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兼具歷史的博大恢弘與藝術的絢麗華美，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正在呈現(xiàn)一場以元代藝術為主題的視覺盛宴《忽必烈的時代――中國元代藝術展》(The World of Khubilai Khan: Chinese Art in the Yuan Dynasty)。這是繼2004年成功舉辦《走向盛唐》(Dawn of a Golden Age，200-750 A.D.)展覽之后，中華文物交流協(xié)會與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再次合作舉辦的大型展覽，匯聚了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元代藝術精品。

　　主文《忽必烈的時代——中國元代藝術展》

　　展覽日期：2010年9月28日-2011年1月2日

　　展覽地點：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二樓Tisch展廳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時期之一。它結束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南北方分治的局面，并為接下來明清兩朝500年的繁榮統(tǒng)一打下了基礎。元朝的統(tǒng)一也帶來了文化上的多元融合，多民族的友好互通，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繁榮發(fā)展。中西方的交流也在此期間急劇增加。民族和諧與文化多元，還帶來了藝術上的豐富創(chuàng)新。這個朝代出現(xiàn)了一批杰出的藝術家，對后世影響深遠。” 這段總領的文字，是國家文物局局長、中華文物交流協(xié)會會長單霽翔在展覽前言中的概括。

　　正是在這樣一個宏大的命題下，中國大陸地區(qū)罕有的調(diào)動了13個省市自治區(qū)的25家文博單位的109件(組)展品前往展出，并于開展前的8月26日，與中華世紀壇舉行了隆重的啟運儀式。此外，本次展覽還包括德國、加拿大、日本、俄羅斯、英國、美國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提供的100余件展品，涉及中國元代的瓷器、金銀器、絲織品、漆器、木器、青銅器、玉器、磚雕、陶俑、玻璃器，此外還有多件具有代表性的書畫作品、小型佛教造像以及大型建筑構件、石翁仲等。

　　這樣異彩紛呈的劃時代大展，是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席、本次展覽的策展人屈志仁(James C.Y.Watt) 與一群學者及管理人員全力合作，耗時5年才積累出的碩果。屈志仁表示，舉辦這次展覽，旨在探討從1215年忽必烈出生到1368年元朝覆滅這段時期的藝術和物質文化，展現(xiàn)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統(tǒng)一南北后，多元文化激發(fā)的新藝術形式和風格。來自中國內(nèi)地的展品，有些是近年來出土的文物，參觀者可透過展覽對該時期的藝術有新的認識。

　　正是由于此次展覽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和新鮮感，大都會博物館館長托馬斯?坎貝爾(Thomas P. Campbell)此次也親自撰寫了懇切的前言:

　　“在美國，第一個以元代藝術為主題的大展應該是由李雪曼(Sherman Lee)和何惠鑒共同策劃的《蒙古人統(tǒng)治下的中國藝術》(Chinese Art under the Mongols)，那是1968年在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展出的。這是一個開天辟地的展覽，引來學者和公眾對元代藝術的全方位興趣。此后，隨著中美關系的良性發(fā)展，越來越多文化和學術交流得以實現(xiàn)。美國的策展人和專家們也能夠接觸并研究中國最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了。 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席屈志仁匯集了近幾十年來關于元代藝術的新研究成果，并且把豐富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也包括進來，才策劃了這第二個以元代藝術為主題的大展。其中一個非常顯著的部分正是這些考古新發(fā)現(xiàn)，它們不僅本身就是絕美的藝術品，同時也十分具體而生動地折射出當時中國民眾與外來人口互通融合的特殊文化語境。更重要的是，中國在經(jīng)歷了將近400年的紛爭格局之后，終于由忽必烈完成了南北方的重新統(tǒng)一，他也成為元朝的開國皇帝。正是在這個相對短暫的王朝中，中國各地的文化得以充分融合，為今天我們認為的中國傳統(tǒng)藝術奠定了豐厚的基礎。

　　此次展覽的主要借展方是中國，為我們提供了大批書畫杰作和考古發(fā)現(xiàn)。我們非常感謝中國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和他的團隊對此大展給予的極大支持。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均在此次借出了元代的繪畫杰作，這可是唯一的例外，打破了中國的博物館不對外出借元代及以前的書畫作品的慣例。”

　　夢回元朝

        700多年前，蒙古族的入侵不可避免地引發(fā)了中原地區(qū)的社會、經(jīng)濟和政治諸領域的動蕩，傳統(tǒng)藝術也不能例外。以忽必烈為首的元代皇室對中原高雅藝術固然是不無尊崇，但也保留了更為浮夸絢麗的蒙古族審美元素與文化風范——忽必烈至死都喜歡睡在皇宮花園的帳篷里。中原與中亞這兩條主線的相互交織、并行不悖，在本次展覽的四大板塊中都有生動的體現(xiàn)，分別是：民生、宗教、書畫和裝飾藝術。

