楚國族，現(xiàn)無疑義，至于其他稱呼，或以為全指楚國或楚族，是其不同的稱呼，或認為并非全為楚國或楚族之稱，有的應(yīng)該指荊族，并涉及楚、荊地望及文化關(guān)系等問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試就楚與荊之別，西周時期的楚、荊族地望及其文化關(guān)系等作進一步探討。

一

綜觀先秦典籍，多將羋姓楚國之號常稱為“楚”，有的時候也稱“荊”，也有少數(shù)典籍如成書于戰(zhàn)國晚期的《呂氏春秋》、《韓非子》將羋姓楚國之號常稱“荊”，有的時候也稱“楚”，而漢及以后的文獻中常稱之為“楚”。迄今為至的有關(guān)研究中，流行的觀點認為前引稱號應(yīng)指楚國或楚族，甚至有“荊”為楚國本號說[1]。如果這些都為楚號，不免讓人產(chǎn)生這樣的疑問，楚國的本號到底是什么？是“楚”還是“荊”？還是其他稱號？而很多問題的討論，是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的。

依據(jù)大多數(shù)先秦典籍的有關(guān)記載，楚國的本號當為“楚”，這應(yīng)該是沒有問題的，但現(xiàn)在畢竟還有不同的說法，故此略加辨析。

在有關(guān)典籍中，楚國國君及上層貴族自稱為“楚”，未見稱“荊”或其他稱呼，有關(guān)楚國君自鑄的銅器更是如此，從現(xiàn)知西周時期的楚公鐘[2]和戈[3]、楚公逆鐘[4]，到戰(zhàn)國時期的楚王銅器，無不自稱為“楚”；在非自稱之名中，陜西周原出土的西周早期甲骨卜辭中有“楚子”[5]之名，這是周人對楚君明確的稱呼，而且時代較早，這些足證“楚”為楚國本號，而前引其他稱呼應(yīng)不會是楚的本號。

上文提及，《呂氏春秋》、《韓非子》將羋姓楚國之號稱常“荊”，有的時候也稱“楚”。為何這兩書中關(guān)于楚國的稱謂與其他大多數(shù)典籍相異，一般認為，因兩書的成書及其流傳都與秦國有關(guān)，秦莊襄王名楚，時代略早于兩書的成書年代，書中稱楚為“荊”是為了避秦王諱，我們認為是有道理的。

但自西周末以來，楚又被稱為“荊”、“荊蠻”：

《國語·鄭語》：“史伯答鄭桓公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雪、仲雪、叔熊、季紃。’‘……蠻羋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

《春秋》莊公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而《左傳》莊公十年：“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茲不谷震蕩播越，竄在荊蠻，……’”

又稱之為“楚荊”：

子犯編鐘銘文[6]：“隹（惟）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又（佑）晉公左右，來復(fù)其邦。諸楚荊不聽命于王所，子犯及晉公率西之六師，博伐楚荊，孔休大工。楚荊喪厥師，滅厥尢。……”

子犯編鐘銘文所記晉伐楚荊，即春秋中期的晉楚爭霸之事，其中雙方的爭霸大戰(zhàn)——城濮之戰(zhàn)，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有詳細記述，這里的“諸楚荊”應(yīng)指楚國及其附屬國。

又稱楚王為荊王：

湖北荊門包山出土的戰(zhàn)國楚簡第246：“禱荊王自熊繹以庚武王，五牛、五豕。”[7]

楚何以有“荊”、“楚荊”等稱呼，應(yīng)有其歷史背景。

楚在西周僅是一個小國，地域狹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到春秋早期還是如此，《左傳》昭二十三年：“無亦監(jiān)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杜預(yù)注：“方百里為一同。”則國土很小。此時楚國且不論國小，周人又視楚為荊蠻而非同族，《國語·晉語》：“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shè)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又如周原H11出土西周甲骨卜辭記載：“其微、楚，乃厥燎，師氏受燎。”因此，楚并不為周王朝重視，西周早期之時楚君沒有參加諸侯盟會的資格，只是以守燎的身份參與盟會，可見其在諸侯國中確屬于地位較低者。

但正因為“楚為荊蠻”，春秋以來，“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史記·齊太公世家》），服荊蠻而統(tǒng)轄其地。隨著楚國地域的擴大和“楚”與“荊”所指地理范圍的趨同，自然就會產(chǎn)生兩者混稱的情況。比如前引荊門出土的戰(zhàn)國楚簡中除有稱楚為“荊”的情況外，還同出有稱“楚”的竹簡[8]。類似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戰(zhàn)國策·楚策》“城渾出周”條以鄭謂韓；《孟子·梁惠王上》和《戰(zhàn)國策·魏策》魏人自稱魏為晉，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jié)銘文有“大司馬邵陽敗晉師于襄陵之歲”[9]，這里稱魏為晉。

又：《春秋》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谷梁傳》解釋說：“荊者，楚也。何謂之荊？狄之也。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其意稱楚為“荊”是表示輕賤之意。“荊”字本身應(yīng)無貶義，但當時楚國所轄的荊蠻之地經(jīng)濟、文化水平相對落后，必然受到發(fā)展水平較高的華夏諸國的輕視。如秦非戎狄，但發(fā)展水平較低，直到戰(zhàn)國中期，關(guān)東諸國仍“夷翟遇之”（《史記·秦本紀》）。所以，結(jié)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谷梁氏對《春秋》的解釋也有一定的道理。前引子犯編鐘銘文稱楚為“楚荊”，而從《春秋》等典籍看，當時的各國普遍稱楚國為“楚”，從此鐘銘文的口氣明顯可以看出“楚荊”也是對楚的貶稱。

