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炸后的克拉克機場

　　1941年12月8日12點25分(馬尼拉時間)，我們連正在克拉克空軍基地附近宿營，遠處忽然傳來飛機馬達的轟鳴。我感到非常安心，以為這是我們的飛機在進行巡邏。幾小時前（12月7日，夏威夷時間），日本人剛剛偷襲了珍珠港，我們有很多兄弟遇難，太平洋艦隊的好幾艘主力艦都被炸沉了。我們想，日本人的偷襲不可能接連得手，部署在菲律賓的美國空軍會保護我們。所以，當我抬頭看到遠處飛來的54架漂亮的轟炸機的時候，一點也不慌亂，還有同伴對著機群歡呼。大家都以為這是執(zhí)行完任務返回基地的我們自己的飛機。

　　當炸彈呼嘯著從我們頭頂上掉下來的時候，我們才知道完全錯了。我只感到大地在劇烈地顫抖，重磅炸彈急速掉落，與空氣摩擦的怪聲，讓我毛骨悚然。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趕快找地方躲起來。可是我不知道往哪個方向跑。日本人在進行地毯式轟炸，上千枚炸彈同時落到機場上，平整的跑道被炸出一個個巨大的彈坑，好多枚炸彈直接命中了我們停在跑道上的飛機。

　　日本人比我們快了一步，用不了多久，我們的飛機就會起飛去轟炸日本在臺灣的空軍基地。我們的飛機都加滿了油，掛滿彈藥，與超級炸彈無異。航空燃油引發(fā)了劇烈的爆炸，瞬間就摧毀了毗鄰的飛機，數(shù)以百計的兄弟被烈焰吞沒，霎時血肉橫飛。我趴在地上，緊緊地抱著頭，一塊彈片擦著我的頭皮飛過。重傷未死的兄弟，發(fā)出撕心裂肺的哀嚎，僅僅在幾個小時前，大家還在興高采烈地談論，在狠狠地揍小日本一頓后，好好地享受回國的樂趣。

　　日本高空轟炸機的第一波攻擊就使克拉克機場陷入癱瘓，我們殘存的飛機所剩無幾。第二波攻擊接踵而至，大批零式戰(zhàn)斗機從東南方向突入機場上方，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機身上噴涂的大紅色的太陽標志。零式戰(zhàn)斗機迅速拋下攜帶的炸彈，隨后開始掃射整個機場。兄弟們四散開來，慌亂地尋找掩體，躲避槍林彈雨，很多人中彈倒下。

　　轟炸大約持續(xù)了15分鐘左右，掃射卻好像進行了好幾個小時，而事實上也就不過30分鐘。我眼睜睜地看著，我們在遠東地區(qū)扭轉(zhuǎn)戰(zhàn)局的最后一線希望被日本人摧毀殆盡，太平洋西岸的戰(zhàn)爭天平繼續(xù)向日本傾斜。我不得不說這又是一場悲劇。我們的高層獲悉了日本人即將動手的情報，卻沒有迅速采取行動。在珍珠港悲劇發(fā)生幾個小時之后，我們還是成為了又一場可恥的偷襲的受害者。

　　當時我剛滿21歲，感覺命運把握在手中，“人生能有幾回搏”是我的座右銘。在參軍之前，我就夢想著復員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和漂亮的勞拉長相廝守，白頭偕老。日本人的空襲無情地擊碎了我的夢想。我為前途擔憂，理智告訴我，繼續(xù)呆在菲律賓兇多吉少，我第一次感覺到命運無常。

　　現(xiàn)在講這些事情，毫不費力。可我根本沒有想到，這種不確定感，卻會在不久的將來陪伴了我差不多4年時間。我當時甚至后悔，18個月之前在滿腔愛國激情刺激下做出的沖動抉擇。

　　高二那年我輟學了。我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的水平已經(jīng)超過了老師，繼續(xù)讀高中純粹是浪費時間。18歲的時候，我就想在商界闖蕩。當時我已經(jīng)開始和勞拉談戀愛，我不想讀大學，想盡快掙錢，因為勞拉她爸希望女兒能嫁個有錢人，或者有體面職業(yè)的人。

　　我有一個朋友在一家小五金工廠上班，這家工廠生產(chǎn)裝飾盤掛鉤、水管支架之類的小玩意。我也在那里謀了個差事，當推銷員，把這些小玩意推銷給百貨公司和小商店。我真是經(jīng)商的料子，第一年就賺了不少錢。錢多得我可以自立門戶，我開了一家類似的小工廠，生產(chǎn)我自己研制的產(chǎn)品。20歲的時候，我的事業(yè)已經(jīng)小有成就。

　　我身體條件很好，體重185磅，身高5英尺10英寸，肌肉發(fā)達。我的頭發(fā)烏黑閃亮，眼睛是灰色的，皮膚顏色很深，因此好多朋友把我當成了意大利后裔。其實我們一家都是猶太人，祖父母是德國猶太人，外祖父母是波蘭猶太人，他們很早就來到美國定居。我父親是紐約人，母親是費城人。我們家姓坦尼伯格。

　　當時《讀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激起了我的義憤。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我們美國的青年人，是戰(zhàn)爭嬰兒，他們雖然已經(jīng)長大成人，但是還不能擔負起對于國家和民族的神圣使命。他們自由散漫，毫無生活目標，不夠堅強，心智還不成熟。”

　　1940年9月，我決定主動參軍，我要自己選擇部隊，而不是被莫名奇妙地與很多陌生人分在一起。我要以志愿兵的身份承擔對國家和家庭的責任。我要在戰(zhàn)爭中證明，自己并不是《讀者文摘》上所說的那種人。（摘自《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有刪節(jié)，未完待續(xù)）

（責任編輯：單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