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民俗中，有關(guān)“錢”的習俗眾多：過節(jié)有壓歲錢、七夕錢，民間有避邪錢、吉語錢，人們用“錢”鎮(zhèn)宅，借“錢”祈平安，諸多現(xiàn)象似乎能歸納出一個結(jié)論：“錢”有“神力”。那么有沒有一位“錢神”？他又是誰？我們試圖通過深入的探究來尋求答案，也希望大家共同來思考。

大概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jīng)歷，當面對一件事情舉棋不定、難以決斷時，通常會拋起一枚硬幣，讓它當裁判： 落下來成正面則“是”，背面則“非”；或者正面是“吉”，背面是“兇”。如果我說，這表明人們相信錢具有一種神力的話，也許絕大多數(shù)人都會給我一個噓聲——不過游戲而已，用得著搬出神來嚇唬人嗎？

如果說這是游戲，我們可以再看一個例子。春節(jié)快到了，中國人過春節(jié)有幾樣必不可少的內(nèi)容：除夕夜吃團圓飯，大年初一去拜年，長輩給小輩壓歲錢。壓歲錢是什么？是用來壓“歲(祟)”的錢。“祟”是一種鬼怪，為了鎮(zhèn)住“祟”，古代的人們就采取了這么一種方法。為什么不用別的器物來壓“祟”而要用“錢”呢？可見在古代人們心中，錢是有一種神秘力量的——可以降魔鎮(zhèn)妖。其實不僅僅是這些，借錢來護佑的事，在生活中舉不勝舉。比如迄今為止，中國人過年包餃子時，還有把一枚錢幣包進餃子里的習俗，誰吃餃子咬到這枚錢幣，誰就會吉祥有福氣。包括前面所說的猜鋼蹦兒，也不僅僅是游戲，而是用硬幣來占卜的一種表現(xiàn)。如此林林總總現(xiàn)象的背后，似乎都在說明一個問題，即，錢有神力——這并不是我個人一時興起的念頭，這種觀念來自于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承。

“錢”能“壓服”誰？

最早的壓歲錢出現(xiàn)在漢代，用錢來“壓祟”是因為它能“壓勝”。這不是繞口令。大約從漢代起，開始出現(xiàn)一種類似原始宗教的形式，叫作“厭勝”，也叫“壓勝”，即“厭而勝之”，是用法術(shù)詛咒或祈禱以達到壓服人、物或鬼怪的目的。用作厭勝的物品有很多，比如我們熟悉的桃木，古代人在桃木板上分別畫上擅長捉鬼的“神荼”、“郁壘”二神，做成“桃符”懸掛在門旁，就能趨吉避兇。還有玉器，人們認為玉能發(fā)出一種特殊的光澤，白天不易見到，夜晚則可照亮方圓數(shù)尺之地，是妖魔鬼怪最怕見到的，所以用玉器可以避邪保平安。此外還有五色藥石、紙符等等。但這些器物基本上只是單一使用，若論用作厭勝品數(shù)量大、種類多的，還是要數(shù)錢幣。

我們先來看一個藥方：“古錢其銅焦赤有毒，能腐蝕壞肉，但取周景王時大泉五十千，宋四銖、二銖，及梁四銖，北齊常平五銖之類，方可用。”明代醫(yī)藥學家李時珍對這個方子的補充是：“古文錢但得五百年之上者即可用，而唐高祖所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尤為古今所重”這些都取自《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古文錢》的內(nèi)容，是講“錢”的醫(yī)用藥用價值。卷中還有諸多藥方，如治療“時氣欲死”須用“大錢百文，水一斗煮八升，入麝香末三分，稍飲至盡”，治“急心氣痛”須用“古文錢一個，打碎，大核桃三個，同炒熱，入醋一碗沖服”。李時珍先生用了卷中一個章節(jié)來專門記載此類內(nèi)容。史學專家王子今先生認為，如果說古錢中的某些成分確有藥效，借以醫(yī)病尚可理解，而所謂“五百年之上者”、“唐高祖所鑄”等等便有些神玄了。這讓人想起魯迅先生對中醫(yī)藥學神秘主義形式的批評。在這里我們不是要分辯其藥效如何，或者中醫(yī)藥高明與否，僅從所舉事例來看，倒是從它的“神秘主義形式”看到了“錢”的神秘力量，或者說是錢的厭勝意義。清代金陵地區(qū)有難產(chǎn)婦女手持“周元通寶”即可順利分娩的習俗——錢的厭勝意義便更加典型了。

