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君葆日記手稿 從左至右：王世襄、謝辰生、陳君葆 從左至右：徐森玉、柳詒徵和賀昌群

　　■ 寫在《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新刊之際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成立的“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著手清查各地文物損失情況，向日本追索被劫文物，在《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在滬影印新出之際，開卷重讀，興味依舊。而有關此事的全部始末，則沈津先生所撰《顧廷龍年譜》中，據譜主生前日記、書信等未刊資料，排比細述，似更具體，且多有“跋”及“前言”未及之細節(jié)，因擇錄其要，并以筆者按語，隨附相關參證資料，以見更詳。

　　1994年至1995年間，正在日本慶應大學做訪問研究的我，從該校圖書館的開架書庫中，第一次偶然看到了《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以下簡《文物目錄》)的油印之本，即借回住處，時加翻閱。因為那年訪學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結合當時自己的工作需要和個人興趣，實地調研日本公私各家所藏明人詩文集子的珍稀善本，并旁及書畫碑帖印譜等。雖赴日之前已有比較充分的“功課”準備，但這樣的《文物目錄》，無疑還是值得注重的資料。原擬將其全部復印，攜之歸國，終因卷帙稍多、實在無法平衡其他許多要帶回的書籍資料而無奈作罷。然近二十年來，此事卻常在心頭。如今得滬上中西書局影印新出，開卷重讀，興味依舊。遂摭拾平日所見相關種種，藉以“溫故知新”，并分享于世之同好，兼答主事者眼光獨到、有功學術之貢獻盛舉。

　　一

　　此《文物目錄》的編纂緣起及經過大略，無論是從當年受主編徐森玉先生重托而主成其事的顧廷龍先生的跋語，還是被顧先生記作編錄校訂出力為多的謝辰生先生給影印本專寫的“前言”之中，皆可知其梗概：1945年抗戰(zhàn)勝利之際，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特聘各方人士和專家學者，組建成立“戰(zhàn)區(qū)文物保存委員會”，后更名為“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簡稱“清損會”)，并劃定京滬、平津、粵港、武漢、東北等各大區(qū)域，分設辦事處，清查文物損失情況，追索被劫文物。為配合“清損會”請外交部向遠東顧問委員會及盟軍駐日總部提出《追償我國文物意見書》中的主要要求，并作為中國政府向日方提出戰(zhàn)爭賠償的交涉依據，急需編此《文物目錄》。而“此事在渝時有所醞釀，資料缺乏，工作遂未開展”。于是，作為京滬區(qū)負責人之一的徐森玉先生，即堅請當時主持合眾圖書館、精通版本文獻之學的顧廷龍先生擔此重任。在廣搜可得資料的同時，“乃延聘吳靜安、程天賦、謝辰生諸君，草擬體例，從事編纂，九閱月而蕆事。”而有關此事的全部始末，則沈津先生所撰《顧廷龍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中，據譜主生前日記、書信等未刊資料，排比細述，似更具體，且多有“跋”及“前言”未及之細節(jié)，因擇錄其要，并以筆者按語，隨附相關參證資料，以見更詳。

　　(1945年11月18日)致顧頡剛信，談頡剛存藏圖書事，欲參加赴日調查遺失文物團事，云：“……最近悉教部有赴日調查文物之組織，該調查團團長為張道藩，團員徐森玉、賀昌群、向達、伍蠡甫(光建子，任該團英文秘書)、張鳳舉(任日文秘書)……初，赴日調查團委由森老主持，龍頗欲隨往，一開眼界。因敝館進展財力有限，決不能仿英美；至日本規(guī)模，或有可采。錢鐘書君為言于森老，森老極贊成。不意改張為首長，且人選由部派定者。惟森老與錢鐘書云，此事全由杭立武主管之，渠尚欲為龍設法，已飛箋與杭接洽，尚無回音。公知其詳情否？不知究有定額幾人？公與杭至交，能一探否？”

　　筆者按：據當時國民政府1945年10月26日《教育部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報送赴日調查團工作綱要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編第三輯“文化”，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該調查團“設團長一人，團員四至六人，由本會呈請教育部聘任；另設英日文秘書各一人，職員四人至六人，由會派任”。并附有“赴日調查團團員候圈名單：團長，張道藩。團員：(一)古董：徐鴻寶；(二)古籍：張政烺，向達，賀昌群；(三)字畫：朱家濟，伍蠡甫；(四)熟悉日本一般收藏情形者：陳樂素，常任俠，莊尚嚴”。

