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85周年。

　　8年前的這一天，正是鄭欣淼開始“執(zhí)掌”故宮博物院的日子。從此，他積極倡導“故宮學”，并于去年積極促成兩岸故宮博物院文物的“破冰之旅”。今年，兩岸故宮博物院又組織了“溫故而知新”、重走文物南遷路的活動。

　　10月13日，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做客本報《文化講壇》，圍繞故宮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抗戰(zhàn)文物南遷、兩岸故宮博物院的交流等問題，給現(xiàn)場聽眾以及廣大網(wǎng)民做了一場精彩演講，并回答提問。以下為演講摘編。

　　今年是故宮建成590周年，故宮博物院成立85周年。

　　故宮是今人對它的稱呼，明清兩代時叫紫禁城。我們談故宮時，往往包含三重含義：作為體現(xiàn)“非壯麗無以重威”、皇權至上，代表中國古代官式建筑最高水平的建筑群;作為中國歷代皇家文物、特別是清宮文物收藏的重地;作為見證中國封建權力中心變遷，以及宮廷文化延續(xù)的歷史縮影。

　　因為身處封建社會末期，它是中國封建制最后的、最完備、最特殊的表現(xiàn)，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的見證與載體。

　　故宮博物院建院歷史不長，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把末代皇帝趕出皇宮后的事，但卻反映出了當時中國人對歷史和文物認識的高度。它的命運也隨著中國現(xiàn)代歷史進程而起伏。

　　文物南遷

　　培育了故宮精神

　　關于故宮，大家都比較關心文物。當我們津津樂道故宮現(xiàn)有150萬件(套)藏品時，卻不得不提抗戰(zhàn)時期故宮文物南遷的故事。正因為這次文物大遷移，才使得大量文物避免了戰(zhàn)火的破壞，也直接導致了“一宮兩院”的隔海相望。

　　文物南遷，從“九一八”事變后就開始籌備，1932年裝箱，決定運往上海租界存放。當走到南京時，有人反對，覺得去租界存放文物，很沒面子。兩方意見僵持不下，最后，繼續(xù)運到上海，同時在南京修保管庫。1937年底，由上海運到南京存放的文物，又分三路先后西遷避敵。

　　第一批走南路，共80箱。從南京到漢口，改用火車運到長沙，在湖南大學圖書館存了5個月，后到貴陽、安順，最后又疏散到四川。

　　第二批走中路，文物最多，9331箱。從南京到漢口，又從漢口到宜昌，再從宜昌到重慶。由于重慶轟炸得比較厲害，以后又疏散到四川樂山的安谷鄉(xiāng)。

　　第三批走北路，7287箱。從南京用火車運到徐州，從徐州經(jīng)隴海線又到寶雞、漢中。在漢中待了一段時間，又運到成都，最后運到四川峨眉縣。

　　抗戰(zhàn)勝利以后，文物開始東歸。東歸之路很復雜，相對也是比較安全的：先集中到重慶，再分批運回南京。新中國成立后，文物分批北返，1950年時從南京運回第一批1500箱，到1953年又運了一大批。

　　抗戰(zhàn)期間，故宮南遷文物13000多箱，再加上其他單位的文物，數(shù)量相當大。其實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不光是中國，歐洲不少國家也都進行了文物遷移，但都沒有像中國、特別是以故宮為主的這樣的文物大遷徙。

　　我做了一個比較。在時間上，我們動手早，持續(xù)長。美國、蘇聯(lián)是在1941年受到德軍、日軍攻擊后才著手文物檔案等的安全轉移;在空間上，中國幅員遼闊，古物文物穿越南北，橫跨東西，播遷不斷;在保護任務上，我們數(shù)量眾多，歐洲各國的文物轉移難度不可與我們同日而語;在保護力量上，投入巨大，集中了大量的財力、人力和物力。現(xiàn)在，重走文物南遷路，有飛機、高速公路，也走得不容易，何況那時?

　　故宮文物南遷和保護是抗日戰(zhàn)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全民抗戰(zhàn)的生動體現(xiàn)。

　　這也直接培育和強化了故宮人視國寶為生命的典守精神。波瀾壯闊的抗日戰(zhàn)爭是一次偉大的民族洗禮。中華民族在救亡圖存中形成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進一步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促進了全民族空前的警醒和團結。故宮同仁在這一抗日洪流中，在保護國寶的實際工作中，在本院已有精神資源的基礎上，也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故宮精神，這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部分。

　　兩岸交流

　　體現(xiàn)同一個信念

　　文物南遷也形成了一個故宮、兩個博物院的局面。

　　1948年9月下旬，全國戰(zhàn)局發(fā)生根本變化，南京國民政府準備搬往臺灣，故宮南遷文物也決定運臺。

　　此次共分三批入臺，第一批文物由海軍部中鼎輪載運，共計320箱;第二批是招商局的海滬局的海滬輪載運;第三批由海軍部昆侖號運輸，由于艙位有限及軍艦停留時間短等原因，已裝箱的1700箱文物僅運走972箱。

　　許多人都愛問，兩個博物院，到底誰的寶貝多?誰的寶貝價值更高?其實，二者各有千秋。

　　臺北故宮博物院有許多早期的書畫。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唐代懷素的《自敘帖》、五代趙干的《江行初雪圖》等。銅器有宗周鐘、毛公鼎、散氏盤等重器，但數(shù)量不多，只有5600多件，我們有15000多件。圖書方面，他們好書比較多，比如《四庫全書》，還有不少宋元版的書籍等。

　　我到臺北故宮博物院三次，印象很不錯。他們堅持弘揚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理念，多年來在辦好展覽，為公眾服務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果。比如，為方便游客，展覽場所設有母嬰室;他們的志愿者隊伍已經(jīng)培養(yǎng)了20多年了，我們才進行四五年;在開發(fā)文化產(chǎn)品上，他們也做得很好。

　　總體而言，兩岸的故宮博物院有著割不斷的聯(lián)系。

　　首先，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主要來自清宮舊藏，清宮文物占到92%，北京故宮博物院來自清宮的文物則達到85%。而且，許多文物都互有關聯(lián)，如郎世寧《十駿圖》，兩個故宮博物院各藏5軸;僅存的一對西周早期有銘文的青銅樂器，一件陽文的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另一件陰文的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宋徽宗制作的大晟編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6枚，臺北故宮博物院藏2枚等。甚至臺北故宮博物院有些文物如唐代懷素的《自敘帖》等精美的原包裝盒則留在北京，珠櫝相分，令人感慨。

　　其次，兩個博物院都擁有從1925年至1948年這一長達24年的共同院史。而這24年中，又有16年是文物南遷時期。其三，兩個博物院的一批元老級人物，都曾是國寶搬遷中相濡以沫的同事和戰(zhàn)友，曾有過深厚的情誼。在地覆天翻的歷史轉折關頭，個人的作用總是微弱的，故宮同仁在去與留的抉擇中，道路不同，信念卻相同，那就是“和文物在一起”。

　　兩岸故宮博物院的交流，既是出于我們雙方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也是謀求兩岸同胞的共同福祉，同時對弘揚中華文明也有積極的意義。兩岸故宮的合作交流本身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的剛健、堅韌、包容、和合的意義。

　　目前，最大障礙是由于臺灣所謂的“司法免扣押”規(guī)定，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暫不能來大陸。另外，名稱載示也影響到兩岸故宮博物院直接簽署協(xié)議，以及對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物圖片的利用等。但是，這個問題我認為還是會解決的，中華民族總是有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