西周中期前后，還有以“楚荊”、“荊”等為名的國族：

《初學(xué)記》卷七引《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

史墻盤銘文[10]：“宖魯邵王，廣楚荊，隹寏南行……”

簋銘文[11]：從王南征，伐楚荊，有得，用乍（作）父戊寶&O2505;彝。吳。

叔簋銘文[12]：隹（惟）九月，叔從王員征楚荊，在成周，誨乍（作）寶簋。

與此有關(guān)的還有單稱“楚”、“荊”者：

夨簋銘文[13]：隹（惟）王于伐楚，白（伯）在炎。……

過伯簋銘文[14]：過白（伯）從王伐反荊，孚金，用乍（作）宗室寶&O2505;彝。

鼒簋銘文[15]：鼒從王伐荊，孚，用乍（作）&O2505;簋。

這些銘文所指的對象是否都為楚國，還需進一步分析。

據(jù)研究，這些銘文記載的是周昭王南征的史實[16]。昭王南征是西周中期的重大事件，此事還見于《左傳》僖公四年、《呂氏春秋·音初》和《史記·齊太公世家》等。在這些被征伐的對象中，“楚”應(yīng)是楚國。關(guān)于“荊”，聯(lián)系上文所引《國語·晉語》和《齊太公世家》的記載和當時的形勢來看，當不會是楚國，而應(yīng)是楚以外的荊部族，即荊蠻。至于“楚荊”，今人普遍認為即指楚，不過也有研究者認為不是楚而是楚附近的其他方國或部落[17]。從前引子犯編鐘銘文看，楚在春秋時期已有“楚荊”之稱，那么，楚國在西周時期有此稱呼也是有可能的。實際上，很早就認為昭王的南征就是伐楚：

《呂氏春秋·音初》“周昭王親將征荊”下高誘注：“荊，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荊’。”

《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管仲對曰：‘……昭王南征而不復(fù)，是以來問。’”《索隱》引宋忠說：“昭王南伐楚，……。”

但如上文所論，恐難以將西周時期的楚荊與楚國完全等同，況且在有關(guān)銅器銘文記載的昭王南征對象中，楚國已明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關(guān)昭王南征銅器銘文記載的征伐對象既有楚、荊，又有楚荊。如果將“楚”、“荊”連稱就成了“楚荊”。由此推斷，因為昭王的南征對象既有楚，又有荊，時人在記載此事時將其連稱為“楚荊”。后人對此情形不明，遂有了楚荊即楚之解。反查有關(guān)文獻，這個推斷與有關(guān)記載并不矛盾。因此，“楚荊”很可能是“楚”與“荊”的合稱。

還有蠻荊，《詩·采芑》：“蠢爾蠻荊，大邦為仇！……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這里蠻荊就是荊蠻，應(yīng)指荊族。

另有荊楚，《詩·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維女荊楚，居國南鄉(xiāng)。……”其中“荊楚”與“荊”共用，這里荊楚應(yīng)該就是荊族。據(jù)毛萇傳，此詩為東周時期的宋國人祭祀其先祖高宗（商王武丁）之樂，美揚武丁伐荊之功。那么，這里的荊楚和荊應(yīng)指商代的荊族，當與后來的楚國無關(guān)。

以上對金文、文獻中有關(guān)記載的梳理說明，“楚”是楚國的本號，西周時期，既有楚國，又有荊族，時人稱后者為荊蠻，楚國立國于荊族活動地域。“荊楚”所指當為荊族，它不等同于羋姓楚國族。

二

楚君位列周朝諸侯，當在鬻熊以后，鬻熊及以前先代尚被稱為“楚先”，即先祖，見荊門出土的戰(zhàn)國楚簡[18]?！妒酚?#183;楚世家》記載楚之始封當熊繹之時[19]：“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然始封之地在何處，歷來頗多異說。

東漢班固首創(chuàng)當涂說，《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下自注：“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地在今安徽當涂縣。清末王先謙從之[20]。

然而，東漢時期還另有它說，唐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引東漢末穎容《春秋三傳例》：“楚居丹陽，今南郡枝江縣故城是也。”[21]即所謂枝江說。劉宋時期的徐廣同此，而為裴骃的《史記集解》采用[22]。今人也對此說作了論證[23]。

晉袁崧《宜都山川記》：“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24]意即此地為楚國始封地?！端?jīng)注·江水》：“丹陽城，……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幽隔，繿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為非也。又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征矣。”則成另一說，即秭歸說。唐李泰《括地志》、《后漢書·南蠻傳》李賢注、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等從之。今人也有持此說者[25]。

唐司馬貞《史記·楚世家·索隱》“（楚）與秦戰(zhàn)丹陽”下說：“此丹陽在漢中。”《史記·韓世家·索隱》“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于丹陽”下又作注說：“故楚都，在今均州。”則又別為一說。清代宋翔鳳在《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中對此作了詳細論證[26]，提出丹淅之會說。今主此說者又發(fā)展為先陜西商縣、后丹淅之會說[27]，認為熊繹所居之丹陽在今陜西商州一帶，附近有以“荊”、“楚”為名的山水可證；西周中期以后楚人南遷今丹淅之會一帶；南遷漢水以南，是在楚武王或以后。

