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四：顧炎武尺牘

圖五：姚鼐尺牘

圖六：翁同龢尺牘

圖七：王守仁尺牘

　　梁穎

　　尺牘，為書信的雅稱，是歷史文獻中手稿的一個組成部分。

　　“稿本中最具文獻與文物價值者當推手稿，除專著、詩文、日記、讀書筆記等撰述而外，書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文字長者累數百言，短者單辭片語，或述事闡幽，或宣情吐臆，粗而名象，精而幾微。至于其書法，信手寫來，自然天成，氣韻生動，姿態(tài)萬狀，鑒賞家、收藏家們珍之若美珠文玉。”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陳先行先生如是說。

　　確實，上海圖書館所收藏的明清兩代數千家、十萬多通尺牘(尚不包括整理中的盛宣懷檔案)，其文物與文獻兩方面之價值，在國內各大圖書館、博物館中，都可謂獨領風騷。

　　以明代尺牘而論，上海圖書館和上海博物館兩家合而計之，恐怕也不過在千通上下，僅此一點，明人書信作為傳世文物的價值已自凸顯。

　　上海圖書館所藏明人書信，較大部分匯集在2002年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牘》中，共計三百四十一家、五百八十通，其中絕大多數作者都不過一二通左右，有些甚至已是僅存的孤品，如明初名臣華蓋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楊士奇，永樂間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金幼孜，成化間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謝遷，直到嘉靖間竟陵派領袖鐘惺和被目為絕代散文家的晚明小品文宗師張岱(圖一)等等都是。今天我們只能從他們僅存的尺牘上，得以一睹其翰墨風華。

　　正由于明代尺牘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自不免有贗品混跡其中，因此淵源有自的名家收藏就更為人青睞，將在上圖手稿展首次露面的明代名媛馬湘蘭尺牘手卷就是一例。

　　(圖二)此件為現代著名尺牘收藏家錢鏡塘舊物，自清代許乃普、許乃濟到民國吳湖帆、潘伯鷹、張宗祥等名家題跋累累，紙色墨痕，動人心目，所以當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鐘銀蘭先生在展觀這一稀世絕品時，嘆為僅見的馬湘蘭書法真跡，完全可以視做評泊鑒定湘蘭書畫真贗的標準。

　　同樣，清代初期的名家尺牘也以其稀見罕傳而為世人寶重珍護。如清康熙時曲阜顏光敏未信堂所藏故人尺牘，凡二百八十四家、七百九十通，可謂洋洋大觀。顏氏為康熙六年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位登樞要，其昆季所訂交者皆一時名公俊彥，往返書信由后人匯輯為《顏氏家藏尺牘》。這些尺牘自顏家流出后，先后為吳門陶梁紅豆樹館、番禺潘仕成海山仙館輾轉遞藏，并被刻入《海山仙館叢書》，傳布世間，民國間又被商務印書館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向為學界藝林矚目。但道光之后，除遞藏的私家，又有幾人能獲機緣，得睹孔尚任、洪昇、李漁、納蘭成德等人的真跡呢！正因為《顏氏家藏尺牘》為后人保存了如此之多的稀世墨寶，故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這樣級別的尺牘，即在上圖的館藏中也是為數不多的。

　　尺牘的文物價值還體現在它作為書法藝術品的一面。正如陳先行先生所說，尺牘為信筆書寫之物，自然天成，不同于正式的書件，別具一種濃淡咸宜，瀟灑不拘的獨特韻致。明清兩代的書畫大家若董其昌、王時敏、王鐸、陳洪綬、傅山、八大、石濤、金農、鄭燮、錢載等傳世書件并不稀見，但尺牘則不克多睹。更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未入書畫家之列的人物，其手書的藝術水準卻不容忽視，如康熙時的毛奇齡，向以經史學問名世，并不曾被目為書家，但書法家、上海書畫出版社副總編沈培方先生在賞鑒毛氏晚歲尺牘之后，評騭為不亞于《平復帖》的法書珍跡(圖三)，并認為對尺牘書法的深入研究，有可能會使學術界重新認識和評價明清兩代的書法藝術。

　　當然，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尺牘更是一種具有極高價值的歷史文獻，其史料涵蓋的范圍，幾乎囊括了學術文化、政治軍事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

　　明清學術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如王守仁、王世貞、黃道周、吳偉業(yè)、方苞、王鳴盛、段玉裁、孫星衍等名家留下的尺牘中，往往可見有關學問的探討，如顧炎武尺牘(圖四)：

　　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當年皆曾寓目。與后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為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抺。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后人之自定。斯得之矣。

　　雖只言片語，但仍可供后代修史者的參悟。

　　再如桐城派大家姚鼐的尺牘(圖五)，話題不離衡鑒文章、品藻人物：

　　歸震川能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文家有意佳處可以著力。無意佳處不可著力。功深。聽其自至可也。

　　除此以外，尺牘中反映的作者交游情況，也是值得研究者關注的一個側面。如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潘建國先生根據上圖館藏凌濛初尺牘，探討其交游和著述，寫出《明凌濛初尺牘真跡考釋》一文，為尺牘有裨于文學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證。

　　而對于治清代政治史尤其是從太平天國到洋務運動直至戊戌變法時期歷史的學者來說，上圖館藏的道咸同光之際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麐、陳蘭彬、郭嵩燾、馮子材、劉坤一、翁同龢(圖六)、陳寶箴等等諸多政壇風云人物的尺牘，幾乎是一個取之不盡的寶庫。

