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鑒賞家、收藏家，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研究員王世襄先生因病醫(yī)治無效，于2009年11月28日9時2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5歲。

        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他父親那時任職外交部條約司，工作之余頗喜逛古玩。王世襄生前回憶說：“父親讓我學醫(yī)。我從小學到大學畢業(yè)，全玩了。從小學英語，講得流利，但寫不好，名著也讀得少，比起同學來要差，我不用功唄！但每天從學?；丶液?，家里給我請最好的古漢語老師，學什么經(jīng)學、史學、小學、音韻等，我只喜歡古詩詞，連歷史我也沒好好學。”對王世襄的藝術(shù)產(chǎn)生直接影響的是他的母親和舅舅。大舅金北樓是20世紀初北方畫壇領(lǐng)袖，母親金章是著名的魚藻畫家，二舅金東溪、四舅金西厓是著名竹刻家。

        優(yōu)越的環(huán)境和年少好奇好動的性格，使王世襄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點。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yè)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懷鳴蟲……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而養(yǎng)鴿飛放，更是不受節(jié)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在燕京大學文學院讀書時，還有臂上架著大鷹或懷里揣著蟈蟈到學校上課的驚人之舉。直到1939年他母親去世，王世襄才像換了一個人一般鉆研起畫論，他回憶說：“母親去世對我打擊很大，覺得家里這么重視我的學習，我愧對他們。于是，我開始研究畫論。燕京大學沒有美術(shù)系，我在文學院做的算是跨學科題目，學校同意了。三年獲得碩士。我一直到進研究院才開始念書。”

        追討抗戰(zhàn)被劫寶

        1945年日寇投降后，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重慶成立了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簡稱“清損會”），在梁思成的安排下，王世襄參加了“清損會”的工作，代表政府追討抗戰(zhàn)被劫盜文物。“當時共收回被劫奪重要文物、善本圖書兩三千件，其中不乏國之重寶，由故宮博物院等機構(gòu)接受保管，當屬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王世襄曾對此回憶。

        從1945年11月到1946年9月，他在平津地區(qū)經(jīng)手清理的戰(zhàn)時文物工作主要包括沒收德國人楊寧史青銅器240件，收購民國最著名的收藏家郭觶齋藏瓷二三百件，追回美軍德士嘉寶中尉非法接收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搶救面臨戰(zhàn)火威脅的長春存素堂絲繡二百件，接收溥儀留在天津張園保險柜中的珍貴文物約1800件。

        在王世襄先生經(jīng)手的這幾項主要工作中，除了美軍中尉德士嘉寶的瓷器因特殊原因在南京辦理交接和存素堂絲繡的交接時他已出國外，其余四批文物的交接工作，王世襄均親自參加。而每批文物接收完畢，“清損會”平津區(qū)辦公處都要會同故宮博物院寫成報告，正本寄南京備案，副本留故宮存檔。

        1946年12月中旬，王世襄作為中國駐日本代表團文化教育組的成員赴日，進行文物的清理、調(diào)查和追索工作，并發(fā)現(xiàn)了一大批抗戰(zhàn)初期江浙、兩廣一帶的藏書世家（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yè)堂等）為避戰(zhàn)亂而放到上海舊書攤出售的舊藏珍籍，1947年，存放在東京上野公園內(nèi)的中央圖書館的107箱善本書終于完璧歸趙。

        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與王世襄的結(jié)識也正是因為追討抗戰(zhàn)被劫的國寶，“1947年吧，那時他押那批善本書回到上海，我奉鄭振鐸之命去機場接他，一來二去就認識了，我們后來一直很要好，‘文革’初期又一起下放湖北咸寧勞動，后來他回到文物研究所，我就到了國家文物局。”

        離開故宮禍轉(zhuǎn)福

        1952年開展大規(guī)模的三反運動，由于在故宮工作的王世襄有追還大量國寶的特殊經(jīng)歷，他竟意外被關(guān)押了十多個月。他曾自述：“審查結(jié)果，沒有貪污盜竊問題，釋放回家。但同時接到故宮博物院通知，我被解雇，開除公職！就這樣我在家養(yǎng)病一年后，勉強地接受民族音樂研究的邀請。失去了視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離開了曾以終身相許的故宮博物院。”

        王世襄后來覺得他當年無奈之中離開故宮，實在是因禍得福。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本來就喜歡小文物，釋放回來后，他反而買得更多了。也就從那時開始，他開始有意識地搜尋收藏研究明式家具及各種漆器。

