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有國外的文物專家訪問中國時，聽說中國政府正進行搶救流失海外文物的工作，表示難以理解，“文物放在西方的博物館里，能得到更好的保護，能傳播中國的文化，這不是更好嗎？”這句話引出的命題是，文物最終屬于誰？從終極意義上看，文物應該屬于全人類。但從現(xiàn)實情形看，這個命題卻有無數(shù)跨不過去的障礙。

　　■2009年2月，在巴黎大皇宮舉辦的拍賣會上，圓明園鼠首和兔首銅像分別以1400萬歐元被買家拍得。鼠首和兔首銅像是圓明園“12生肖獸首”中目前所能確定的仍流落海外的兩件。

　　歐美政策

　　捐贈文物，即減稅款

　　紐約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有300多萬件藝術(shù)珍品。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這300多萬件文物中，90%來自于社會捐贈。

　　而在國內(nèi)，比如故宮博物館180萬件藏品中，85%以上為清宮舊藏文物和遺存，此外還有來自文物局和博物館劃撥的，民間捐贈的總數(shù)不到10%。

　　90%和10%，這之間的差距在哪里？

　　2005年，111幅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和巴羅克時代的精美繪畫在中國美術(shù)館展出。畫展匯集了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等大師的作品。這些作品是2004年法國政府在家樂福集團資助下以1100萬歐元購得的。

　　根據(jù)法國對資助收集民間寶藏和有重要遺產(chǎn)意義作品者的新稅收政策，家樂福這一行動最終可抵扣約990萬歐元的應繳稅(占其應繳稅總額的90%)。同樣，在美國，企業(yè)若向公益機構(gòu)捐贈，會得到30%左右的免稅，可謂名利兼收，而且據(jù)說這一政策并不限制該公益機構(gòu)的國別。

　　但查閱中國的《公益事業(yè)捐贈法》，雖然也有關(guān)于捐贈公益事業(yè)的獎勵政策，但是條款較粗，缺乏明確規(guī)定，也沒有完整的捐贈獎勵制度。同時，由于對文物捐贈者的稅收減免政策或者缺失，或者力度不夠，從而使企業(yè)等社會力量捐贈文物的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

　　上海模式

　　給捐贈者“最高禮遇”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有許多文物收藏家沒有把收藏品當成私產(chǎn)，慷慨捐贈，縱觀他們的言行，都是將文物視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財富，因此托付給博物館，被視為這些文物的最好歸宿，猶如把自己的寶貝女兒嫁到可心人家，心便安了一樣。

　　在這方面，上海博物館似乎做得不錯，在文物界樹立了口碑。

　　2004年2月，香港收藏家張永珍女士，將一件價值4150萬港元的清代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為此舉行了盛大的捐贈儀式，包括請上海市市長韓正為張永珍頒發(fā)“白玉蘭獎”。受邀參加捐贈儀式的海內(nèi)外嘉賓達到上百人。用上海博物館有關(guān)人士的話說，這叫“給捐贈者最高禮遇”。

　　一些專家說，常懷感恩之心的博物館，其社會捐贈的大門會越開越大。

　　公共精神

　　屬于家，還是屬于國？

　　曾有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50年代，一位先生向故宮捐贈了2000多件文物，然而幾十年后，他的后人又回來將文物追討了回去。他的理由很簡單，這些東西是我家的。這個理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chǔ)上：我爺爺、我父親的，就是我的。

　　由此有了一個問題，文物究竟屬于誰？是私產(chǎn)還是公產(chǎn)？在現(xiàn)階段的中國，這很難判定。但難以判定的現(xiàn)狀又恰恰說明，中國人公共精神的缺失。文物捐贈之后，所有權(quán)歸屬國家。博物館代表國家，也代表了一種公共精神。

　　一百多年前，美國人雅瑟·亨·史密斯在其所著《中國人的性格》一書中這樣描述中國人的公共精神：

　　中國的道路是一個最典型的事例，足以證明民眾如何缺乏公共精神。中國曾經(jīng)有許多官道，但道路的荒廢隨處可見，修筑這些道路需要投入很多錢，但需要的維修費用卻不多，可是所有的人都忽視了維修和保養(yǎng)，于是，廢棄的道路不僅不再是必要的交通要道，反而成了出門旅行的障礙。所有的民眾都只關(guān)心自己的個人財產(chǎn)，公共財產(chǎn)仿佛與自己無關(guān)。農(nóng)夫受利益的驅(qū)使，就會盡量地縮小道路，擴大溝渠和田埂，使別人只能走在窄窄的田間小路上。