　　“蒙古風”刮到紐約

         懸掛在展廳入口處的第一幅肖像畫便以其鮮明的“蒙古風”給予人強烈的視覺沖擊：畫中人徹伯爾是忽必烈當年寵愛的皇后。這位圓臉女子頭戴一頂風格大膽的紅色高帽，這就是元朝皇族或貴婦服飾中最具特色的首服——“姑姑冠”。帽子頂端的漏斗狀柱體中簇擁著令人眼花繚亂的羽毛和珍珠。南宋的彭大雅所著《黑韃事略》中記載，蒙古人服飾：“其冠，被發(fā)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頂故姑。徐霆注云：霆見故姑之制，用畫木為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上用四五尺長柳枝或鐵打成枝，包以青氈。其向上人則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雞毛。”據(jù)說，當初一位元皇宮的來訪者愣是將一群頭戴姑姑冠的女子看成了手執(zhí)長矛的士兵。

　　在皇后肖像旁邊的當然是皇帝忽必烈的畫像了。忽必烈的確配得上“眾王之王”的稱號。就所統(tǒng)治的人民之眾多、幅員之遼闊、收入之巨大而言，他已超過世界上過去的一切君王。至于元大都，也應該算“眾城之城”了。它不僅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政治、軍事、外交中心，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商會”。第一單元展示的生活日用品中，許多正是這座中世紀的國際大都會所遺留下來的若干片段，展現(xiàn)了元代北方城市文化的熠熠生輝：玉帶鉤、繡花拖鞋、青銅器、瓷罐、金首飾……看似紛繁冗雜，實則嚴格體現(xiàn)了蒙古貴族的品味。

　　為了突出他們對于貴金屬以及貴重絲織品的喜愛，這里展出了采用金粟工藝的金冠飾、帶有漆器器形特征的蓮花形金盞托、金質鏨刻蓮花紋高足杯、紋飾繁密的鍍金馬鞍等。觀眾在此可以想見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初抵大都時眼前的景象。難怪他撰寫的《馬可·波羅游記》中對當時元朝大都的繁榮充滿贊嘆。烈日下那明晃晃的一片金光必會讓他閃花了眼。

　　蒙古族的夸飾之風同樣在其建筑細節(jié)中有所體現(xiàn)：他們只是借了中國傳統(tǒng)結構設計的“殼”，然后一個勁地往上堆砌飾物。本次展出的一只鴟吻，釉質陶龍頭，是來自山西永樂宮的道觀屋頂裝飾物，象征避除火災。雖然對整個建筑而言，它不過是個屋角上的一個點綴。然而，站在這尊高達1.5米的雕塑前，橙紅色與草綠色的紋飾再加上那兇猛的咆哮之態(tài)，奔放的氣勢咄咄逼人。還有一塊2米高的來自元上都的龍紋石刻建筑構件，特別受到屈志仁的推薦。他說：“元上都故址在內(nèi)蒙古正藍旗，遺物流傳不多。這次展出的石刻是上都遺物第一次走出中國。請細細觀看，此構件上雕刻的矯健龍紋與繁密花卉可以和北京故宮里最為精湛的范例相媲美，彰顯著那個時代的恢弘與壯闊。”

　　宗教混搭 天下一家

       元代多種宗教交融并存的現(xiàn)象，很是突出。所以在這個單元里，不僅會看到藏傳佛教的造像與唐卡，還有一批道教八仙題材的卷軸畫，也選取了體現(xiàn)伊斯蘭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文化的展品以及體現(xiàn)了印度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的繪畫和雕塑。譬如，展廳中掛著一幅摩尼教繪畫，是屈志仁特別介紹的另一件展品。畫面主體是作為摩尼教先知的耶穌(即基督教的耶穌)。但若不定睛細看，很可能以為是司空見慣的佛教繪畫。實則差矣。此畫作雖是以中國傳統(tǒng)墨汁和顏料繪制在絹上，并貼上金箔和金葉，但人物耶穌手中托起的十字架卻表明了它的“外來”血統(tǒng)。有趣的是，這位被描繪成酷似釋迦牟尼佛像的耶穌甚至還盤腿坐于佛教蓮花寶座上，生動地反映出元代民間流行的混合式的宗教信仰。

　　本單元不得不說的焦點是1992年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入藏的一幅元代緙絲唐卡。這幅以緙絲手法織造的帶有皇帝和皇后人像的曼荼羅(即“壇城”)，尺幅龐大(245×208cm)，是以大威德金剛為本尊的曼荼羅，為密宗修行時供奉之畫。其中院和外院布滿排列著諸位天神，下邊左右端各織出兩位供養(yǎng)人：左下端是元文宗圖帖睦爾，右鄰為其兄明宗和世瓎;右下端則是明宗皇后八不沙與文宗皇后卜答失里。靜心體會整幅巨制，一種“無限大宇宙”和“內(nèi)在小宇宙”相即的微妙空間在此渾然一體。

