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開始走上藝術(shù)之路那天起，黃永玉就注定與貓頭鷹有著不解之緣。目前所見黃永玉最早發(fā)表的木刻作品，是1942年他為兒童文學作家賀宜的作品《野旋童話》所作的插圖，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貓頭鷹》。

黃永玉看百科全書，知道一只貓頭鷹一年大概可食一千只老鼠，為人類節(jié)約一噸糧食，故喜歡根據(jù)所畫貓頭鷹數(shù)量，題上“一噸”、“五噸”的字樣。不過，他沒有想到，喜愛畫貓頭鷹卻兩度引火燒身。

第一次發(fā)生在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時。在此之前，黃永玉赴河北農(nóng)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空閑時他突發(fā)奇想，采取畫配文形式集中創(chuàng)作一組“動物短句”（因當時他家住北京罐兒胡同，故后來出版時書名為《罐兒齋雜記》）。所畫動物中，包括貓頭鷹，其短句為：“白天，人們用惡毒的語言詛咒我，夜晚我為他們工作。”這些閑情逸致之作，顯露出黃永玉的機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發(fā)后，這些作品卻被知情者揭發(fā)檢舉，指責它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甚至還把黃永玉押至中央美術(shù)學院開會批斗。

然而，黃永玉怎么也沒有想到，八年后，又一次的隨意之作《貓頭鷹》，再度引火燒身，且比第一次來勢更為兇猛，處境更為險惡，前途也更加渺茫。

1973年，結(jié)束在河北“五七干校”的數(shù)年勞動生活，黃永玉回到了北京。此時，北京飯店在靠王府井大街位置修建了新樓，據(jù)各方回憶，時任總理的周恩來親自作出指示，安排一批畫家為北京飯店新樓進行美術(shù)裝飾。對于被打入“另冊”并息筆多年的這些畫家來說，這的確是一個令人高興的轉(zhuǎn)機。黃永玉應邀前來，具體負責整座新樓的美術(shù)布展設計。同時，中央大廳將有一幅圍繞四周的《新長江萬里圖》大畫，由袁運甫、吳冠中、祝大年和黃永玉四人負責。于是在1973年10月，黃永玉有了一次從北京到上海、蘇州周游，然后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峽寫生的旅行。

啟程之前，一個偶然的機會，黃永玉在老朋友、畫家許麟廬的家中，應邀隨手在一個冊頁上畫了一幅貓頭鷹，風波由此埋下了伏筆：

老許拿出一本冊頁說是一位名叫宋文治的南京畫家放在這里的，請他順便約請朋友為他畫點畫。我那天因為在準備旅行的雜事，心情不安定，怕畫不好。許說，你就隨便來兩筆貓頭鷹吧！于是我就真的“隨便地”來了這么一張以后要了我老命的、邵宇一個多月后拿來“進貢”的這幅東西……

臨返北京的前兩天，聽到一點風聲：北京正在開展一個“批黑畫”的運動，且擴大到全國追查“黑畫”，“由江青同志親自掛帥”，其中主要的“黑畫”是一張貓頭鷹……

我聽了之后居然一點都不在乎，還懶洋洋地說：“唉！畫一張貓頭鷹算什么呢？我不是也常常畫貓頭鷹的嘛！”

沒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ā渡塾詈?#8220;貓頭鷹事件”——小彈邵宇、范曾》）

“黑畫事件”按說主要是針對為北京飯店新樓創(chuàng)作的一些作品，黃永玉似乎不應被牽連其中，因為他的工作是負責整體布置設計，并不提供作品。個中緣由一直到“文革”結(jié)束后，他有機會看到了一批相關檔案才了解到。1973年11月23日晚上，一個會議在北京的友誼賓館召開：

周恩來總理的病情急劇惡化，江青一伙豺狼對他的迫害卻決不手軟。9月起搞起所謂“儒法斗爭”影射文章，把原來的“批林整風”扭轉(zhuǎn)成“批林批孔”，對周恩來作殘酷的“病床圍剿”。但是還嫌不夠生動，不夠普及，不夠響亮。如何不只在“理論”上，而且在最引人注意的文化藝術(shù)上作一些突破，成為他們迫切的心情。

在這個重要的小會上，邵宇提出了“黑畫”問題。發(fā)表了相當長的一席“揭發(fā)”。首當其沖地被具體提出來的罪證，就是我在畫家宋文治冊頁上作的一幅《貓頭鷹》（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為他畫的那張）。

邵宇的這一下無疑啟發(fā)和擴大了“四人幫”攻擊周恩來總理的想象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1973年11月23日晚在友誼賓館的小會提出貓頭鷹的“黑畫”之后， 即積極進行全國性的“黑畫”追查活動。（《邵宇和“貓頭鷹事件”——小彈邵宇、范曾》）

由此，“黑畫事件”大幕拉開了。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在上海嚴厲批判《中國畫》畫冊，這被認為是“黑畫事件”的正式開始：

《中國畫》這本畫冊是根據(jù)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為了出口宣傳的需要，由當時的外貿(mào)部門印制的一本出口畫樣本，作為工藝品出口的廣告。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發(fā)起了對《中國畫》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會議上，姚文元拿著這本畫冊，蠻橫地指責是“黑山黑水”、“復辟逆流”，說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資產(chǎn)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貨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復禮’畫冊”。畫冊里有一幅題為《迎春》的圖畫，畫的是迎春花前引頸高鳴的公雞，畫面充滿盎然生機。對此，姚文元居然寫下了這樣的批示：“這幅畫在畫幅的上端畫了幾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畫突出地描繪了一只怒氣沖沖的公雞。這只公雞嘴緊閉，冠高豎，頸羽怒張，雙爪抓地，翻著白眼怒目而視，尾巴翹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隨時準備向‘春天’飛撲過去的那種惡狠狠的神氣和架勢……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對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現(xiàn)的欣欣向榮的景象的極端仇視。在這只怒氣沖沖、尾巴翹到天上去了的公雞身上，寄托了今天社會上一小撮‘復辟狂’的陰暗心理，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隨時隨地準備同無產(chǎn)階級決一死戰(zhàn)。” （《“四人幫”批“黑畫”運動始末》）

一場風暴很快吹到了北京。黃永玉回憶說，他的《貓頭鷹》開始掛在“黑畫”的第七位，但很快又掛在了第一位。一幅從非正式作品中搜集來的作品，竟成了100多幅“黑畫”中首當其沖的討伐對象，實出乎人們意料。

相關文化部門理所當然成了“黑畫事件”的“推動中心”，這就是國務院的“文化組”。需要說明的是，“文革”爆發(fā)后，文化部被“砸爛”而不復存在，此時國務院負責文化的部門名叫“文化組”。重新組建并恢復“文化部”名稱，要到1975年1月四屆人大召開之后。“文化組”期間，擔任組長的是政治局委員吳德，但他同時也是北京市委負責人，因此，主持“文化組”日常工作的是副組長于會泳。1975年新的文化部成立時，于會泳出任部長。“黑畫事件”正是發(fā)生在由“文化組”向“文化部”過渡的時期。

在衛(wèi)勝的討伐檄文中，創(chuàng)作《貓頭鷹》的黃永玉被冠以“炮制者”，對他的批判極為猛烈和嚴厲，甚至他在“文革”前創(chuàng)作的“動物短句”，也被捆綁在一起予以批判。黃永玉回憶說，他在宋文治冊頁上所畫的貓頭鷹，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是根據(jù)貓頭鷹的習性而畫。貓頭鷹晚間捕食、活動，白天休息，但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這就成了他“仇恨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證明而惹火燒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