與以上諸說不同，王光鎬先生提出湖北南漳說，認為楚的始封地在今湖北南漳、?？祪煽h之間的荊山附近，這在《楚文化源流新證》中論證較詳[28]。

上引五說都有一些文獻根據(jù)，將有關(guān)楚始封地地望的各種可能性都提出來了，而且所指地域已相當廣大。在現(xiàn)今有關(guān)的討論中，論者將帶有“荊”、“楚”之稱的這樣一些地名、山水與楚國都丹陽的地望相聯(lián)系，有的研究者還特別強調(diào)荊山、丹陽與楚國始封地的關(guān)系，以此作為判定楚國始封地地望的主要依據(jù)。文獻中類似于帶有“荊”、“楚”之稱的這樣一些與某國、族相同的地名和山水，存在于很多地方，它們與古族有何聯(lián)系，確實需要去認真研究，但我們以為，這些只能作為探討有關(guān)問題的線索，并不能作為主要或首要依據(jù)，從來有關(guān)楚國始封地的幾種觀點的分歧本身說明這種研究方法是不全面的。

關(guān)于西周的楚國問題，文獻中確有一些線索可尋，不過長期以來以文獻記載為主要依據(jù)的討論，學(xué)界畢竟沒有就此問題達成共識。但現(xiàn)在楚文化特別是西周時期楚文化的考古發(fā)現(xiàn)也日漸增多，在此基礎(chǔ)上關(guān)于楚國始封等問題的研究條件日漸成熟。不管西周時期的楚國在何處，當?shù)乇厝挥谐肆粝碌氖粉E遺物。因此，以有關(guān)文獻記載為線索，以楚文化研究為基礎(chǔ)，根據(jù)楚文化的分布、發(fā)展來研究楚國封域與楚人遷徙等問題，這應(yīng)是研究有關(guān)問題的主要方法。

楚文化的研究已歷數(shù)十年，取得了非常豐富的成果，已發(fā)現(xiàn)相當數(shù)量的遺址和墓葬。現(xiàn)在，已建立了主要遺存的年代序列，對各個時期的文化特征也有了比較準確的把握。同時，有關(guān)地區(qū)商周時期其他考古學(xué)文化的發(fā)展序列也日漸清晰。在楚文化分布區(qū)邊緣的一些遺址，還顯示出楚文化逐漸替代其他文化的現(xiàn)象。通過相關(guān)地區(qū)文化變遷的考察，揭示出西周以來楚文化不斷擴張的進程，并由此追溯最早時期楚文化的中心分布區(qū)，從而可能確認楚國的始封地。

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楚文化遺存以湖北當陽磨盤山[29]遺址為代表，時代早到西周中期偏晚，更早的遺存仍在探索中；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遺存以江陵雨臺山[30]、當陽趙家湖[31]等地墓葬最為典型。

從楚文化的分布看，春秋中、晚期以來，楚文化遺址和墓葬廣布于以江漢流域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qū)，楚已是當時諸國中的大國，地方數(shù)千里，疆域完全涵蓋了前引諸說所指的地區(qū)，也就無法判定哪一說是正確的。

西周至春秋早期，楚文化的分布地域則明顯較小。

在西周中、晚期，楚文化遺址多見于江漢平原西部以沮漳河流域為中心的地區(qū)，在以西的長江西陵峽區(qū)的秭歸一帶也有發(fā)現(xiàn)。典型遺存除磨盤山外，還有江陵荊南寺[32]、當陽付家窯[33]、楊木崗[34]、秭歸官莊坪[35]等。春秋早期，楚文化的分布中心區(qū)仍然在那一帶，只是分布范圍有所擴大。

就在這個時期，在楚文化的周圍，還分布著其他考古學(xué)文化。

在南邊，西周早、中期之時，以澧水流域為中心，分布著以澧縣斑竹[36]、松滋博宇山[37]遺址為代表的皂市文化晚期遺存，其勢力曾擴展到長江北岸的沙市一帶[38]。在該文化的中心區(qū)，西周時期當?shù)鼗究床坏匠幕囊蛩?，但到春秋早期，當?shù)鼗静灰娤惹拔幕倪z物，而以楚文化風格的器物如鬲、豆、罐等為主，說明這時當?shù)匾殉蔀槌幕姆植挤秶?/p>

在東邊的武漢一帶，是以武漢市紗帽山[39]、漢川縣烏龜山[40]為代表的典型周文化遺存。其中到西周晚期，部分鬲的襠部寬而平，柱足較高，這些被公認是楚式鬲的典型特征，可能是受楚文化的影響而產(chǎn)生的。

在北方，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襄樊真武山遺址[41]，這里在西周早、中期是典型的周文化遺存，西周晚期出現(xiàn)了楚式器物，但文化性質(zhì)仍屬于周文化。到春秋早期，已經(jīng)以楚文化因素為主，應(yīng)屬于楚文化。

在西方的長江西陵峽區(qū)，秭歸廟坪西周中期遺址出有陶釜、豆、杯、罐、缸等器物，還同出有濃厚楚式風格的聯(lián)襠鬲[42]，該遺存屬于何種文化尚不清楚。但從官莊坪遺址看，西周晚期之時這里為楚文化分布區(qū)。