有學者分析說，清代人用來治瘧疾和難產(chǎn)的“周元通寶”可能不是一般流通領(lǐng)域的同名古錢。傳世的“周元通寶”錢有的背面鑄有日月、七星或龍鳳圖案，它是專門用于厭勝的厭勝錢。不錯，厭勝錢并非一般意義的貨幣，是人們將有特殊意義的文字和圖案鑄在錢幣之上，用來表達避邪趨吉愿望的，或者說是希望借“錢”的神力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祈求神靈扭轉(zhuǎn)自己的命運。

從厭勝意義上講，“錢”的神力幾乎遍及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有“上梁錢”，中國古代建筑極重視厭勝，上梁是建筑施工很重要的工序，用錢來厭勝避邪是相當重要的一道程序；有“鎮(zhèn)水錢”，將“周處斬蛟”或“錢王射潮”的圖案鑄于錢上，便可為建造堤防工程所用。錢上鑄“太平振宅”文便可鎮(zhèn)宅，鑄“斬妖伏邪”文便可避邪，背上再加“敕令”二字，“錢”的神力可能就會更加彰顯。五月端午，用鑄有五毒圖案的錢可以“禳毒氣”； 出門行旅， 用鑄有“出門大吉”的錢可一帆風順；身帶“狀元及第”錢可助功成名就；持有“五男二女”錢便可實現(xiàn)最完美的生育理想了。毫無疑問，上述事例都屬于民俗現(xiàn)象，有人或許會封一頂“封建迷信”的帽子過來，但是任何一種現(xiàn)象的存在都不是無緣無故、無源無蹤的。

為什么一枚小小的“錢幣”竟具有如此神通？古代的中國人又為什么會如此廣泛地借助它來趨吉避兇、祈求神靈的佑護？我們必須從中國錢幣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

從神壇走來的“錢”

根據(jù)錢幣史書的資料可知，中國古代錢幣萌芽于夏，起源于殷商，統(tǒng)一于秦。不過，錢，最初并不叫“錢”。中國古代最早的原始貨幣是“貝”。有學者認為，貝在商代后期已經(jīng)變成交換的媒介物，以貨幣的角色出現(xiàn)于商業(yè)舞臺。郭沫若先生曾有論：“貝在周初本來是一種原始的貨幣，所用的是海貝，學名為貨貝。” 貝在中國貨幣史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有一個很好的證明是，在我們的漢字體系中凡是與財物有關(guān)的字多以“貝”為偏旁，甚至“賢”也從“貝”。“賢”與錢有關(guān)系嗎？據(jù)《說文解字》釋：“賢，多財也。”后世引申為“多才”，或許與“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觀念有關(guān)吧。

不過，貝即使最初與“財富”有關(guān)，但它與龜甲、玉石等早期的貴重交換物一樣，并不是一開始就以貨幣的面目出現(xiàn)的。

從濱海地區(qū)流入內(nèi)地的貝，最初是與玉和龜甲等禮器一起，共同行使神權(quán)政治文化象征的功能。上古時代的玉禮器和稍后的青銅禮器，以及與占卜巫術(shù)關(guān)系密切的珠玉、龜貝等，一直是上古文明中具有神秘屬性的權(quán)力、財富的象征。特別是龜甲，因為龜?shù)拈L壽和龜甲形狀奇特，歷來被視為能通天人之際的靈物，成為問卜的主要載體。而在《易經(jīng)》中，貝常與龜筮占卜聯(lián)系在一起。在古代龜卜文化中，貝與龜甲可以互換，在交換的過程中，貝的價值可以使龜甲增益，在卜筮中主“大吉”、“永貞吉”。這就賦予貝以神秘的吉祥意義。

貝在古人心目中具有“魔術(shù)”性或巫術(shù)性，這可以從它的使用得到證實。早在新石器時代，從事漁獵的先民就把貝殼作為避邪的靈物掛在頸項和胸前，還把它用作奉祀的祭品。20世紀中葉，在河南輝縣琉璃閣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中，有8座商代墓中有貝，它們不是被放在死者的胸部便是放在腰部，歷史學家、古錢幣學家王毓銓認為：“貝在商代曾作裝飾品和魔術(shù)物用，這就是證明。”“也正是由于它們的裝飾性和神秘性，貝才普遍地被希求而變成了交換媒介。”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錢一開始就是帶著“神魅”的色彩和力量來到這個世間的。我們或許可以用普通人的思維來想象一下，在錢幣成長的幼年時期，珠玉、龜貝一邊作為貴重的禮器在祭壇奉祀，一邊作為貨幣在物品交換中使用，此時，一位先民手持一枚珍美的海貝去作交易時，他的心態(tài)會是什么樣的？貨幣可以易物的“神魅”與禮器可通上天的“神圣”交織在一起，先民手中這枚海貝的份量可不輕??！