        “那時候我有輛自行車，經(jīng)常買一張桌子、兩個椅子帶回來，很大的家具也可以用自行車帶回來，騎幾十里路。”王世襄曾回憶說，“有一次我在通州一個回民老太太家看到一對杌凳，非常喜歡。我要買，老太太說：‘我兒子要賣20元，打鼓的只給15元，所以沒賣成。’我掏出20元錢，老太太說：‘價錢夠也得我兒子回來辦，不然他會埋怨我。’我等到天黑還不見他兒子進門，只好騎車回北京。不料兩天之后在東四牌樓看見打鼓的王四坐在那對杌凳上……后來花了400元才買到手。”

        1957年，大鳴大放，王世襄成了右派，直到1962年方被調(diào)回文物研究所。“我當時要出一本書，《明代鴿經(jīng)》鴿子圖與文字對照，考證，是填補空白的書，但當時的文物局不讓參加整理出版，專著更是出不來。后來去干校種地、種菜、下湖、種水稻，一共有三年半，1973年才回到北京。”

        文物專家趙榆昨天對早報記者回憶說，他與王世襄共事是在國家文物局時，王世襄當時在文物研究所的資料室工作，當時經(jīng)常向他請教文物鑒定的事，“老頭兒那時很喜歡足球、體育，每當工體有大的足球比賽，他就騎著他的破自行車，馱著半個西瓜去工體看球。”

        王世襄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出書，每出一本在學界幾乎都要引起巨大反響，被認為是填補傳統(tǒng)文化空白的專著。

        文物專家傅熹年認為，在王世襄先生的學術(shù)成就中，家具、髹漆、竹刻三門，尤稱絕學。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影響尤大，全書近30萬言，圖700余幅，附有名詞術(shù)語簡釋一千多條，根據(jù)實物，結(jié)合文獻，對明式家具的時代背景、地區(qū)、種類形式、結(jié)構(gòu)、裝飾、用材、年代鑒定諸方面進行深入分析。尤為難得的是，書中所收海外收藏的家具，未能解決圖片版權(quán)者，都由夫人袁荃猷女士對其結(jié)合方式和榫卯做精確測量，并繪成精美的圖紙，圖文對照，大大增強了本書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書后附《明式家具的“品”與“病”》一文，從欣賞角度把明式家具的優(yōu)點概括為“十六品”，把缺憾總結(jié)為“八病”，精辟地指出其雅俗、文野之差異，有助于讀者深入認識和賞析明式家具之美，以便正確運用書中所提供的技術(shù)資料。

        他所撰《髹飾錄解說》、《竹刻藝術(shù)》也同樣影響極大，其著作還包括《中國古代音樂書目》、《廣陵散》(說明部分)、《畫學匯編》、《清代匠作則例匯編·佛作·門神作》、《中國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國美術(shù)全集·竹木牙角器》(與朱家溍合編)、《中國美術(shù)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并有英文本)、《北京鴿哨》、《竹刻》、《蟋蟀譜集成》、《說葫蘆》(中英雙文本)、《錦灰堆——王世襄自選集》、《明代鴿經(jīng)·清宮鴿譜》等。

        王世襄亦被稱為“烹調(diào)圣手”，為美食大家汪曾祺先生所推崇。北京文化圈內(nèi)流傳甚廣的故事，便是王世襄常應(yīng)好友之邀，騎著裝備好原料與廚具的自行車，親赴好友府上獻藝。

        對于王世襄在中國傳統(tǒng)生活文化方面的巨大研究成就，啟功先生在為王世襄先生撰《說葫蘆》所寫《讀后記》中說：“‘玩物喪志’，這句話見于所謂偽古文尚書，好似‘玩物……’和‘喪志’是有必然關(guān)系的。……而王世襄先生的‘玩物’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喪志而是立志。他將古今典籍、前輩耆獻、民間藝師取得的和自己幾十年辛苦實踐相印證，寫出了這(些)部已出版、未出版、即將出版的書?？梢詳嘌?，這一本本、一頁頁、一行行、一字字，無一不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注腳。”王世襄的摯友黃苗子先生在為此書題詩中有“玩物成家古所無”的贊譽，又在題詞中說：“我國民俗文化淵源至深，蘊藏亦富，暢安沉潛此間，幾廢寢食，雖不為往圣繼絕學，其亦為民族留傳統(tǒng)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