從楚文化與周鄰考古學(xué)文化的分布態(tài)勢及其變遷可以看出，至少自西周中期以來，楚文化分布于以沮漳河流域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qū)，向西分布到長江西陵峽區(qū)。隨著楚文化的擴張，才逐漸擴展到周圍其他地區(qū)。結(jié)合磨盤山、趙家湖等地遺存來看，在這一地區(qū)，楚文化自西周中期以來沒有中斷，這說明至少自西周中期以來，楚國是從這里發(fā)展起來的。聯(lián)系文獻中有關(guān)西周早期以來楚人活動的記載，有理由相信，這一地區(qū)的楚文化應(yīng)該早到西周早期，即楚國始封之時。

從西周時期楚文化的分布地域看出，有關(guān)楚國始封的諸說中，只有枝江說、秭歸說所指的楚始封地在現(xiàn)知最早的楚文化分布區(qū)范圍內(nèi)，其他諸說均超出了此范圍。因此，枝江說、秭歸說以外諸說由此所指的地區(qū)就不會是西周楚國的始封之地。至于秭歸說，其所指地區(qū)應(yīng)該是西周晚期以來的夔國所在，這已為學(xué)界趨同，因而也不會是楚國始封地。那么，就剩下枝江一說可以考慮了。

從前引文獻可以看出，有關(guān)枝江說的文獻記載在諸說中是比較早的，與楚文化的關(guān)系看，它所指的楚始封地地望就在西周楚文化的分布區(qū)內(nèi)，這就明顯看出，楚文化的發(fā)展顯然與枝江說關(guān)于楚國的始封及其發(fā)展的解釋完全契合。因此，不管熊繹所居丹陽是否就是穎容所指的東漢時期的枝江縣故城所在地，這一帶應(yīng)該是西周時期楚人最早的活動地域。于此，我們贊同枝江說。

不過，現(xiàn)在關(guān)于楚國始封地的討論中，一些研究者對有關(guān)問題的探討尚有異說，因此，有必要對一些問題作進一步分析。

荊族是商周時期活動于以江漢腹地為中心的長江中游的部族，或稱之為“荊蠻”，這在后文還要詳談。楚被封于荊蠻，其封地只能在以江漢腹地為中心的荊蠻之域?！妒酚?#183;楚世家》記載，當周夷王之時，楚人活動于江漢一帶，楚公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謚號，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zhí)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在湖北嘉魚出土了西周晚期的楚公逆鐘[43]，五十年代湖南還曾收購一件西周晚期的楚公戈[44]，前引武漢市漢南區(qū)的紗帽山西周晚期遺存中出現(xiàn)了楚式風格的陶鬲。聯(lián)系有關(guān)文獻記載，這些楚公所用的銅器和具有濃厚楚文化特征的遺物在當?shù)氐某霈F(xiàn)決不是偶然的，應(yīng)該是楚人活動蹤跡的反映。這證明，早在西周時期，楚人已活動于長江中游一帶。這些情況無疑有利于枝江說，而與其他諸說相背離。

另一個就是今天的陜南商州至豫西南一帶西周時期的考古學(xué)文化特征與歸屬問題。力主丹淅之會說的研究者認為那里是楚的始封地，有的研究者為證明此說，以當?shù)匚髦軙r期的文化遺存為證。實際上，那一帶的西周時期文化遺存屬于周文化，與公認的楚文化區(qū)別明顯。從考古學(xué)文化看，楚文化的淵源是周文化，本身屬于大的周文化系統(tǒng)，但楚文化有著與典型周文化不同的獨特地域文化特征，核心是以楚式鬲為代表的器物群。依此來衡量，從均縣朱家臺遺址[45]看，楚文化擴張和影響到豫西南一帶是西周以后的事。如果將那一帶的西周文化遺存當作西周時期的楚文化，整個西周文化豈不都成了楚文化？那么，整個西周文化的分布區(qū)的任何地方都成了楚始封地？這顯然不會符合實際情況。而且，這也與西周以來楚文化的發(fā)展相矛盾。

有研究者還認為，楚始封地在陜西商州，后南遷丹淅、再到江漢腹地。據(jù)有關(guān)文獻記載，楚初封丹陽，楚武王或文王遷郢（今江陵紀南城）。武、文之時，楚已雄居南國，其遷郢當非受壓被動之舉。根據(jù)兩周時期的情況看，周王朝及其諸侯國中心的主動遷移都限于其轄地之內(nèi)，沒有超出其疆域之外的情況，甚至周王朝的遷都行動也僅限于王畿之內(nèi)。典型的如晉國的自絳到新絳、周王朝的從宗周遷到成周，都是如此。那么，楚國中心的遷移也不會超出此種情況。而從陜西南部到湖北境內(nèi)的江漢腹地，其間地域廣闊，在西周時期決非僅楚一國之地，實際情況也是其間國家眾多，《春秋》、《左傳》中記載就有不少。如果楚自陜南商州南遷，必要越過它國。但楚在西周僅是一個小國，春秋初期尚且“土不過同”，那么，所謂楚越他人之國不斷南遷僅成了大膽的猜測了。

實際上，楚雖自武王或文王始遷郢，而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至少自西周中、晚期以來，郢地一帶已為楚國的勢力范圍。前人對此也有深入研究，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說：“案昭二十三年，子囊城郢，沈尹戍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shù)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依此則楚之居郢已久，并不始于武王。又疑諸徙都，必數(shù)世而后定。……楚人徙郢，當亦如是，故欒武子言：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梢娊?jīng)營已久，至武、文始定耳”。結(jié)合現(xiàn)今楚文化的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這個推論是非常正確的。因此，郢地在武、文以前雖非楚國中心，但已為其轄地，楚經(jīng)過長期經(jīng)營，才有遷郢之舉。

