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當今文學，普遍缺少信仰的力量，凈化的力量。這樣說絕不是責備小說只寫了些灰色的或沾滿銅臭的人物，沒有通常的“正面人物”亮相——文學完全允許只以揭露和批判為主，也允許反派角色擔當主人公，但問題在于，即便沒有正面人物直接出場，也應該有正面的價值聲音和精神的理想在場。仔細體味大師們的經典作品，再讀一讀我們自己也許堪稱精彩的作品，便不能否認，我們實在過多地顯示了民族性、自足性、封閉性，缺乏必要的終極關懷。

在加繆的《鼠疫》中，人們不得不把鼠疫猖獗的奧蘭城隔絕起來，奧蘭城人陷入了恐怖和絕望。這是一個人類陷入絕境的典型案例。雖說奧蘭城的人確實陷入了絕境，無路可走，但貫穿于作品的主脈不是鼠疫如何猖獗肆虐，而是奧蘭城人一如既往對生活的執(zhí)著、熱愛和珍惜。主人公里厄醫(yī)生雖然知道醫(yī)學界對鼠疫暫時沒有直接有效的辦法，但作為醫(yī)生，他每天都恪盡職守，從早到晚有序而匆忙地奔波穿梭在病人中間，從不懈怠、不退縮、不放棄。經過了漫長的日日夜夜，終于有一天奧蘭城人盼來了平安。這樣的作品所包含的堅韌精神和光明渴望讓人肅然起敬。這樣的作品關懷的是人類，是向善的關懷，健康的關懷。

再看莫言的《檀香刑》，在某種意義上同樣是寫絕望境遇，生與死的極端情境，但其處理卻完全不同。莫言有權按他的趣味寫，他在《檀香刑》中對死亡、虐殺、屠戮的極致化表演，所提供的驚人的陌生化效果，無疑增加或豐富了人類審美經驗的復雜性，比之拉奧孔慘烈多了。但是，寫著寫著，小說似乎是為了寫惡而寫惡，作者陷入了對“殺人藝術”的賞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萬剮酷刑中，在施虐的快感中無法自拔，有時情不自禁地為人類制造災難的殘暴力的驚人而歌唱。劊子手的戾氣和酷刑的血腥，罩住了整部小說。作為演示劊子手文化，作者成功了，但是作為人的文學，不能不說寒氣逼人。這里可以看出，我們的文化和文學精神力量的某種薄弱面。

《狼圖騰》同樣暴露出精神資源匱乏，無力找到真實的價值理想的問題?！独菆D騰》文本的形象體系部分還是比較精彩的，集聚了大量原創(chuàng)因素，但作者的文化觀和貫穿性意念，即所謂狼性文明論，卻有太多的謬誤。他說他找到了“中國病”的病根。“中國病”就是“羊”病，屬于“家畜病”范疇；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為富于“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夠高歌猛進。作者認為，中國農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及西方文明是狼文明。敦厚的華夏“文明羊”遇上了兇悍的西方“文明狼”，兩種文明相撞，撞翻的當然是羊啦，所以古老的華夏道路必然要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全世界受夠了帝國主義列強欺凌、侮辱和掠奪之苦的人們，終于“恍然大悟”了，原來一切因為自己屬于羊性而不是狼性，因而活該。作者還提供了具體藥方：“使千年來被農耕羊血稍稍沖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復到原有的濃度比例”，“只有華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于羊性，華夏中國才會疆域擴大，國富民強，繁榮昌盛”。好一個錦囊妙計。引述至此，事情已變得有幾分滑稽，沿著這個臆造的規(guī)律推衍下去，恐怕我們只能硬著頭皮反文化，反文明，甚至反人類了。有趣的是，作者卻自感滿足地說，他“總算理出頭緒來了”。

實際上，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擰了。無論西方還是東方，無論農耕還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擴張、嗜血殺戮，都是野蠻而不是文明，這樣的行為給人類帶來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進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樣。真正的文明應是順應大自然的規(guī)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權，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習慣，保護和珍惜生存環(huán)境，善待生命。

《檀香刑》對“吃人的宴筵”的陶醉自失狀態(tài)，《狼圖騰》的民族精神選擇問題，折射出來的都是如何重鑄民族靈魂的迫切問題，這直接關系到文學的質量，以及作家的精神成長問題。

★雷達

文學評論家。原中國作家協會創(chuàng)作研究部主任，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小說學會常務副會長，兼任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著有論文集《民族靈魂的重鑄》《傳統的創(chuàng)化》《文學活著》《思潮與文體》《雷達自選集》和《雷達散文》等。獨立主編或共同主編了大型圖書《中國現當代文學通史》《現代中國文學精品文庫》《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