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故宮與大陸的博物館藏品征集，一處明顯的區(qū)別是，臺北故宮博物院于其藏品征集辦法中明文規(guī)定接受“私人庋藏的文物寄存”。而大陸博物館的展品征集渠道則是依靠政府撥交、文物收購、接受捐贈。

前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其著作《天府永藏》中，對臺北故宮博物院寄存藏品的征集模式做了介紹，他說，“臺北故宮于1969年制訂藏品征集辦法，其后經(jīng)過兩次修正，辦法中除了收購、捐贈者外，第四章為寄存，明定得接受私人庋藏的文物寄存。

臺北故宮接受寄存始于1967年，學者羅家倫將其所藏明末四僧畫軸5幅寄存。一些寄存后來改成了捐贈。如羅家倫的畫，在其卒后，由其夫人依其遺愿改為捐贈。

雖然大陸的博物館沒有明確接受私人寄存這一說，不過也有一些這方面的案例。據(jù)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陳克倫介紹，李鴻章的侄孫李蔭軒收藏有很多商代青銅器。“文革”抄家時，他的藏品被上海博物館所收藏，“文革”結束清理抄家物資，上海博物館又將其藏品悉數(shù)返還。其太太邱輝說，在李蔭軒去世時，認為文物還是捐了好，就又捐給了上海博物館，不過也留了幾件給兒子作紀念。因為他的兒子遠在加拿大，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已經(jīng)30多年過去了，其兒子的藏品一直寄存在上博。

西方國家的博物館一直有這樣的做法，不過中國民間好像還沒有形成這方面的需求，不能排除私人藏家有個人方面的擔憂。

接受私人寄存雖然某些時候可以給藏品征集帶來一定便利，但操作起來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博物館的庫房是不是足夠容納社會的寄存文物;會不會有民間藏家考慮到藏品來源的合法性問題而心存顧慮不敢寄存;此外也可能引發(fā)博物館與寄存者之間的糾紛，比如藏品寄存前后的真假優(yōu)劣問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