　　(1945年12月1日)致顧頡剛信，談《中國名人傳》及頡剛存藏圖書事、赴日調查遺失文物事：“……赴日調查文物損失事，森老言此次已定奪，以后尚有機會，容徐圖之。龍一時興奮，遽動漫游之想，今亦淡然矣?！?/p>

　　(1945年12月9日) 徐森玉招茗點，座有吳眉孫、吳謹廠、鄭振鐸、王以中、陳澄中等。

　　筆者按：吳謹廠即吳靜安

　　(1946年1月元旦) 訪徐森玉，交《海外吉金圖目》。

　　(1946年1月9日)徐森玉邀為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上海辦事處幫忙，允之。

　　(1946年1月13日)金祖同言徐森玉昨夜赴京，渠來專訪，適左。據稱京中加封之文物，急待處理云。

　　(1946年2月8日)徐森玉、鄭振鐸來，擬就教育部清點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司筆札。

　　(1946年2月27日)徐森玉來，囑擬《清點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組織章程》。

　　(1946年3月6日)午后，應徐森玉招茶點，即以《清點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辦事處章程》呈上。

　　(1946年3月7日)徐森玉來，囑擬文件，以先生為“清點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辦事處”(簡稱“清點會”)總干事。

　　(1946年3月8日)赴“清點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辦事處”，徐森玉示《亞洲文會損失目錄》，清楚整齊。

　　(1946年3月11日)葉景葵來……先生以協(xié)助徐森玉事告之。葉未發(fā)一言，蓋不以為然也。王以中偕陳叔諒來，叔諒為“清點會”副主任。交文件十二件，又印刷品等。

　　(1946年3月14日)“清點會”囑徐森玉編《日本所藏著名文物目錄》，先生為擬復信及條例。

　　(1946年3月18日)徐森玉來，商改“清點會”章程。

　　(1946年3月20日)改“清點會”章程。

　　(1946年3月25日)徐森玉偕李濟之來。

　　筆者按：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版《夏鼐日記》1946年3月26日條記：“傍晚，李濟之先生來，昨日新由渝來滬，將赴日本，參加管制日本委員會，調查文物損失?！?/p>

　　(1946年4月1日)徐森玉交來教育部聘書，為“清點接收封存文物委員”。

　　(1946年4月6日)徐森玉來，約十日下午開“清點會”。

　　(1946年4月10日)吳靜廠招午餐……赴“清點接收封存文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946年4月13日)赴虹口上海區(qū)清點接收封存文物委員會，開始工作。略坐。

　　(1946年4月20日)下午，徐森玉偕訪陳叔諒先生，復至虹口。

　　(1946年4月24日)赴“清點會”。

　　(1946年5月3日)徐森玉來，囑寫信致劉攻蕓，詢水野洋行所存之古物。

　　(1946年5月10日)至“清點會”，觀《嘉業(yè)堂書目》。

　　(1946年5月17日)徐森玉來，交“清點會”各件。擬《敵偽文物目錄》。

　　(1946年5月26日)赴“清點會”，遇鄭振鐸、李玄伯、徐森玉。

　　(1946年5月29日)徐森玉來，言軍統(tǒng)所接收文物，均愿交“清點會”接收，即日須赴南京接洽。

　　(1946年6月10日)為徐森玉致函杭立武。

　　(1946年6月23日) 徐森玉來，擬后日為“清點會”結束請客。

　　(1946年6月25日) 應徐森玉約，同赴“老正興”午餐，座有顧毓琇、柳詒徵、鄭振鐸、顧嶠若、俞庸、李玄伯。

　　(1947年2月8日)徐森玉電話謂王世襄已到滬，囑沈錫三往接。錫三因近感不適，由先生陪之同去。接到王世襄后，同至海關后始返。

　　(1947年2月9日)徐森玉在“合眾”候王世襄。

　　筆者按：據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0年1月版“王世襄自選集”之《錦灰堆》中《回憶抗戰(zhàn)勝利后平津地區(qū)文物清理工作》一文所記，王氏此次抵滬，即從日本押運一百零七箱善本書回國。惟其回憶中“到碼頭接書的是鄭振鐸先生派來的謝辰生、孫家晉”。

　　(1947年3月4日)為“清點會”寫信，?！段奈锬俊?。

　　(1947年3月14日)補《日人抗戰(zhàn)期中發(fā)掘表》。

　　(1947年3月26日)理《文物目》。

　　(1947年3月31日)《文物目》理付裝訂。

　　(1947年4月2日、3日)校改《文物目》。

　　(1947年4月5日)再校改《文物目》。

　　(1947年4月27日)徐森玉、鄭振鐸來閱《文物目》。此目惟京中張道藩隲其不以物品分類為不佳。徐森玉即作書告其此以備按人提物之資，是宜以人氏為單位。傅斯年、李濟之皆贊嘆，蓋內行也。