　　信仰藏傳佛教的忽必烈在內(nèi)心深處對道家總有些許抗拒。因此，根植于中國本土宗教的藝術在元代幾近湮滅。不過，殘存下來的那些邊邊角角與當時頗為強勢的外來宗教倒是水乳交融，給元代文化披上了一件富有意趣的百衲衣。

　　在一幅描繪道教仙家會面的卷軸畫中，背對觀眾的主角是身著傳統(tǒng)服飾的翩翩學者呂洞賓，另一位面對觀眾的人物卻是披襟敞懷，皮膚黝黑，頭發(fā)凌亂，非常符合中國藝術中的“蠻夷”形象。最為奇特的是，這位仙家有一雙幽藍的眸子，這與出土于中亞地區(qū)的某幅僧侶肖像頗為神似。由此可見，即使在“最中國”的語境中，蒙古精神依然能夠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

　　元代文化的“瘋狂百搭”似乎完全是隨機性的、無據(jù)可循的。一尊印度教風格的雕塑后方懸掛著一幅伊斯蘭書法作品以及一枚十字架。這種激進的風格無疑是元王朝最偉大的藝術成就之一，即使它看上去過于隨意，審美上也不乏爭議。

　　文人的反抗 文人的畫

       元代書畫的創(chuàng)新，也是中國美術史中的不朽典范。為了充分展示這一朝代文人繪畫的巨變風貌，中國大陸特別選取了一批極具代表性的杰作外借到此。其中包括趙孟頫的代表作，盛懋的《老子授經(jīng)圖卷》、錢選的《浮玉山居圖卷》、倪瓚的《六君子圖軸》等，體現(xiàn)了這一時期書畫藝術的非凡變革。

　　出仕元朝的南宋遺民趙孟頫通常被認為是這場變革中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在這次展覽中也甚是奪目。其傳世之作《人騎圖》、《紅衣西域僧卷圖》、《水村圖》均屬于自然主義筆法，帶著悠遠的歷史氣息，令人見之肅然起敬。其書法作品則有些“神思未來”的飄渺之意。以倪瓚為首的同時代文人則是更注目于當下。出于對元政權的抵制，倪瓚過著泛舟四海，居無定所的漂泊生活。他的畫中多為無聲的河流與天穹，光禿禿的瘦木則是其與世隔絕的象征。

　　的確，由于忽必烈稱帝后對科舉制度喊停，從而有效地將整個漢人知識分子階層踢出了權力核心。所謂的知識分子亦包括藝術家。作為一種反抗方式，他們創(chuàng)立了一個新的繪畫流派，傾向于私人的、半抽象的自我表達方式，并將其與書法藝術緊密結合起來。這種“反抗的藝術”對今后數(shù)百年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元代大革新：藝術與朝代更迭》所展示的那樣。

　　同期展覽：《元代大革新——藝術與朝代更迭》

       日期：2010年8月29日-2011年1月9日

　　地點：紐約大都會中國書畫展廳

　　作為此次元代藝術大展的補充，大都會中國書畫館也同時推出了展覽《元代大革新：藝術與朝代更迭》(The Yuan Revolution: Art and Dynastic Change)，追溯了蒙古族統(tǒng)治下的書畫創(chuàng)作的大革新，以及對明初文人傳統(tǒng)的醞釀。70余件書畫作品，有立軸、手卷、冊頁以及扇面，整體呈現(xiàn)出當時社會與政治巨變下的新的文人審美趣味。此展主要以大都會博物館自身的藏品為主，外加17件來自紐約本地私人與大學收藏的珍品。

　　雖然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是在這一個世紀的統(tǒng)治中，中國文化不僅存活下來，而且還推陳出新，創(chuàng)造出新的藝術形態(tài)，對明代的書畫影響極為深刻。大都會亞洲部資深策展人、中國書畫主任何慕文(Maxwell K. Hearn)策劃的這個展覽，按時間順序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著力于1280-1350年的書畫，表現(xiàn)出居住在中國南方的文人對蒙古入侵的回應。這些文人大多是南宋瓦解后的遺民，或是因為廢除科舉后而斷掉了仕途的懷才不遇的文人。他們經(jīng)常在佛家或道家的學說中求得內(nèi)心的安寧，并以藝術來抒發(fā)胸臆。他們隱逸于山水之間，幻想著似乎總是遙不可及的桃花源。

