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自標置的匈奴與突厥

所謂國書，是指由甲國國君署名致書，交由使節(jié)傳達給乙國國君。乙國國君收受國書后，答書致意，交由使節(jié)帶回轉(zhuǎn)呈甲國國君。國君為一國之首，在對外關(guān)系上即代表著國家，因此，由國君署名致書他國國君時，彼我的稱謂即牽涉到兩國間外交關(guān)系的定位。

漢文帝時，遣使匈奴所致送的國書中說:“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漢朝君主自稱皇帝，稱匈奴則為大單于，此二種頭銜乃雙方各自認定的稱呼，因此，漢朝國書可說是遵循了對等往來的原則。不過，匈奴的老上稽粥單于在漢降臣中行說的煽惑下，回致漢朝國書時卻倨傲其辭地說:“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史記·匈奴列傳》)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加于匈奴大單于之前，自抬身價，明顯地逾越了對等的界線。

無獨有偶，隋文帝時，突厥與隋之間的國書也發(fā)生過類似的問題。當時，突厥因內(nèi)部紛亂，對外數(shù)為隋所敗，沙缽略可汗向隋請和求援。一開始，在致隋的國書中，沙缽略說:“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圣天子·伊利俱盧設(shè)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其中從天生、天下賢圣天子二語，顯然犯了大隋天子的忌諱，因此，隋文帝答書時將稱謂改為:“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shè)莫何沙缽略可汗。”(《隋書·北狄傳》)

沙缽略可汗的本名為攝圖，即位后號伊利俱盧設(shè)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缽略。始波羅為勇健的意思(《通典·北狄四》)，其發(fā)音與沙缽略相近，隋以沙缽略易替始波羅，疑兩者乃同詞異譯。

沙缽略可汗后來向隋稱藩，原本的國書變?yōu)樯媳?，稱謂也隨之改變?yōu)?“大突厥伊利俱盧設(shè)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此中伊利俱盧設(shè)始波羅莫何可汗略有異文，可暫不論，重點是沙缽略稱臣，并具名為攝圖，乃是以臣子上表于皇帝的格式，顯示隋與突厥已從兩國對等，轉(zhuǎn)變?yōu)榫忌舷碌年P(guān)系。

除了上述的匈奴和突厥外，四方諸國也有因致書無禮而被中國天子拒斥的，最著名的例子當屬倭國。隋大業(yè)三年(607)，倭王遣使致送的國書說:“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蠻夷之國竟敢與中國天子半分天下，平等對稱，煬帝看了很不高興，對鴻臚卿下令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隋書·東夷·倭國》)

敵對中釋出消融彼我的善意

南北朝時，中國處于兩大政權(quán)分裂對峙的狀態(tài)，雙方私下雖然相互以索虜和島夷譏稱對方，或貶斥對方是偽政權(quán)；然而，當南北通和，遣使交聘往來時，彼此的國交關(guān)系卻是對等的。南朝與北朝在外交上相互承認為匹敵之國，在接待交聘使節(jié)的規(guī)格上，比其它的藩國使者來得高，國書的稱謂上也是遵循敵國之禮，兩國國君是處于對等的地位。傳世的北魏太武帝《與宋主書》因頗有刪節(jié)，已看不到書首的稱謂語及書末的署名，但從內(nèi)文里常見之彼我、彼此對舉的用法，如“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為塹城自守，為筑垣以自障也？”其中“彼”是指宋文帝，“我”則是北魏太武帝的自稱，可知雙方是立于對等的地位在對話。

這種彼、我相對的用語，在梁與東魏通和時仍被使用，國書中常寫著:“想彼境內(nèi)寧靜，此率土安和。”其后，梁武帝去掉了“彼”字，只自稱“此”，以表示不見外的意思。東魏在回報國書時，又將“此”去掉，改成“想境內(nèi)清晏，今萬國安和”，進一步消弭了“彼”和“此”在字面上所產(chǎn)生的對立感。這個套語后來也被梁朝采用，成為南北國書往來依循的體式。

不過，這種良善的互動關(guān)系，在陳后主時卻被糟蹋了。隋文帝篡北周后，大舉興兵攻打南朝，聽聞陳宣帝去世，立即班師回朝，并遣使吊唁。在國書末尾，隋文帝以敵國之禮署名楊堅頓首，陳后主的答書卻倨傲地說:“想彼統(tǒng)內(nèi)如宜，此宇宙清泰。”(《南史·陳本紀》)

無禮之處不在于彼、此的對舉，而是“統(tǒng)內(nèi)如宜”與“宇宙清泰”之間的境界落差。“統(tǒng)內(nèi)”所指的疆域遠不如“宇宙”來得遼闊，“如宜”的治績也無法望政治“清泰”的項背。這事惹得隋文帝相當不高興，底下的臣子認為君主受到侮辱，紛紛上表請求出兵征討。陳后主徒逞筆墨之快，卻未料到反而加速了亡國的腳步。

國書稱謂中的強勢與弱勢

中原王朝一向以上國自居，視四方諸國為蠻夷之邦，諸國遣使朝貢的國書中若卑辭奉承，滿足上國平綏四海、協(xié)和萬邦的虛榮心，中國往往予以嘉勉受納。例如北魏神龜年間(518～520)，波斯遣使到中國，在國書中說:“大國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魏書-西域傳》)

波斯國王居和多(推測是KavadⅠ，488～496、498～531年在位)崇奉北魏皇帝是大國天子，天命所鍾，并祝愿國祚長遠，其下由國王具名，附以“千萬敬拜”的禮告敬辭，明顯地降低自己的姿態(tài)。波斯遣使的恭順態(tài)度受到北魏的嘉納，此后得以常遣使節(jié)到北魏朝獻。

國書中的稱謂，一般是由兩國互動、協(xié)議而達成共識，當兩國處于敵對競爭的態(tài)勢，稱謂因涉及國家的主權(quán)與地位，稍有不慎，極易引發(fā)沖突。然而，對于地處偏遠的小國，只要他們愿意卑辭稱藩進貢，盡管用了一些當?shù)匦缘摹⒆诮绦缘脑~語稱呼中國天子，似乎也不致引起爭議。

例如南朝宋時，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稱宋帝為“常勝天子陛下”(《宋書·夷蠻傳》)，并將他比附為佛教的大悲救世主，五體禮敬，稽首問訊。其它各式各樣的稱法如下: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謹白大宋明主。宋朝時，于闐國的國書也很特別:“于闐國僂羅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宋史·外國傳》)

在長長的稱謂中，完全沒有點出宋朝皇帝或天子，而是以較為素樸的概念作稱呼，如田地主、大官家，有趣的是，竟還向宋朝皇帝攀姻親關(guān)系，叫了一聲“漢家阿舅”。四方夷國遣使來朝，只要態(tài)度恭順，泱泱大國的天子對這些特異稱謂也就不多計較了。

宋朝時，宋、金之間的外交關(guān)系數(shù)變，在雙方的國書稱謂上也有所反映。初時，雙方為對等敵國，國書的起首為“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或“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大金吊伐錄校補》)。欽宗時，由于金、宋之間為伯侄關(guān)系，因此，國書中便見“侄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桓”為欽宗的名字，作為晚輩，連皇帝名諱都須附上了。最后，欽宗向金國投降，降表中一開始即稱“臣桓言”，末尾則是“天會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趙桓上表”，連紀年都改奉金國的正朔，實道盡亡國之君的無奈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