　　此外，《顧廷龍年譜》中所引顧氏與顧頡剛1945至1946年間的通信，還多記顧頡剛追索其抗戰(zhàn)中存于北平而被日偽掠走的個人藏書之情形，亦頗見艱辛。其實，當年此類追索，皆非易事。如時主南京蟠龍里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事的著名學者柳詒徵先生，曾將其1937年至1947年中為抗戰(zhàn)初轉移館藏善本、勝利后又為追索被劫圖書及被占館舍諸事的信札、公文等，匯為《缽山牘存》(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刊印)。從那些當時與朱家驊、杭立武、馬衡、蔣復璁、徐森玉等相關人員，以及教育部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江蘇省政府、江蘇省教育廳等各個機構連篇累牘的信函、報告、呈文，乃至不斷編制的館藏善本損失清單、名賢手札目、善本書存闕清冊等各類附件，即可見一斑。而柳詒徵先生信中所述的“清損會”及有關工作人員，也不輕松：

　　京滬兩地組織清點文物委員會，事體繁重，為期孔久。各方面參加之人，大率自備資斧，為公家服務；僅少數人開支旅費，或略贈交通費，或得一餐果腹，而為章程條例所限者，皆只有恪奉命令，以原機關文物之關系，消耗精力日力，兼為其他機關努力清點，不避風雨，致生疾病，醫(yī)療之費，亦無所出。此就南京區(qū)清點經過，人所共知者也……上海區(qū)經費未經公布，南京區(qū)經費聞僅限于法幣五百萬元。際此幣值低落之時，所謂五百萬者，才抵從前數千元耳。杯水車薪，誠屬困難。(1946年5月17日《致朱(家驊)徐(森玉)朱(經農)杭(立武)蔣(復璁)諸公函》)

　　這樣的情形之下，當年顧廷龍、謝辰生等能在九個月中編成如此規(guī)模的《文物目錄》，其中的辛勞勤苦，似可想見。

　　顧先生跋語之末，有介紹徐森玉、程天賦(女)兩位生平之語，而未及謝辰生、吳靜安。因謝先生今早已為人熟知，此稍述吳氏：其名定，號靜安(一作謹廠)，又號寒匏。擅辭章，能書畫，通版本，精鑒賞，富收藏。娶陳師曾女弟子、畫家江南蘋(采)為妻。1947年去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黃裳先生猶多得其舊藏善本之流散者，嘆為精整。至顧先生跋中還提到“吳(靜安)、程(天賦)二君因事先去”，其中原委，恐已無從知曉。大概當時編目事急，人員“臨時抓差”，多非專職，“流動”也算正常。而當年與唐蘭先生一起被任命為“清損會”平津區(qū)副代表的傅振倫先生，更在其日后的《蒲梢滄桑：九十憶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中，記下了這樣的“有名無實”：

　　抗戰(zhàn)勝利后，教育部以沈兼士為平津教育特派員，下設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自任總代表，我和唐蘭為副代表。他先離重慶肖家?guī)r石田小筑雙寂寞齋，搭機飛北平。我在北碚交代了修志任務，輕裝只身北上。因內戰(zhàn)交通阻塞，一路或搭汽車，或坐騾車，或乘船，或步行。經過百日，最后由太原飛故都北平。時清理工作已由唐蘭及王世襄結束，乃由北寧鐵路出山海關，經過1500里(山海關去京700里，去沈陽800里，俗稱“里七外八”)，到沈陽中正大學接高亨圖書館館長之職，兼任歷史(系)主任。

　　二

　　王世襄先生當年參加“清損會”的經過情形及主要工作，有其自撰《回憶抗戰(zhàn)勝利后平津地區(qū)文物清理工作》長文，記述頗詳。而在其《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善者真也》(收入“王世襄選集”之《錦灰不成堆》，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7年7月)一文中，又有簡要的概括：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國民黨教育部成立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以下簡稱“清損會”)，副部長杭立武任主任委員，馬衡、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員。我經馬、梁二位推薦，任平津區(qū)助理代表，正代表由南京教育部駐京特派員沈兼士先生兼任。我于1945年10月末從重慶回到北京，立即投入調查清理工作。到1947年初，共收回以下七批文物：一、德人楊寧史青銅器，二、收購郭觶齋藏瓷，三、美軍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人瓷器，四、朱啟鈐存素堂絲繡，五、溥儀存天津張園保險柜文物，六、海關移交德孚洋行物品，七、從日本東京運回上海善本書一百零七箱。

