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普通元年”款鎏金佛像現(xiàn)古城

　　兔年伊始，在揚州藏友家中看到一鎏金帶刻款的佛立像，眼前突然一亮。此佛立像全身鎏金九成完好，金色閃亮，手感偏重，通高13厘米，最寬處6厘米。迎面有三尊佛像，似觀音二菩薩像，主尊佛觀音體態(tài)輕盈，頭頂肉髻，頭后有分布均勻的五個凸起的蓮花狀裝飾物，兩道凸起的圓形頭光中間夾著流暢的云氣紋飾，通肩披掛，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施與愿印，赤腳踩在覆蓮式蓮花座上，蓮花座下中間有一水瓶花葉，左右兩邊各一只半蹲伏臥神獅作翹首狀。觀音佛二側菩薩雙手合十，衣著神態(tài)與主尊佛一致，只是身高比主尊佛略矮，頭飾沒主尊佛復雜，頭光為桃形，赤腳踩在蓮花座上(右側蓮花座有小損)，兩側佛腳底蓮花座與主尊佛底座之間由云氣紋相托，似懸空狀。三佛身后有舟形大背光，大背光上刻有繁而不亂的火焰紋，火焰升騰中凸現(xiàn)三尊坐在蓮花之上的小化佛。背有鏨刻文字，雖有個別字已模糊不清，但大部分文字清晰可辨。文字內(nèi)容為“普通元年六月七日佛弟子呈爾諸□□□仁夫妻造象(像)一區(qū)”。查“普通”是南朝梁的年號，普通元年就是公元520年。南朝佛像本就稀缺，帶款的南朝佛像(見右圖)，當是國內(nèi)絕無僅有。

　　南朝梁的歷史背景

故宮藏梁.大同三年（537年）僧成造像立佛

　　南朝繼承了東晉的領土，其范圍為中國南方——秦嶺淮河以南的地區(qū)。其中劉宋最大，北疆達到黃河;南陳最小，只有江陵以東、長江以南的狹小國土。雖然南朝的4個政權各自存在都只有幾十年，但作為漢族政權在南方的統(tǒng)治，為漢族文化在秦嶺淮河以南地區(qū)的傳播作出貢獻，同時在南方興起了建康(今南京)、江陵(湖北江陵)、揚州、成都等大城市，南方工商業(yè)也得到發(fā)展。所以，南朝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客觀上為華夏文明的發(fā)展和傳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梁朝(502-557)的建立者蕭衍擅長文學，498年被任命為雍州刺史，他乘齊國內(nèi)亂在502年發(fā)兵奪取了皇位，建立了梁朝。蕭衍是為梁武帝。梁武帝共在位四十八年(502-549)，信奉佛教，生活簡樸，但政治昏庸。北方的魏國已經(jīng)衰落，再無能力對南方形成威脅。這本應為南方發(fā)展的大好時機，但武帝卻昏庸無能，縱容大臣剝削人民，卻又以自己節(jié)儉為借口，對一些忠臣的建議置之不理。公元548年，從東魏投降梁的大將侯景倒戈。他以武帝從子蕭正德為內(nèi)應，進攻梁國。次年，侯景叛亂攻陷臺城，此時，梁武帝早已餓死于城中(549)，時年86歲。其子蕭綱即位，是為梁簡文帝。公元551年，侯景殺死簡文帝，因此梁已完全處于崩潰的邊緣。王僧辯、陳霸先等南朝將領集結余部，終于打敗侯景。公元557年，在討伐侯景的戰(zhàn)爭中發(fā)展起來的陳霸先滅梁，后又在權力爭奪中，殺掉了原先的上司王僧辯，于是建立了陳。至此，梁宣告滅亡。南朝梁與東、西魏隔淮水對峙，獨占淮水以南數(shù)州，國土不可謂不大，但其行政區(qū)劃卻是很混亂的。