后來,珍美的貝幣在先民的手中慢慢褪掉了“神魅”的色彩——隨著歷史的發(fā)展，珠玉、龜貝的神圣性被解構(gòu)，在一定程度上消褪了神靈的魅力，“貝”真正以貨幣的身份進入到商品流轉(zhuǎn)的長河之中。

上海博物館曾收藏有一只商代饕餮紋鼎，上面有這樣的圖案：一個人肩擔貝幣站在船上，旁邊還有人以手劃船。這位擔幣的人可能正去往他鄉(xiāng)做生意，也可能做完買賣賺了大量貝幣正趕回家。無論如何，他應(yīng)該是位“款爺”，身“擔”如此一筆財富，不知此公的心情會怎樣，他有沒有想過這堆海貝攜帶起來不甚方便？不僅攜帶不方便，隨著商品交換的頻繁，海貝經(jīng)常會供不應(yīng)求，于是出現(xiàn)了石貝、玉貝、骨貝等仿制貝幣。青銅器時代到來后，金屬鑄幣的先河被開啟，海貝幣的替代品仿貝銅幣誕生了。錢走出幼年時期，邁向少年時代。順便說一句，當中國已經(jīng)廣泛使用銅貝時，世界上其他國家還未出現(xiàn)金屬鑄幣。

錢那性情單純的少年時代并不長。春秋戰(zhàn)國時期，當天才的發(fā)明家們將目光從海貝的形制轉(zhuǎn)向陪他們?nèi)粘龆鳌⑷章涠⒌纳a(chǎn)生活用具后，大量的布幣、刀幣出現(xiàn)了。“布幣”來源于上古時期的一種農(nóng)耕工具“”，即一種“鏟”，“布”是“”的同聲假借字；而“刀幣”則是由齊燕地區(qū)的先民們用以漁獵的“青銅削”刀具演變而來。我們或許可以猜測，這些錢幣的形制取自可以產(chǎn)生財富的生產(chǎn)用具，其中是否融入了人類早期的某種意識形態(tài)？正如研究貨幣史的專家湯可可先生所言：“包括宗教幻想在內(nèi)的多元文化色彩，一直貫穿于錢幣自身的演化歷史。從巫師的靈物、貴族的禮器到世俗大眾的交換媒介，這是一個人文理性解除原始巫術(shù)之魅的思想觀念演變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在人類歷史上蔓延了相當長的時間。

到戰(zhàn)國時，使用更方便的圜錢出現(xiàn)了，圜錢的主要鑄行國秦國開始使用圓形方孔的“半兩”錢，《史記·秦始皇本紀》有記載，“秦半兩”是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錢”時鑄行的。

請注意，秦惠文王“初行錢”時鑄行的這種“秦半兩”，在中國貨幣史上有著奠基性的意義——中國圓形方孔古錢幣千百年的形制就是由此而來。在這里，有一個小問題，“錢”是什么？為什么后世的人們一直以“錢”來統(tǒng)稱貨幣？其實，“錢”與布幣的“”一樣，也是先民手中的一種“鏟”——既然如此，“布”有沒有可能被用作貨幣的統(tǒng)稱？有。早期的貨幣總要有個統(tǒng)稱，大家都有可能。不過，秦以“初行錢”時的“半兩”錢統(tǒng)一了貨幣，那么“錢”也隨之身價陡增，而且，它經(jīng)過“秦半兩”“天圓地方”的演繹之后，意義也大不一樣了。

秦始皇將方孔圜錢作為統(tǒng)一貨幣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一是錢鑄成后要進行銼邊等加工，把方形細木棍插入方孔，可以使錢固定不動，便于操作。方孔錢也便于錢上文字的定位。另一種說法被學界普遍認可，即秦始皇篤信當時極為流行的“天圓地方”的宇宙觀。方與圓，象征著“萬物周事”的自然；“圜者中規(guī)，方者中矩”，又象征“規(guī)矩”的權(quán)威、法的權(quán)威。《呂氏春秋》的解釋可能最合始皇帝的口味：“天道圓，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故而有學者認為，秦始皇時，圓形方孔的“半兩”錢體現(xiàn)了當時社會的文化信仰，已然是神權(quán)的象征了。