　　有關這一百零七箱善本書運回上海的具體經過，王先生在《回憶抗戰(zhàn)勝利后平津地區(qū)文物清理工作》中有專章記述，大略為：1946年10月，在其參加的一次“清損會”工作會議上，“討論去日本開展清理文物工作的步驟與方法”，其中的一項工作是：“南京中央圖書館在抗戰(zhàn)時期曾將一批善本書運到香港，在那里編目造冊，加蓋館章，然后送去美國，寄存國會圖書館。1941年底，日寇侵占香港，將這批善本書全部劫往日本。日寇投降后，無法抵賴劫奪這批書的罪責，經中國駐日代表團清點接收，原箱封好。除十箱存在代表團的庫房外，余一百零七箱責成日本文部省負責保管，暫存東京上野公園內。需要運回時，代表團可隨時通知文部省，提取運走。”此次會議還決定派王先生以“清損會”專員的名義，赴日清理文物，“在中國駐日代表團第四組(文化教育組)工作，受代表團領導?！蓖跏纤煊?946年12月飛往東京。然到1947年2月，即返回國內。主要原因是在日本僅僅兩個月的所見所遇，就覺得“到日本來追償文物工作至此已感到處處碰壁，寸步難行。呆在此處，空耗時日，不由得想起故宮(微博)的工作來”。后幾經交涉，終由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同意，讓其押運善本書隨船回國。由此可知，王世襄先生只是負責將這批已經追回的善本，押運回國，而今影印本《文物目錄》前“出版說明”及媒體報道中所稱是王氏從日本“追回”之說，似不盡確切。當年任職南京中央圖書館的屈萬里先生，1946年3月20日有致鄭振鐸先生一函(收入《屈萬里書信集·紀念集》，齊魯書社2002年9月)，信中所陳，亦可旁證：

　　本館前郵寄香港之圖書，已在日本發(fā)現(xiàn)。茲因朱世民先生東渡，擬請其攜帶香港裝箱目錄，就便查勘，以備收回。查該項目錄尚有三十余箱未能鈔畢，茲謹托楊全經先生赴滬，繼續(xù)趕鈔，因朱先生行期已迫也。

　　倒是從王世襄先生文章的自述中，能知其當年也曾受命編制過類似《文物目錄》的資料：“1946年春清損會秘書郭志嵩函告，為了今后向日本交涉賠償文物，要我在北京編一本在日本的中國重要文物目錄，注明名稱、尺寸、藏處、藏者、材料來源等等。我只得從《現(xiàn)在日本支那名畫目錄》及《泉屋清賞》、《爽籟館藏畫》等書中去輯錄。圈出應抄錄的文物，由臨時工作人員劉蔭榮去抄寫?！?《回憶抗戰(zhàn)勝利后平津地區(qū)文物清理工作》)

　　至于這批善本書的發(fā)現(xiàn)，王世襄先生文后“附錄二”節(jié)引許廷長《民國時期的中央圖書館》(原刊《中國典籍與文化》1995年第3期)一文中謂：“1946年，經過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查訪，這批書終于被顧毓琇在東京市郊的帝國圖書館地下室及伊勢原鄉(xiāng)下發(fā)現(xiàn)。經與美國占領軍協(xié)商后，全部運回南京，并查明沒有損失。”而本文前引《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編第三輯“文化”中，有1946年3月28日《外交部辦理追還在香港被日劫取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籍經過致教育部代電(歐35四四九八號)》，也記此事：

　　教育部公鑒：前準貴部卅五年元月卅一日渝社第六六一九號公函，囑向有關方面追查在香港被日人劫取我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籍事，當經分電本部駐香港特派員辦事處及駐日盟軍最高統(tǒng)帥部聯(lián)絡參謀辦事處專員劉增華追查。去后，茲據劉增華電復，稱“日人竹藤峰治等劫取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事，經詳加密查，本日在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查得該館所保管者約二萬五千冊，因空襲疏散在伊勢原者約一萬冊。業(yè)經該管司書官岡田溫立有承認字據，惟所裝木箱均被啟封。至詳細書目，周內送來，俟點收后約一月可設法運出”等由，特電請查照為荷。外交部。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年戰(zhàn)火中為保護內地運港以及在港公家善本、勝利后又協(xié)助“清損會”為追索國寶盡心盡力的香港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先生，在其日記(《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微博)2004年7月)中，記下了他的親歷：