荊山的地望及其與楚都丹陽的關(guān)系也是討論的重點。前引司馬貞《史記·楚世家·索隱》中首將戰(zhàn)國時期的秦、楚丹陽之戰(zhàn)之地與楚都相聯(lián)系，從而成為現(xiàn)今丹淅之會說的重要依據(jù)，此說并以《山海經(jīng)·中山經(jīng)》所記載的荊山就在今天的丹淅之會一帶為據(jù)。但《中山經(jīng)》中所記的荊山地望之說也系清人推論，是否屬實，尚需研究，當然不能作為定論，即使如此，這里也不敢妄加否定。而唐代司馬貞說也僅為一家之言，如前引李泰《括地志》又另主一說。可見，在唐代，司馬貞說并非唯一正確的定論，自然有繼續(xù)研究的必要。

關(guān)于秦、楚丹陽之戰(zhàn)，其背景是秦為破齊、楚合縱，派張儀以商于之地誑楚，兩國構(gòu)怨而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妒酚?#183;楚世家》：“十七年春，與秦戰(zhàn)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丐、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漢中之郡。”對此事，《史記·屈原列傳》則說：“秦發(fā)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說明戰(zhàn)爭地點是在丹、析一帶，那么，這里的“丹陽”應(yīng)該理解為一片較大的地區(qū)（丹水之陽），而非一個小地名[46]，因而這個丹陽并非如論者所說與楚都有何聯(lián)系。

事實上，就在這一帶，在西周末、春秋早期是與楚并存的鄀國所在：

《左傳》僖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鄀。楚斗克、屈御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系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杜預(yù)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商密，鄀別邑，今南鄉(xiāng)丹水縣。”

按《左傳》意，秦軍既然繞過析而圍商密，說明商密是鄀國重要城邑，或即國都[47]。商密所在，《漢書·地理志》弘農(nóng)郡丹水縣下：“密陽鄉(xiāng)，故商密也。”《后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下：“丹水，故屬弘農(nóng)。有章密鄉(xiāng)。”章密即商密[48]。關(guān)于其準確位置，《水經(jīng)注·丹水》記載較清楚：“（析水）南流入丹水縣，注于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析口之稱。……丹水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xiāng)，古商密之地，……”依此來看，商密在丹淅之會以下、今淅川縣南部的丹江水庫一帶?？梢?，鄀都商密與丹淅之會說所指的楚都丹陽完全重合，但有關(guān)鄀國的文獻言之鑿鑿，那么，這里只能是鄀國中心，自非楚都丹陽所在。

然而，論者為擺脫楚都丹陽與鄀都同處一地這個矛盾，將后者挪到了淅川縣以北、西峽縣西的丁河故城[49]。還有研究者認為下鄀在陜西商縣，上鄀在丁河故城，并說前引《左傳》所記秦軍在伐鄀之時，楚國出兵是防備秦軍侵楚，并非為救鄀，楚人戍守的析邑實為楚邑，商密人為楚國居民[50]。實際上，這次楚人出兵就是救援鄀國，《左傳》的記載非常清楚。這種戍守他國的情況在春秋時期是很多的，如《詩·揚之水》記載的周人戍申、戍甫（呂）、戍許，《春秋》及《左傳》記載的魯桓六年諸侯之師戍齊、閔公二年齊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僖公二十八年魯公子買戍衛(wèi)、宣十年諸侯之師戍鄭等等。所以，所謂楚戍析非救鄀之說是對有關(guān)文獻記載的誤解。

從析、商密的相對位置來說，《左傳》記載秦軍伐鄀的路線是先越過析，而后圍商密，可見析距秦近，偏西北，商密距離秦國較遠，在析之南或東南。鄀之析邑后為楚國析邑、漢代析縣，漢析縣故址就在今西峽縣城附近[51]，丁河故城位于今西峽縣西不遠的老灌河（古淅水）西，這里在漢代應(yīng)是析縣轄地。但鄀都商密并不在漢代的析縣，而在丹水縣，前引《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郡國志》的記載非常清楚，據(jù)上引《水經(jīng)注》記載它就在丹淅之會南邊，而丁河故城遠在丹淅之會西北，兩者距離還比較遠。顯然，文獻記載的鄀都商密地望與丁河故城不合。因此，我們縱然承認丁河故城為鄀國城邑，但決非商密所在，也就不會與楚都丹陽有什么關(guān)系。

此外，如前所說，很多研究者還將楚國始封地置于陜西南部商州地區(qū)，因為這里有很多以“荊”、“楚”為名的山或水，認為這是楚人曾在這里活動的見證。這里在西周時期的歸屬到底如何，當?shù)爻鐾恋奈髦茔~器可以說明問題。

虎簋[52]，丹鳳縣西河鄉(xiāng)出土，銘文為：“隹（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戊，王在周新宮，各于大室。密叔入右（佑）虎，即立。王乎入（內(nèi)）史曰：‘冊命虎。……’虎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魯休?；⒃唬?#8216;丕顯朕剌且考，啖明克事先王，肆天子弗望厥孫子，付厥尚（常）官。天子其萬年，申茲命。’……”

鼎，宋代商州出土[53]，銘文為：“隹（惟）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令□司九陂，……”

史密簋[55]，在商州西南的安康王家壩出土，其銘為：“隹（惟）十又一月，王令師俗、史密，曰：東征，……對揚天子休。……”