　　佛教的傳播與漢化金銅佛像的造像沿革

南朝.梁.普通元年金銅佛造像

　　印度佛教約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金銅佛造像在中國的傳播發(fā)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為輸入時期(魏晉以前三世紀到四世紀初)，佛造像為非常明顯的外域特征，佛的面相和衣著裝扮帶有西北印度鍵陀羅地區(qū)的風格，與中原漢人形象相去甚遠。佛像一般為束發(fā)高肉髻，通肩式大衣，衣紋常為圖案化的“U”或“V”形;第二為傳播時期(東晉南北朝)，此時由于佛教在中原大地廣泛傳播及朝野奉佛風氣日盛，與來自中亞、印度的官方頻繁接觸以及商賈僧侶之間的交流往來，金銅佛像的漢式本土化改造一時興起。佛面相和通肩袈裟已由胡人形象裝扮逐漸改為符合中國傳統(tǒng)審美要求的漢人本民族形象。我們看這尊梁“普通元年”款佛像的大舟形背光，儼然是印度教派建筑的“阿拉伯門窗”風格，但面部已是漢人模樣，衣著已向當時文人士大夫常穿的“褒衣博帶式”大衣過渡成通肩披掛。普通元年(520)正是佛像走本土化的關鍵時期;第三為興盛時期(盛唐時期)，此時為金銅造像的黃金時代，完全擺脫了外來佛造像的影子。

　　唐代詩人杜牧有《江南春絕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可知當年南朝佛教的興盛。南朝皇帝和大官僚皆好佛，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達官及文人學士乃至民間清信士女也靡然從風，于是梵宮琳宇遍布江東。南朝梁武帝更是一個迷信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為國教，并曾三次舍身出家為僧。所以這個時期佛教寺院大量興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時佛寺多達3萬余所，出家僧尼達200余萬人。南朝梁武帝時，佛教寺院都擁有獨立經(jīng)濟，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侶地主階層。僅京城建康(今南京市)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萬人，而以梁武帝所造之最多，也最奢麗。

　　造像在南朝也很興盛。宋武帝造有無量壽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銅像的制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鑄造，塑像、旃檀像更為普通，而以戴颙所造為最精妙。齊武帝時石匠雷卑造瑞石釋迦像，鐫琢極巧。蕭嶷、蕭子良并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軀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愛敬、同泰諸寺的丈六彌陀銅像等，簡文帝仿造印度只園精舍的旃檀像，并造有高約一、二寸的千佛像。陳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軀，金銅像百萬軀，宣帝造有金銅像等兩萬軀。此外名僧及信眾所造不勝枚舉。這時期外國造像也輸入不少。

　　歲月如梭，在今天我們已很難看到南朝這些遺跡和遺物，究其原因當從歷史上“禁佛”談起。

　　“三武一宗”禁佛之最——“會昌滅佛”與“周世宗滅佛”

　　中國歷史上的四次“禁佛”事件，分別發(fā)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禁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會昌禁佛;公元955年，五代后周周世宗柴榮禁佛。這四次禁佛事件，被后人統(tǒng)稱為“三武一宗”的四次“滅佛”。按發(fā)生時間以及江蘇所屬南朝地域的觀點來看，前兩次滅佛與南朝佛像稀缺應該關聯(lián)不大，四次禁佛有三次是發(fā)生在國家分裂時期的局部地區(qū)，只有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是發(fā)生在統(tǒng)一時期的全國范圍之內(nèi)，五代后周(周世宗)滅佛也包括江蘇境內(nèi)。所以，江南一帶(南朝所在地)滅佛與唐武宗李炎禁佛和后周周世宗(柴榮)禁佛有直接關系。

　　有人認為禁佛的主因是佛道之爭，還有說法是佛儒之爭，還有說是經(jīng)濟原因?？v觀幾次禁佛事件，確實有佛教和道教某些人物不停爭執(zhí)，也曾發(fā)生過多次儒、釋、道的辯論。唐朝著名文人韓愈是一個堅決反對佛教的儒家重要人物，他提出排佛建議時，正是佛教最昌盛的時候。崇佛的唐憲宗一怒之下，差點要處死韓愈。后經(jīng)他人說情，才將韓愈貶為潮州刺史。唐憲宗沒有聽取韓愈的建議，導致佛教混亂發(fā)展。隔了好幾代皇帝，到了唐武宗會昌年間，不得不采取禁佛措施。唐武宗禁佛的時候，佛教寺院的情況更糟，史書記載這些僧尼們自己不勞而獲，靠著別人供養(yǎng)而養(yǎng)尊處優(yōu)。僧侶魚龍混雜，長安的寺院幾乎變成娛樂場所，藏污納垢，與玄奘時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滅佛后面的深層次的原因應是世俗政治與宗教的角力。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經(jīng)批評佛教，他指出，當時的佛教并沒有實現(xiàn)教世人向善的目的。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奸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錢。而寺院也積極配合此類人的心態(tài)，大肆斂財。統(tǒng)治者就覺得這種宗教惡行必須要加以限制。