說到這兒，我們不能不感佩古代中國人的智慧。一枚錢幣，竟能將春秋戰(zhàn)國幾百年間政治、哲學等諸多因素融合的文化核心體現(xiàn)出來。而古代希臘、羅馬和波斯等國早期的錢幣，僅為防偽而刻有帝王頭像、復雜的紋章和印璽圖案，比較起來，中國的圓形方孔錢體現(xiàn)了中國人對天地時空無限豐富的想象，承載了更為厚重的文化信息，要“神”得多。

“錢神”中的中國民俗

漢代畫像磚“雙魚”這是在巴蜀地區(qū)出土的漢代畫像磚的拓片，畫像內(nèi)容別致，其中大量的錢紋飾表達了相當強的民俗文化信息。

如果我們能從錢幣本身的鉆研中走出來，看一看它成長初期的社會背景，也許會對它身負“神力”的原因有更深刻的了解。

事實上，自春秋戰(zhàn)國，一直到秦漢國家一統(tǒng)，中國各個區(qū)域的商業(yè)發(fā)展已經(jīng)頗具規(guī)模。比如春秋五霸之首的齊國，商業(yè)已經(jīng)相當發(fā)達，至戰(zhàn)國后期，齊國的城市居民已有四百萬以上，占到齊國總?cè)丝凇獡?jù)專家測算大概有五百萬至七百萬——的一半以上。至西漢初期，“漢興，海內(nèi)為一。開關(guān)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我們從《貨殖列傳》中看到的西漢社會，不但有富可敵國的大富豪，而且有傾郡、傾縣、傾鄉(xiāng)里的眾多小富豪，可見西漢初期的社會，是一個經(jīng)濟蓬勃、百業(yè)興隆的社會。

“無鹽氏”是我們比較熟悉的中國歷史上較早的富翁之一。從他的發(fā)家史我們或許可以對西漢社會有個窺斑見豹的了解。西漢吳楚七國之亂時，京師長安的列侯封君從軍，向當時的“子錢家”借貸。子錢家因成敗未決，不肯借。無鹽氏便以十倍的利息出千金借貸。不久，吳楚之亂平息，他得到十倍利息的還款，遂成關(guān)中巨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西漢社會借貸子錢這一行業(yè)的興旺。經(jīng)濟史學專家、香港樹仁學院經(jīng)濟系教授宋敘五先生甚至認為，從中可見當時政治上的有權(quán)者不會借著政治權(quán)力而欺壓平民，強令子錢家借錢，也不會賴債。而平民有錢者可以根據(jù)自己的意愿決定自己的商業(yè)行為，政權(quán)、兵權(quán)，完全不會干擾這一件商業(yè)行為。這是一種良好的政治氣候及商業(yè)氣候——可惜這樣的“氣候”自西漢初期以后，再也沒有了。他認為胡適晚年的入室弟子、史學家唐德剛教授說西漢本來可以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誠為有據(jù)而言”。

我們暫不論西漢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這種社會形態(tài)萌芽又如何被斬斷，只看在當時的社會里，人們存有崇拜金錢財富的觀念是太正常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有如下傳世之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之趨利，若水之就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那么，利之所聚的“錢”、幾乎能決定人的命運的“錢”、有著神圣血統(tǒng)且凝聚著天地倫理的“錢”又被推上“神壇”拜將起來，順理成章?？梢耘c此相呼應(yīng)的是，恰在西漢時，被稱為“搖錢樹”的明器出現(xiàn)了。

如此看來，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錢”的身上具有超乎自然的神秘力量，可以戰(zhàn)勝妖邪并寄托人間的祈愿，是可以理解的了。中國人的宗教觀相當實用，神靈也比較分散、靈活，有學者略統(tǒng)計一下，就有三百余位，且不少神仙都有著助人為樂的情操。那么，在這大大小小的諸神中，會不會有一位“錢”的代表——“錢神”？

尋找“錢神”

上古奇書《山海經(jīng)》中說，在“大荒之中，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生昆侖西附西極”。后世有人給予注解，稱這“若木”“狀如蓮花，光照其下”。這棵無比美好的“神樹”后來被用到了“錢”的身上，恐怕今天的我們不太容易理解，可這是事實：南朝時，梁簡文帝《謝敕賜解講錢啟》中說“錢”“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譬蓬萊”。如此看來，在當時人們心中，“錢”不但與神仙境界聯(lián)系起來，而且如若木般“榮光獨照”，神韻極佳。