　　史密斯的結(jié)論自然有其片面和局限性，但時間過去一百多年，我們?nèi)匀徊坏貌怀姓J，這個問題似未有明顯的改觀。文物屬于家，還是屬于國？這是一個讓大多數(shù)中國人難以回答的問題。

　　■2004年2月，香港收藏家張永珍女士，將一件價值4150萬港元的清代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

　　另一面

　　文物屬于全人類

　　家、國已然是兩難的選擇了，但在西方國家，卻還有另一種聲音：文物屬于全人類。

　　這讓人聯(lián)想到中國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

　　2007年9月，澳門賭王何鴻燊以6910萬港元的價格，購入圓明園十二生肖“水力鐘”噴泉之馬首銅像，并將銅像捐贈國家。國家文物局高度贊揚了他的愛國義舉。其實，早在2000年，圓明園豬首銅像也由何鴻燊購得并捐贈保利博物館。對此，何鴻燊說：“我很榮幸能參與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工作，繼豬首銅像之后，將馬首銅像捐贈國家。我希望能籍此帶動更多人參與保護中國文物的工作，共同宣揚愛國愛民族意識?！?/p>

　　然而，同一事件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曾經(jīng)有國外的文物專家訪問中國時，聽說了中國政府搶救流失海外文物的工作，遂表示難以理解，“文物放在西方的博物館里，能得到更好的保護，能傳播中國的文化，這不是更好嗎？”這就是“文物屬于全人類”的觀點的表現(xiàn)之一。

　　從終極意義上看，文物應該屬于全人類。但從現(xiàn)實看，這個命題卻有無數(shù)跨不過去的障礙。中國如此，外國也如此。文物屬于誰，顯然是個難題，我們是否可參照一些例行的辦法，把它留給我們的子孫去回答，都說：子孫比我們聰明。

　　■文物屬于全人類嗎？從欣賞和交流來看，這一點毋庸置疑，當這件具有中華民族象征意義的兵馬俑展現(xiàn)在國外觀眾的面前，中國燦爛古老的文明熠熠生輝，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然而從文物的歸屬來看，那些已經(jīng)或正在流失海外的文物，卻令這個問題讓人實在難以回答。

　　商代晚期 獸面紋斝

　　青銅是國之重器，這件獸面紋斝通高34厘米，紋飾精細，其三袋狀足較少見。斝自商代開始出現(xiàn)，只短暫延續(xù)到西周時期，西周以后逐漸消失。不過，這只是章乃器捐贈的眾多器物中的一件，其捐贈總數(shù)多達1000余件，且品質(zhì)極高。

　　捐贈者；章乃器

　　明 青花纏枝花紋碗

　　這件典雅大方的青花瓷碗，內(nèi)繪纏枝蓮紋和折枝牡丹紋，外繪纏枝菊紋。其描繪細膩生動，頗具有自然的韻律感，是明代洪武年間的代表作。孫瀛洲號稱“青花大王”，是陶瓷大家，1956年到1966年，他將自己畢生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悉數(shù)捐贈給故宮博物院，其中被定為一級文物的就有25件。

　　捐贈者：孫瀛洲

　　明 甜白釉僧帽壺

　　此壺因形似僧人帽而得名。其釉面恬靜瑩潤、白如凝脂，與端莊秀麗的器形相得益彰。明永樂時期，景德鎮(zhèn)御窯廠曾燒過大量僧帽壺，以白釉和紅釉制品最為名貴。捐贈者樂東屏，是北京同仁堂樂氏家族傳人，他于1958年、1959年先后將全部收藏的99件瓷器、50件家具以及鐵樹、臘梅等15中樹木花卉捐獻給故宮。

　　捐贈者：樂東屏

　　■本專題稿件據(jù)《中華遺產(chǎn)》、百度百科、新浪博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