以上所引銅器的出土地點涵蓋了今天的陜西商州地區(qū)及安康部分地區(qū)，有意思的是，這些銅器的作器者多明確為周王臣屬，而非諸侯，據(jù)銅器銘文，多為紀念周王賞賜而作器，銅器的出土地基本可以肯定是作器者的封地或居地，那么，這里最有可能是屬于王畿地區(qū)了。

不過，宋代在商州還曾出土一件下鄀公鼎[56]，銘文為：“隹（惟）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用追享孝于皇且（祖）考，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子孫孫永寶用。”這似乎又說明這里可能是鄀國轄地。

關(guān)于鄀公鼎的來源，《考古圖》卷一稱：“右得于上雒”，“《集古》作商雒鼎”。從《考古圖》引用《集古錄》的記載看，鼎出自宋代的商洛縣。此縣在宋代隸屬上洛郡商州，州管轄上洛（州治）、商洛、洛南、豐陽、上津五縣。商洛縣治在當時的州治（上洛縣）東南八十里[57]，即今丹鳳縣商鎮(zhèn)一帶，轄今丹鳳、商南縣地，東臨之地為今天的河南西峽、淅川縣，后兩地為文獻記載的西周鄀國轄地。今丹鳳縣東南不遠為著名的武關(guān)，關(guān)外的商南縣雖為陜西管轄，但從有關(guān)文獻記載看，兩漢之時，這里的行政區(qū)劃是以武關(guān)為界的，其中武關(guān)還屬于關(guān)外縣轄地[58]，那么，春秋乃至西周時期這里的行政區(qū)劃極有可能也是如此。也就是說，今天的商州地區(qū)在西周時期應(yīng)該分別隸屬于周王畿與鄀國，兩者可能以武關(guān)為界，武關(guān)以內(nèi)這一廣大地區(qū)屬于王畿范圍；而武關(guān)外的狹窄地帶屬于鄀國，該國的中心更在東南的丹淅之會一帶。因此，上引鄀公鼎在宋代被稱為商雒鼎也就不足為奇，因為它的出土地點很可能在宋代商洛縣東南的武關(guān)以外，即今天的商南縣一帶。

綜合以上分析看出，今天的商州地區(qū)在西周時期基本屬于王畿范圍，部分屬于鄀國轄地，但都與楚國無關(guān)。因此，這里雖然有帶“荊”、“楚”之稱的一些地名、山水，它們與楚國的始封地也不會有什么關(guān)系。

在春秋早期的楚武王時期，楚、隨兩國發(fā)生三次戰(zhàn)爭，見《左傳》桓公六年、八年、莊公四年、《史記·楚世家》等，這次戰(zhàn)爭中楚人的出發(fā)地、行軍路線也是探討楚國始封地的重要線索，從來也為研究者所重視。這次戰(zhàn)爭的背景是楚武王自稱王，但未得周王朝的認可，楚為此伐隨，讓隨侯到周庭為其尊王號，承認其地位。如依丹淅之會說，這時的楚都在丹淅之會，那么，楚征伐的首選對象應(yīng)該是申國，因為它不僅是周王朝在南方的最重要的國家，而且就在丹淅之會的東邊，楚不必再三經(jīng)過鄧等他人之國，“濟漢”伐隨，而且兩次未獲勝。以如此之師遠征隨國，難道不怕申等周王朝的南方諸國斷其后路？如果楚在漢南，情況就完全不同，周圍是荊人和一些小國，早在西周厲王之時，楚公熊渠已“甚得江漢間民和”，他們不會對楚構(gòu)成威脅，楚自然可以北進，渡漢而侵隨。

關(guān)于南漳說，此說雖出較晚，確較丹淅之會說合理，因而也得到一些研究者的贊同。但仔細分析，此說論據(jù)很薄弱，其論證的主要依據(jù)依然是將荊山等地名與楚國始封地相聯(lián)系。如依此說，楚始封地在今湖北南漳、?？抵g的荊山附近，當?shù)卦谖髦?、春秋時期應(yīng)該是楚國所轄疆域，但直到春秋早期的楚武王時期，那里仍然是羅、盧戎等國轄地[59]，楚國勢力到達那里，是滅了這些國家之后的事。而且，此說首先與楚文化的發(fā)展歷程不一致，這些也是南漳說無法解釋的。

三

荊族是一支南方部族，在商代已存在，并與商王朝發(fā)生過沖突，《詩·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維女荊楚，居國南鄉(xiāng)。”西周時期，荊族是周王朝南邊最強大的部族之一，對周時叛時服。其中西周中期，反映周與荊族沖突的大事，就是周昭王的南征?！秴问洗呵?#183;音初》：“周昭王親將征荊，……還返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于漢中。……”《初學(xué)記》卷七引《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昭王）十九年，……喪六師于漢。”并導(dǎo)致昭王南征不返。對此，《太平御覽》卷八七四引《竹書紀年》說：“周昭王末年，……王南巡不返。”《左傳·僖公四年》記載：“昭王南征而不復(fù)，……”《史記·周本紀》：“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西周晚期，荊族仍未完全臣服于周，《詩·小雅·采芑》：“蠢爾蠻荊，大邦為仇！……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考古發(fā)現(xiàn)顯示，周文化的影響已越長江到達洞庭湖以南地區(qū)，如湖南湘潭出土具有西周文化風格的銅器[60]。伴隨著周人勢力的南進，必然要與荊族發(fā)生聯(lián)系，從而形成或友或敵的關(guān)系，這與金文和文獻記載中反映的周王朝與荊族關(guān)系可相互印證。