簡文帝的下一任皇帝元帝承圣三年(554)，更出了一件異事，被記錄在《南史·梁本紀下·元帝》中。說這年三月，皇帝見一條丈許長的黑蛇盤屈在路前，一群小黑蛇圍繞著它，“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皇帝遂敕有司取來數(shù)千萬錢鎮(zhèn)于蛇群附近。后來竟又有蛇從屋頂墮落到皇帝的龍帽上， 恍然間又消失。更神的是，當時“城濠中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云，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群魚騰躍，墜死于陸道”。史家將這件異事記錄在冊，說明在當時的社會意識中，人們已經(jīng)將“錢”的神異附之于形象——“錢龍”。龍是中華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可見神化的“錢”已滲透上流文化，深入帝王意識，而民間有關(guān)錢之神異的演繹更是豐富多彩。

晉人干寶《搜神記》記載了這樣一種“神秘現(xiàn)象”：南方有種名為“青蚨”的蟲，形似蟬而稍大，如果將子蟲拿走，不論距離多遠，隱藏多深，母蟲也會飛來找到它。如果以母蟲之血“涂錢八十一文”，再以子蟲血“涂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zhuǎn)無已”。這便是錢的又一種神化現(xiàn)象——“子母錢”青蚨。今天北京的老字號“瑞蚨祥”綢布店便取其“蚨”神，以求財富滾滾而來之意。

此外，還有許多有關(guān)“飛錢”的傳說。略熟悉經(jīng)濟史的讀者可能會因此想到“匯兌”，唐憲宗時，中國社會產(chǎn)生了持憑證異地提款購貨的匯兌業(yè)務(wù)，被叫作“飛錢”——這稱呼本身就很有想象力，神妙得緊。而民間傳說中的“飛錢”是真正能飛的錢。譬如《太平御覽》錄有某公以十錢投入井中，“公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從井中一一飛出，入公器中。”在《藝文類聚》、《類說》等類書或逸史中，我們可以領(lǐng)略到不少這類透著神力的錢的故事，可見“錢”之神異的形象已經(jīng)具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體圓應(yīng)乾，孔方效地”的錢，在民間意識中是具有感應(yīng)天地的神性的，所以人們拿它作為占卜未來的工具。古人占卜一般用蓍草，但占卦方法頗為復雜。元末史學家陶宗儀在他的《南村輟耕錄》中記錄了“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蓍”的社會現(xiàn)象，后世《清稗類鈔》一書中便有了“卜錢”的形式：占時，用三錢擲之，得一背為“單”，畫“—”；二背為“拆”，畫“- -”；三背為“重”，畫“○”；純文為“交”，畫“×”。這種以“背”面或“文”面占卜吉兇的“卜錢”形式，不就是被今天的我們看作游戲的猜鋼蹦兒嗎？靜下心來想一想，當我們以硬幣來決斷前途時，是不是在潛意識里，對冥冥中錢所擁有的“神性”有一種依賴？或者說，在潛意識里，我們繼承了古人關(guān)于“錢神”的文化傳統(tǒng)？

我們知道，傳統(tǒng)節(jié)日大多與原始崇拜或宗教祭祀有關(guān)，比如正月初一壓歲錢，還有“二月二，引錢龍”，北方有些地區(qū)的百姓在二月二這一天會將灰或谷糠撒在地上，蜿蜒成龍形，從井旁、河邊一直畫到家中，以求把錢龍引到屋里發(fā)財致富；“四月初八，置錢摸孫”，是說在四月初八佛的生日這天，廟中設(shè)銅盤，置釋迦太子小銅像于盤中，眾婦女向盤中投錢還愿，老媼則可以在城隍廟的“城隍奶奶床”褥下摸錢，據(jù)說得字下者為孫男，字上者為孫女。此外還有五月初五佩系五色彩絨裹飾的銅錢避邪，七月初七姑娘們吃“七夕錢”，即吃到包著銅錢的餃子有福等等節(jié)日禮俗?？傊?，一年到頭的眾多節(jié)日中，錢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國人注重禮儀，這些禮儀中有不少含有神秘主義的意味，從人降生時的“洗兒錢”、婚配的“撒帳錢”到去世時的“口含錢”，普通人的一生又哪里離得開“錢”的參與、“錢”的佑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