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家廟遺址是墓園組成的三要素之一，也是2010年考古發(fā)掘重點。調(diào)查結果與文獻記載皆表明其遺址應位于五里頭小學校內(nèi)，7月13日家廟遺址發(fā)掘開始，發(fā)掘面積700平方米，通過6個月詳細認真的清理，共發(fā)現(xiàn)具有疊壓、因舊利用關系的房屋基址7層、14座，提取標本500余件，包含現(xiàn)代、近代、清代、明代、北宋五個時間段。

    遺址位置主要分布于學校教學樓北，第一層房址：揭去地表土2~3厘米即可見，僅余基礎部分且擾動嚴重，為上世紀七十年代在下層遺址基礎上所建小學教室，分北、南兩座，編號：F1、F2。三開間式，每座面積為100平方米左右，兩座間距9.5米。墻基兩側護有石條，包含物中出現(xiàn)玻璃球、塑料袋等。

    第二層房址：面積向南擴大，為四進院式，與第一層在同一平面上，發(fā)掘自北向南共清理三座正房及兩座廂房、一面窯洞，北邊正房編號F3，中間房編號F4，面積、規(guī)格基本同上期，南房編號F5，五開間式，該時期房屋于七、八十年代陸續(xù)拆毀。據(jù)載第二層建筑起于清末1901年至民國初年。

    第三層房址：疊壓于F4下5厘米處，三開間式，編號F6，包含物中見乾隆通寶、嘉慶通寶及清代典型瓷片，故定為清代中期建筑遺存。

    第四層房址：仍為一座房基，與第三層建筑共存于同一地層中但有先后之分，編號F7。位置在緊貼F6北墻外，三開間式，房屋底部正中貫穿南北向磚砌引水暗溝一條。地層關系認定其早于F6，包含物中有清代早期瓷片，應屬清代早期房址。

    第五層房址：位于F3之下4厘米處，為房屋基礎一座，三開間，編號F8，面積約100平方米。堂屋正中北端以土坯壘砌祭臺一座。屋外南部正中對應一卵石砌成路徑，該建筑在地層關系上早于F7，出土大量明代瓷片、瓦當、滴水，等故推斷為明代晚期。

    第六層房址：疊壓于F8下45厘米處，編號F9，三開間式，中堂設土坯祭臺，建筑坐落于下層遺址所建夯土臺上，土臺南、北有包磚。夯土臺下堆積大量筒瓦、板瓦、滴水、瓦當?shù)冉ㄖ埣?，地層與包含物皆顯示遺址屬明代早期。

    第七層房址：直接疊壓于F9下，編號F10，五開間式，北部尚留柱礎遺跡兩排，高臺建筑，臺邊沿有青磚包砌，設南、北兩條通道，南邊之道進入正殿、北邊慢坡道乃神道起始，有兩側放置石像生所遺方坑與大量破碎青石片為證。神道向北延伸與墓地中軸線重合，漢以來墓園神道設置始終遵循這一規(guī)律。包含物與地層關系均表明其為北宋較晚時期，應為呂氏兄弟所建家廟“呂氏庵蕓閣寺”遺存。

    呂氏家廟的性質(zhì)決定了它不可能孤立存在，為此于發(fā)掘后期對遺址周邊區(qū)域再一次做了踏查與詳探，最終發(fā)現(xiàn)墓園西兆溝向東南方斜下將家廟遺址包含其中，但東兆溝已完全疊壓在村落之下，無法勘探與發(fā)掘，只能按照中國建筑以中軸線為準左右對稱的布局原則推測出東兆溝大致方位與走向，由此得出墓園兆域與結構之整體布局圖。

    目前資料整理雖未開始，但四年的考古工作實踐使我們對整個家族墓園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與初步的研究，可概括如下：