關(guān)于周昭王的南征及渡漢之處，《水經(jīng)注》也有記載：“沔水又東逕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沒，死于是水。齊、楚之會，齊侯曰：昭王南征而不復(fù)，寡人是問。……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沔水又東得合驛口，庾仲雍言，須導(dǎo)村耆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于是，因以名焉。今須導(dǎo)村正有大殮口，言昭王于此殯殮矣。沔水又東，謂之橫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據(jù)《水經(jīng)注疏》，這些地方在今湖北天門縣東南[61]。周師在此渡漢，說明征伐的矛頭直指漢水以南的江漢腹地，那么，荊族的活動中心無疑就在以江漢腹地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qū)。

然而荊、楚關(guān)系不錯?！妒酚?#183;楚世家》記載，周夷王之時，楚公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甚至連楚公、楚王自認為屬于蠻夷，“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謚號，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zhí)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楚伐隨，……楚曰：‘我蠻夷也。’”乃至于西周王朝及中原北方諸侯視楚為荊蠻，見前引《國語》。春秋以來，“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史記·齊太公世家》），荊族逐漸成為楚國的基本族眾。從文化特征看，自春秋早期以來，隨著楚國勢力的擴張，原為荊族活動中心的江漢腹地及周圍地區(qū)，文化面貌基本呈現(xiàn)為楚文化這個外來文化的形態(tài)，說明包括荊族在內(nèi)的本地各部族所擁有的本土文化逐漸被楚化了。

關(guān)于西周時期荊族的文化呈現(xiàn)何種形態(tài)，因有關(guān)發(fā)現(xiàn)少，尚難窺其貌，但也不是無跡可尋。荊族早在商代就已存在，并曾與商王朝發(fā)生劇烈沖突，《詩·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考古發(fā)現(xiàn)顯示，商文化向南已達長江兩岸，并與數(shù)支本土文化相鄰，其中有的可能屬于荊族文化。

在長江南岸，有商文化的典型遺址如岳陽銅鼓山[62]，其以南則是屬于本土文化的岳陽費家河遺址[63]。在長江北岸江陵一帶，荊南寺遺址的發(fā)掘與研究顯示[64]，在這里除商文化曾一度為主導(dǎo)力量、其他如來自偏南的皂市文化、西邊的長江三峽地區(qū)文化、東方的吳城文化等文化的因素只是曇花一現(xiàn)外，而以釜、鼎、大口缸、鬶等陶器為代表的荊南寺C組因素基本處于支配地位，說明它是本土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實際上，這組因素也是以費家河商代遺址為代表的考古學(xué)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只是荊南寺與后者的總體文化面貌小有區(qū)別。就在銅鼓山這個商人據(jù)點，以荊南寺C組為代表的因素是僅次于商文化這個外來文化的一支因素，說明其也為當?shù)氐谋就廖幕蛩?。從考古發(fā)現(xiàn)看，荊南寺C組一類因素就分布在以江漢腹地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qū)，這與荊族的活動地域是相合的。由此推斷，以荊南寺C組因素為主導(dǎo)因素的考古學(xué)文化最有可能是商代荊族的原生文化，在商代，它尚存在其原生形態(tài)，表現(xiàn)如荊南寺類、費家河等類文化遺存，此外，其因素也存在于周鄰其他文化中，表現(xiàn)如銅鼓山遺址C組這樣的形式。那么，如果荊族文化的原生形態(tài)能夠延續(xù)到的西周時期的話，其特征當與商代者大同小異。

上文就西周時期的楚與荊的有關(guān)問題作了初步探討，實際上，在楚興起及其以前，以江漢腹地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qū)的國族及其文化關(guān)系可能是非常復(fù)雜的，很多方面都不清楚。我們相信，隨著資料的不斷增多和全面研究的開展，這一地區(qū)商周時期的國族及其文化的本來面目將會逐漸清晰起來。

[1] 《春秋》莊公十年杜預(yù)注。

[2]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五～一.七。

[3] 高至喜：《“楚公”戈》，《文物》1959年12期。

[4] a.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二十。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考古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fā)掘》，《文物》1994年8期。

[5] a.陜西周原考古隊：《陜西岐山鳳雛村發(fā)現(xiàn)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期。b.徐錫臺：《周原甲骨文綜述》，三秦出版社。

[6] 聞喜晉公墓葬盜出，見a.張光遠：《故宮新藏春秋晉文稱霸“子犯和鐘”新釋》，《故宮文物月刊》第143卷1期。b.李學(xué)勤：《補論子犯編鐘》，《中國文物報》1995年5月28日。

[7]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

[8]荊門楚簡第217：“禱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各一牂。”第237：“禱楚先自老僮、祝融、鬻熊各兩牂。”

[9] 郭沫若：《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jié)》，《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4期。

[10]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陜西出土商周青銅器》2.4、2.24，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 劉體智：《小校經(jīng)閣金文拓本》7.43。

[12] 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周鎬京附近部分墓葬發(fā)掘簡報》M17：11、16，《文物》1986年1期。

[13]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九.二六～九.二七。

[14]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六.四七。

 [15]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七.二一。

 [16] 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17] 盧連成：《地與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與文物》1984年6期。