　　例如，歷任廣西、貴州提督，中法戰(zhàn)爭時擊敗法軍、贏得鎮(zhèn)南關大捷的名將馮子材，讀其尺牘，不僅可以了然我軍布防御敵的細節(jié)，而且能夠真實地感受到戰(zhàn)云壓城的緊張氣氛：

　　又據署欽州營參將莫善喜稟報。本月十九日有法國輪船一艘駛至竹山口岸。二十一日已經開往他處。二十二日又有法國大輪船兩艘白龍尾一艘。又有小火輪及鬼板數只。各船均載有法兵。來至岳山港口停泊。旋用小鬼板數只駛進硭街。窺伺我軍等情。查硭街一帶教匪頗多。且距欽州不遠。今該法人忽駛輪船多只來至該處。不知是何意見。材當即函覆該參將。飭令督率所部一營。認眞防范。倘兵力單薄。即就近飛調五峝團練幫同守御。不可疏忽。去后竊思。廉府三屬兵勇無幾。今法人教匪分至北海岳山硭街等處。倘若窺伺廉郡。不獨團勇難以抵敵。即合浦欽州所練之勇。如遇大股法匪。若無兵勇協(xié)同御敵。誠不足恃。五夜思維殊深。令人焦灼耳。知系錦念。飛肅布陳。

　　再如李鴻章致其子，先后任駐日公使、商約大臣、出使英國大臣的李經方的尺牘，涉及籌款興辦鐵路、中日交涉、朝鮮事變、戊戌變法等重大事件，且因是父子間私信，對內情都直言不諱，幾乎可以看作近代史的詳細注腳。

　　更為可貴的是，這一時期的許多尺牘都是由收信人家藏世傳保存下來的，因而資料性相當集中。如咸豐三年進士、官至大理寺卿的朱學勤，與當時各地的封疆大吏書信往來頻仍，其家傳尺牘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央和地方官僚間的人際互動關系，就是一個例子。

　　除以上所述人文、軍政等方面外，尺牘所有的一個特別豐富的內容，則是日常生活的記錄。例如前面提到的馬湘蘭尺牘，據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范景中先生考證，是這位秦淮名姬寫寄名士王稚登的情箋，情真意苦，悲懷如訴，而觀其筆墨，又與王稚登所云湘蘭“書若游絲弱柳，娜娜媚人”之語若合符節(jié)。歷來慕湘蘭盛名而斤斤尋拾其逸聞遺事的好事之徒，只能憑籍百谷寥寥二三百字的《馬姬傳》以寄托想象，又如何能得其仿佛呢！

　　名家的日常逸事，一直是后人津津樂道的話題，這在上圖收藏的家書中，在在可見。例如在董其昌致其岳父的書信里，我們能看這樣的叮囑：

　　近者同館年兄進京。乃知舟行事體。凡官船圍艙房艙是我家所坐。并不許船頭將一毫貨物放入。須先細看驗過。若到蘇州。他要與阿四等曚昽串通。欺滿岳父?？垲^搭貨。彼自有船梢小艙。并非中間頭上。中間頭上艙。不得曚昽與之。蓋例合有趁艙銀五十余兩。同館兄亦用支持道路者。此須曉得。仍可一物不帶。關上人自有分明。倘若容之。必須依例。不可做人情。又阿四等油嘴云自買帶者。切不可聽。壻差人將一帖在鈔關討分曉也。女眷在船。不可著生人搭船。我家亦不可請它友在內。房艙圍艙須要相通。岳父常走來走去檢束婦女為要。

　　讀來令人莞爾，使我們見到了吟詠風雅、揮灑翰墨的董思翁的另一面。

　　當然，以上分別所說的種種，在具體的書信中并非截然分開，其實是糅合在一起的。日本金澤大學教授李慶先生對上圖館藏一級文物王守仁尺牘的考證，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彩的個案。(圖七)

　　王守仁的這通書信，是寫給當時在江西賑災的檢察御史唐龍的，正是陽明提出“致良知”學說的時期。除了信內反映的作者思想狀況外，李慶先生認為，研讀原件，至少還能使我們得到以下收獲：一、可校補《王陽明全集》文字的缺誤；二、可增加對明弘治、正德間文學風格和成就的認識；三、可深化對明代書法史的研究。此外，對了解明代書信的行文格式也有實際的幫助。也就是說，這一尺牘的學術價值，涵蓋了哲學、文學、藝術史、文獻學等多個層面，彌足珍貴。

　　正如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永翔先生在《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牘》一書序言中所說：“ 尺牘之美，古來共譚。覽其所涉之廣，則敘寒溫、瀝情愫，大至為政，小至米鹽，無不及者，足以助后人正史之訛、補文之缺。衡其翰藻之妙，則其佳者足以入文選、光藝林，先士茂制，次此體多矣。求其書藝之精，則書家不經意處，每生逸趣，無怪乎古人佳帖屢出其中也。斯三美者，有一于此，即是奇珍，況三者咸具者乎！尺牘之為人寶愛，藏弆以傳，更千百年而不磨滅者，職是故也?！边@是對尺牘價值的一個精辟而簡潔的評價，我們移用來作為本文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