　　唐武宗開始禁佛時的政策溫和，但驕奢淫逸慣了的僧尼們根本不理睬。唐武宗崇信道教，且鑒于佛教勢力泛濫，損害國庫收入，在道士趙歸真的鼓動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是下詔廢除佛教，于會昌五年(845)下令拆毀佛寺，共廢寺4600余所，拆蘭若(私立的僧居)四萬所。會昌五年(845)，規(guī)定西京留4寺，每寺留僧10人，東京留2寺，其余節(jié)度觀察使所治州34處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僧尼還俗260500人，釋放奴婢15萬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萬。沒收良田數(shù)千萬頃。凡被釋放的奴婢，每人分給田百畝，編入國家戶籍。拆下來的寺院材料用來修繕政府廨驛，金銀佛像上交國庫，鐵像用來鑄造農(nóng)器，銅像及鐘、磬用來鑄錢。民間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違犯則給以處罰。當時，僧尼幾乎被剝奪了一切生存的條件，寺舍被拆毀，佛像被毀，錢財被沒收，衣物被燒毀。而一旦稍有違越，就構成犯罪，擅自出寺要被處死;不服還俗要被決殺。由于毀佛成功，從而擴大了唐朝政府的稅源，鞏固了中央集權。但會昌滅佛也帶來一些不利于社會安定的因素。

　　五代后周周世宗柴榮滅佛，后人評說另有一面。周世宗限制佛教，下令減少寺院和僧尼，不許受戒出家。他還下令將寺院的銅佛像收歸官府，用作鑄錢原料。他對侍臣們說：“你們不要疑惑。佛教講利眾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給別人，為什么舍不得銅像。如果施舍我的身體可以利民，我也不會吝惜。”據(jù)說他還親自到寺院，用斧砍破觀音像的面和胸，使旁觀的人都替他驚慌。周世宗限制佛教，使民眾多少可以免除寺院地主的剝削和壓迫，采取各種措施，減輕人民疾苦，可謂明君。

　　南朝佛像稀缺與后世造假

　　唐代杜牧詩中描述的江南有如此多的寺廟、佛塔，佛造像的數(shù)目應不是小數(shù)。同樣經(jīng)過唐武宗和周世宗禁佛，但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南朝佛教遺跡卻不及北朝，單尊的銅、石造像已是鳳毛麟角。南朝金銅佛像本來極其稀罕，國內(nèi)官方消息已公布帶銘文的更是絕無僅有。近閱金申老師著《歷代佛像真?zhèn)舞b定》一書很受啟發(fā)，他認定南朝單尊金銅像有確切紀年銘文的只有存放在美國堪薩斯州的納爾遜美術館的坐像(高7厘米左右)，背刻“大通二年申二月朔五 日清信女……”，及他友人提供的一尊未知收藏家的銅佛立像，刻款為“宋升明二年四月八日……金敬造彌勒像一軀……”國內(nèi)外很多館藏要么無款，要么存疑。有款的疑問不少，幾乎“全軍覆沒”。就連故宮藏所謂“梁大同三年(537)僧成造佛立像”竟然原作款識未見(可能是據(jù)當時出土碑文推論而得之)。但故宮這一尊與筆者所見梁普通元年佛像最相像，后者無論造型、鎏金成色、造像的工藝精美程度都強于故宮所謂“梁大同三年(537)僧成造佛立像”。這兩尊佛有一共同特點是那大舟形背光，正面遠看如“阿拉伯門窗”，開張跨度寬闊而極富力度，頂端尖拱形較為鈍緩如“阿拉伯門窗”形，底部觸及佛的后腳跟，背光呈內(nèi)凹狀，側視如人背蚌殼形狀，后世難仿。再看梁普通元年款佛像的鏨刻文字，操刀如筆，刀痕深刻有力，字體尚未脫盡隸意。正因南朝金銅佛像的稀缺，后人有圖利好事者爭相為之。偽造方法有幾種：真品南朝佛像或舊無款佛像加刻南朝偽款;真品南朝佛像殘損件拼湊出“南朝佛像”;直接偽造。

　　南朝梁普通元年金銅佛像歷經(jīng)1500年滄桑歲月，躲過硝煙亂飛的戰(zhàn)亂，也躲過后代營利場中小人的貪嗜，更主要的是，經(jīng)過唐代會昌和五代后周兩次佛家劫難以及當代的“文化革命”而完整現(xiàn)世，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