　　歷經(jīng)宋元兩朝的趙孟頫(1254-1322)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為當時畫壇開辟出新方向。他不再以描摹自然為目標，而是堅持認為繪畫與書法都是自我表達的途徑。本次展覽中數(shù)十幅趙孟頫的書畫作品，正是很好的展示了這位藝術大家在當時的重要影響。

　　第二部分是特別挑選了28張作品來展示元朝最后20年的藝術風貌。元朝末年，朝廷內(nèi)部紛爭日益惡化，由于饑荒和黃河洪災而引起的農(nóng)民起義接連不斷。這個時期，由于受到趙孟頫的革新之影響，元末畫家的作品已經(jīng)高度個人化，從“游觀山水”明顯向“抒情山水”進一步轉化。他們以抽象的書法手段來寫意山水、竹石，逐漸創(chuàng)作出逸格文人畫。文人藝術家們還常常在畫作上提上自己寫的詩，后人也經(jīng)常在欣賞之后留下題跋。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吳鎮(zhèn)、倪瓚、王蒙三人的作品，此次都在展覽中有陳列。

　　第三部分是傳承了元代風格的明初文人畫家的作品。譬如王紱、沈周、文徵明，都是活躍在蘇州附近的重要藝術家。他們重新詮釋了元代文人畫的風格，創(chuàng)立出被后來所有文人畫家所尊崇的文人畫藝術樣式。

　　織金錦和青花瓷的美妙錦如金貴

       華麗的織金錦(亦名“納石失”)是此單元的一大亮點。因馬可?波羅等曾到元代中國游歷的西方人的宣揚而聞名于世。它是一種用金線顯示花紋從而形成具有金碧輝煌效果的織錦。圖案的主紋都是嚴格的對稱形式，輔紋則一般精巧細密，有濃郁的伊斯蘭藝術風格。

　　除了織金錦，屈志仁特別提到一塊極其罕見的梅花毯。他說：“這塊地毯的中央是繡有梅枝的典型中式紋樣，圖案源自元代著名畫家王冕的墨梅畫作。而絨毯周邊則環(huán)繞類似阿拉伯字母的庫法圖案。樹枝和裝飾圖案是用未染色的動物毛織成的。這是北方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傳統(tǒng)織造方式。如此融合了元代工藝多元性的織毯，堪稱稀世珍寶。”

　　除了錦帛和織毯，元代也已出現(xiàn)精湛絕美的刺繡服飾。目前所知最為重要的佳作之一“棕色羅花鳥繡夾衫”也來此現(xiàn)身了。

　　此繡衫出土于內(nèi)蒙古集寧路故城遺址，一眼望去便知是典型的漢族款式：對襟直領，直筒寬袖。面料是細膩的棕褐色四經(jīng)絞素羅，刺繡花紋更是極為豐富，正面和背面加起來竟然多達99處!題材有鳳凰、野兔、雙魚、飛雁以及各種花卉紋樣，其中以牡丹最多變化又最為生動。特別是在兩肩的部分，繡有一鷺鷥佇立，一鷺鷥飛翔，鷺鷥旁襯以水波、荷葉以及野菊、水草、云朵等。若定睛細看，會發(fā)現(xiàn)衣服上還有意趣橫生的人物場景，比如有一女子坐在池旁樹下凝視水中鴛鴦;一女子騎驢揚鞭在山間楓樹林中行走;戴幞頭男子倚坐楓樹下，悠然自得;戴帽撐傘人物蕩舟于湖上等，特別富有江南情調(diào)。

　　當然，這件夾衫只是元代織繡高度發(fā)達的縮影。此外，如緞(纻絲)的成熟和普及，也改變了當時高檔絲綢品種的格局。《咸淳臨安志》記載：“纻絲，染絲所織諸顏色者，有織金、閃褐、間道等類”。織金指織入金線，閃褐指織入兩色緯線，間道指不同色彩呈條狀排列。今天看來更具異域風情的撒答剌欺的織造，則是當時西方工藝傳統(tǒng)在中國生根的例證，使得元代的絲綢圖案展現(xiàn)出新圖樣。

　　聽起來十分陌生的“撒答剌欺”是中亞傳統(tǒng)織錦，其歷史相信不晚于6世紀末。在以后的幾個世紀里十分興盛。雖然這種織錦得名于布哈拉(今烏茲別克)以北14英里的撒答剌村，但織造卻幾乎遍及整個粟特地區(qū)。進入7世紀后半期，團窼中嚴格對稱的主題紋樣已經(jīng)成為撒答剌欺的圖案形式。到了9世紀，撒答剌欺頗受拜占庭紡織藝術的影響。為了向西方出口，經(jīng)常采用拜占庭流行的對獅紋圖案。不同的是，撒答剌欺的色條多為黃色，而拜占庭紡織物的色調(diào)多為綠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