[18] 見注（8）。

[19] 李家浩釋包山楚簡第246簡的荊王之名為“熊麗”，如屬實，則在楚人眼里，熊繹之前的熊麗已為列諸侯。李文見《包山楚簡所見楚先祖名及其相關(guān)的問題》，《文史》42輯，中華書局，1997年。

[20] 王先謙：《漢書·地理志·補注》丹陽郡丹陽縣條，中華書局，1983年。

[21] 張守節(jié)《史記·楚世家·正義》“（熊繹）居丹陽”下引。

[23]a.黃盛璋、鈕仲勛：《楚的起源和疆域發(fā)展》，《地理知識》1979年2期。b.高應(yīng)勤、程耀庭：《談丹陽》，《江漢考古》1980年2期。c.高應(yīng)勤：《再談丹陽》，《楚文化考古論文集》，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

[24] 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下引。[25] a.劉彬徽：《試論楚丹陽和郢都的地望和年代》，《江漢考古》1980年1期。b.楊寬：《西周時代的楚國》，《江漢論壇》1981年5期。

[26] 宋翔鳳：《過庭錄》卷九，中華書局，1986年。

[27] a.石泉、徐德寬：《楚都丹陽地望新探》，《江漢論壇》1982年3期。b.石泉：《楚都丹陽及古荊山在丹、淅附近補正》，《江漢論壇》1985年12期。

[28] 王光鎬：《楚文化源流新證》，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88年。

[29] 宜昌地區(qū)博物館：《磨盤山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1984年2期。

[30] 湖北省荊州地區(qū)博物館：《江陵雨臺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

[31] 湖北省宜昌地區(qū)博物館、北京大學(xué)考古系：《當陽趙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32] 荊州地區(qū)博物館、北京大學(xué)考古系：《湖北江陵荊南寺遺址第一、二次發(fā)掘簡報》，《考古》1989年8期。

[33] 以H1為代表。宜昌地區(qū)博物館：《當陽付家窯兩周遺址調(diào)查簡報》，《江漢考古》1989年4期。

[34] 湖北省博物館：《沮漳河中游考古調(diào)查》圖六：1、3、4，《江漢考古》1982年2期。

[35] 以H3為代表。胡雅麗、王紅星：《秭歸官莊坪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1984年3期。

[36]

何介鈞、曹傳松：《湖南澧縣商周時期古遺址調(diào)查與探掘》，《湖南考古集刊》第4輯，湖南大學(xué)出版社，1984年。

[37] 荊州地區(qū)博物館：《湖北松滋博宇山遺址試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10輯，文物出版社，1987年。

[38] 沙市市博物館：《湖北沙市周梁玉橋遺址試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10輯，文物出版社，1987年。

[39]武漢市博物館、漢南區(qū)文化館：《1996年漢南紗帽山遺址發(fā)掘》，《江漢考古》1998年4期。

[4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漢川烏龜山西周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1997年2期。

[4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遺址》，《考古學(xué)集刊》9輯，科學(xué)出版社，1995年12月。

[42] 孟華平、周國平、王成武：《秭歸廟坪遺址發(fā)掘的主要收獲》，《江漢考古》1997年1期

[43] 見注4a.

[44] 同注3。

[45]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所長江工作隊：《湖北均縣朱家臺遺址》，《考古學(xué)報》1989年1期。

[46] 見注25b。

[47] 顧棟高：《春秋列國及爵姓存滅表》，《春秋大事表》卷五，中華書局，1993年。

[48] 王先謙：《漢書·地理志·補注》弘農(nóng)郡丹水下：“《續(xù)志》：‘章密鄉(xiāng)，’先謙案：章是商之誤。”

[49] 徐少華：《鄀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研究》，《江漢考古》1987年3期。

[50] 趙世綱：《從楚人初期活動看丹陽之所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51]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第226、546頁，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

[52] 王翰章、陳良和、李保林：《虎簋蓋銘簡釋》，《考古與文物》1997年3期。

[53] 趙九成：《續(xù)考古圖》四卷，中華書局，1987年；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中華書局，1986年。

[54] 穆海亭：《史壺蓋銘文考釋》，《周秦文化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55] 李啟良：《陜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與文物》1989年3期。

[56] 呂大臨：《考古圖》卷一，中華書局，1987年。

[57]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第三陜西路上洛郡下：“商洛，州東八十里。”中華書局，1984年。

[58] 《后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下劉昭注：“析，故屬弘農(nóng)，……有武關(guān)，在縣西。”《水經(jīng)注·丹水》引東漢文穎說：“武關(guān)在析縣西一百七十里，宏農(nóng)界也。”

[59]關(guān)于楚與這些國族的關(guān)系，見《左傳》桓公十三年。

[60]湖南省博物館：《湘譚青山橋出土窖藏商周青銅器》圖版捌：4、圖版玖：3、圖三：1、4、6等，《湖南考古輯刊》第1輯，1982年。

[61]見楊守敬、熊會貞《水經(jīng)注疏·沔水中》“沔水又東逕左桑”下疏，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6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陽市文物工作隊：《岳陽市郊銅鼓山商代遺址與東周墓發(fā)掘報告》，《湖南考古輯刊》第5輯，《求索》1989年增刊。

[63] 湖南省博物館、岳陽地區(qū)文物工作隊、岳陽市文管所：《湖南岳陽費家河商代遺址和窯址的探掘》，《考古》1985年1期。

[64] 何弩：《荊南寺遺址夏商時期遺存分析》，北京大學(xué)考古系：《考古學(xué)研究》第2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