    1.呂氏家族太尉塬墓園是迄今已發(fā)掘的最完整的家族墓園，它的三大組成部分應代表了北宋家族墓園的基本構成因素。

    2．墓葬群以墓園中軸線為準，縱向排列關系，為 “長子長孫”系列，體現(xiàn)和強調(diào)了“長房”為大、“長房”為家族主脈絡的主導思想；同輩人的橫向排列關系仍以中軸線上“長房”為中心突出體現(xiàn)年長者尚左的觀念意識。著名的呂氏四兄弟均為理學家，以研究《周禮》見長。所以呂氏家族墓葬排列制度應體現(xiàn)了北宋理學大家們對《周禮》的分析體會、研究推敲，是其心得的結晶與成果。

    3.對比中軸線上三座墓葬縱剖圖可歸納其特點如下：從早到晚墓葬深度遞增；從早到晚墓葬形制趨向復雜。所以呂氏家族墓葬形制的發(fā)展演變是考古類型學的清晰范例。三座墓葬中隨葬器物組合規(guī)律為：隨葬品均為實用器物；從早到晚酒瓶、肉罐、飯碗作為隨葬物主題一直被沿用；從早到晚隨葬品數(shù)量、種類越加豐富多樣，第二代墓增加了糧罐、文具、古玩，第三代墓又增加了茶具、妝具、水具，餐具細化、加入碟、箸、勺；從早到晚隨葬器皿質(zhì)地、做工明顯提高。

    4.通過對出土墓志的研究，明確了大部分墓主名諱，為家族墓地排列提供了珍貴而確鑿的證據(jù)；同時也為研究其家族淵源、延續(xù)、發(fā)展脈絡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志文中還涉及北宋吏制、科舉、文壇名士等諸多方面，是研究北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tài)、社會生活的重要依據(jù)，是難得一見的宋代人撰寫的文字資料。

    5.出土的大量隨葬器物均為墓主生前用具或珍愛物品，就其用途大致可分為餐具、茶具、酒具、香具、文具、妝具、儲具、禮器等，從多個方面、不同角度較完整的反映了北宋貴族士大夫階層的精致富足而不奢華的日常生活。

    6.呂氏太尉塬墓園東2.5公里處為呂氏家族世代居住地，現(xiàn)名橋村，村內(nèi)二百多戶呂氏村民皆屬北宋藍田呂氏后人，早年曾有家譜流傳，至今歲末年初尚有祭祀活動。這種千年來居住點與墓地距離近、關系明確，親情延續(xù)不斷的家族在國內(nèi)亦極為罕見。

    7.呂氏家廟遺址的多重疊壓、多次拓建表明，北宋之后歷代統(tǒng)治者尊崇儒學，以此為思想領域的統(tǒng)治綱領，對呂氏家廟的每一次重建擴展都是政府行為，都是當權者倡導儒家學說的行為表現(xiàn)。對研究古代思想史具有一定價值。

    8.呂氏四杰中大臨生卒年歲不詳，文獻記載說法不一，《呂氏遺注集?！?15頁有范青為呂大臨撰寫墓表銘一篇，其后載祭文一篇，開頭是“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文末提及“嗣子省山實為喪祭之主，……”大忠乃蕡長子，卒于元符三年（1100年），享年七十六歲，生年當在天圣二年（1024年），是兄弟排行中最年長者。四第大受與其相差十三歲，六第大觀較之相差十九歲，均與十四的年齡差距不附，唯五弟大臨可具備該條件；而省山乃呂大雅子，元祐八年初過繼于大臨，此條大雅墓志中記載清楚，故證實祭文乃大忠為大臨而作，如此推算，大臨生于寶元元年（1038年），卒于元祐八年（1093年）。其墓中隨葬石墩腹部銘文中“元祐八年”的記錄亦可用為佐證。從而明確考知大臨生、卒年月及五十五歲之享年，補校文獻記載缺誤。（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張?zhí)N  王久剛  衛(wèi)峰  劉思哲）（原文發(fā)表在《中國文物報》2011年2月11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