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的大批金銀器中，有一件皮囊式的馬鐙壺。這件壺，除形制特殊、花紋精美外，還反映了李唐統(tǒng)治從興盛走向衰落的歷程，因而引起了人們的濃厚興致。

皮囊式銀壺高18.5厘米，口徑2.3厘米。造型采用了我國北方游牧攜帶的皮囊和馬鐙之綜合形狀。扁圓形的壺身頂端一角，開有豎筒狀的小壺口，上置覆蓮瓣式的壺蓋。蓋頂和弓狀的壺柄以麥穗銀鏈相連，壺身下焊有橢圓形圈足。這種仿制皮囊壺的形式，既便于軍旅外出時攜帶，又便于日常生活的使用，表現(xiàn)了唐代工匠的匠心獨運。壺底與圈足相接處有“同心結”圖案，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條結，圈足內墨書“十三兩半”，是壺的重量，周身看不到焊縫。最令人稱奇的是在壺身中央，壺腹兩側面用模具沖壓舞馬圖，突出于壺面的、金色的、奇異的馬。這匹馬身軀健碩，長鬃披頸，前肢蹦直，后肢彎曲下蹲，口中叼著一只酒杯，其上揚的馬尾和頸部飄動的綬帶顯示出十足的動感。銀白色的壺上，弓狀的提梁、覆蓮瓣式的壺蓋，以及壺身所飾騰躍的駿馬，均鎏上一層黃燦燦的金色，與壺體交相輝映，色調格外和諧富麗。

馬鐙式壺，在遼金時代的古墓中常有發(fā)現(xiàn)，但在唐代金銀器中還是首次見到。這種形制的壺，考古學家一般把它認為是契丹的代表器物。契丹出現(xiàn)于4世紀初，其根據地以今酉喇木倫河和老哈河為中心，約占有個內蒙古自治區(qū)的大部分地區(qū)。在唐代，它是中國東北方的少數之一。唐代前期政治上的統(tǒng)一，各族關系空前發(fā)展，因此，終唐一代契丹和李唐都有著密切關系。大量漢族勞動人民移入契丹，進步的生產技術使契丹有了農業(yè)、冶鐵和紡織。同時，契丹也被吸收、融合，皮囊式馬鐙銀壺在唐長安京城的出土，正是漢族和契丹等各族人民交流的顯證。

馬鐙壺身的兩面，以模壓手法，每面有一匹翹首鼓尾、銜杯匐拜的駿馬。這就是唐玄宗時，有名的舞馬形象。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后期，越發(fā)驕奢淫逸，縱情于聲色犬馬之中，銀壺上的馬就是為李隆基祝壽的舞馬。

關于舞馬，《唐書·音樂志》、《太平御覽》中都有記載。有的說舞馬有四百蹄，還有說干匹之多。李隆基親自訓練舞馬，并把它們分為左右兩部。每匹馬還有“某家寵”、“某驕”的名字。每年八月初，李隆基生日時，則給這些舞馬披上錦繡衣服，頸部掛上黃色的金鈴，鬃毛上系著貴重的珠王，按照“傾杯樂”的節(jié)拍，跳舞祝壽。高潮時，舞馬還躍上三層高的板床旋轉如飛，周旋益妙。有時。還讓壯士把床舉起，讓馬在床上表演舞姿。而穿著淡黃衫、系著文玉帶的姿色秀美的少年樂工，則站在周圍為舞馬伴奏。

唐代許多人曾寫下了有關舞馬的詩詞。作過李隆基的宰相的張說，就留下十多首舞馬詞。他在《舞馬干秋萬歲禾府詞》中曾說：“圣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髬髵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臍。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壺上的舞馬正是在“銜杯終宴曲”之時，做著“徐行拜兩膝”的姿態(tài)。張說是當日每次親睹過舞馬祝壽場面的人，在詩詞中描寫了舞馬縱橫應節(jié)，徐行跪拜的舞姿。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敘述了舞馬在終曲之時，銜杯敬酒、垂頭如泥之神態(tài)，這是許多志書史乘上沒有記載的，而恰與銀壺舞馬是一致的。

張說詩作于開元十八年（730），舞馬一直到天寶十五年（756）還存在。說明以舞馬祝壽最少有25年之久。但這表面四海升平的景象，卻潛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漁陽鼙鼓打破了李唐統(tǒng)治者醉生死的腐朽生活，大唐帝國從此走向了衰落。

天寶年間，安祿山一身兼任了平盧、范陽、河東三鎮(zhèn)節(jié)度使，權勢日增，驕恣橫行、為了奪取中央政權，于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發(fā)動了武裝叛亂。天寶十五載六月攻陷長安，李隆基倉皇逃至四川。由于安祿山在天寶初年曾見過舞馬祝壽，入京后控數十匹歸范陽。安祿山敗亡，舞馬轉為其大將田承嗣所有。一天，軍中宴樂，舞馬應節(jié)而舞，飼馬軍士視為妖孽，田承嗣命軍士鞭撻而死。從此，舞馬祝壽僅成為中晚唐詩人的回憶詩料了。

舞馬銜杯紋銀壺現(xiàn)藏陜西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