　　(1946年1月24日) 約二時許，與端納上尉及三個軍官到赤柱去。先提審樂滿與江村二人。他們關于圖書事均閃爍其詞，樂滿說他去年一月才到港，故以前事不知；并將事推在神田與島田人二人身上。江村則說曾聽其部長謂書仍留在香港未運走。此二人均不得要領。后提竹藤峰治來，他認識了我了。

　　(1946年1月25日) 約十點余到海軍參謀情報處，約齊了端納上尉，同到高等法院鞠問竹藤。他承認日人占領香港后曾到港大圖書館多次，但堅不肯認是引領日軍來搬運圖書的。他說他忘記了馮平山圖書館樓上的一百一十一箱書，他抵賴知情運走圖書與把我扣留的事實，并且引為詫異。這老頭真可惡，我有些幾乎想把他鞭一兩下。

　　(1946年2月16日) 寫了信：(1)復杭立武，提議繼續(xù)進行追查一百一十一箱書辦法。

　　筆者按：廣東人民出版社(微博)2008年11月版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書信集》影印本中，收時任“清損會”主任委員杭立武致陳氏函，有“關于追查一百一十一箱書籍事，盼費神即為進行”之語。該函日期無年份，但署“三。廿一”。又此書乙篇“護書之光”收錄當年杭立武、蔣復璁、簡又文及“清損會”致陳氏及陳氏部分回復等信件共18件，亦可窺陳氏護書、追書情形之一斑。

　　(1946年6月16日) 博薩爾給馬提太太的信，說在東京上野公園發(fā)現(xiàn)了一百一拾箱書籍，敘述很詳細。他說他發(fā)現(xiàn)“整部他自己的書，立刻把它搶回，移到英國大使館去，全部約千冊左右，均拿回，然后離日返美”。他又寫到：“同時，除了我自己的書外，我又在上野公園的帝國圖書館發(fā)現(xiàn)自香港移來的中國政府的書籍。我立即報告東京的中國大使館，把陳君葆信內對這事的紀述告訴了他們。因此，我希望中國政府不久將會得回那整部圖書。但最好陳君也寫信到東京的英國或中國大使館交涉取回，把詳細內容舉出，說明什么書曾從港大搬出，則當然能全部取回無疑。請為我多謝陳君，并告訴他那些書是先寄到東京的參謀本部，再從那里移到文部省(Mombushio)，更或由文部省轉移到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其時約為一九四四年夏季。文部省的Sekiguchi與Tanaka教授均知其事及書之所在。陳君可說我曾在東京目見此各批圖書，能夠作證”……博是正月十號隨遠東委員會到日本，二月一號再返美。發(fā)現(xiàn)書籍約在一月中至廿日的期間。

　　三

　　顧廷龍先生跋語中還特別提到一個人：“全書將成，賀君昌群來滬，書名凡例，共事商定。賀君實在重慶時參與其事者?！辟R氏為歷史學家，時以中央大學教授身份，受聘為“清損會”委員。今三卷本《賀昌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12月)第三卷中，收錄其刊于1947年9月3日《大公報》上的專文《抗戰(zhàn)中我國文物之損失與近代流落日本之文物》。文前有當時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兼“清損會”副主任委員馬衡先生識語：

　　天津《大公報》于勝利周年紀念日增發(fā)特刊，屬衡撰文，略述抗戰(zhàn)期中我國文物概況。雖已應命，而未遑執(zhí)筆。適教育部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委員、中央大學教授賀昌群先生來平調查，所搜集之各方資料，尤為豐富，因請其草成此篇，轉寄《大公報》登載。非敢偷懶，實舉賢自代也。馬衡附識。

　　賀氏此文，以史為據，縱論中國近代以來至抗戰(zhàn)百余年中，文物屢遭帝國主義列強掠奪及戰(zhàn)亂損毀之災，而“自甲午之戰(zhàn)以來，吾國所受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無微不至，其于吾國文物之巧取豪奪，蓋其一端耳”，并以鐵的事實，著重歷數日寇在1932年“一二八”之役中炸毀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1937年至1945年間，劫掠淪陷區(qū)大批公私所藏文物圖書等明火執(zhí)仗之罪惡；以及自晚清以來“挾其帝國主義之經濟力，于我國江河南北古文書器物，大事收羅”、巧取豪奪，如清末著名“四大藏書樓”之一的陸氏皕宋樓、民初北京“莫里遜文庫”所藏的相繼東渡，乃至以山中商會為代表的日本古董商人明買暗盜之行徑，并通過事實分析，強調：“抗戰(zhàn)中吾國私家或個人文物損失之總和，實遠較公家為巨……然據教育部清理戰(zhàn)區(qū)文物損失委員會一年之努力，所得各地私家或個人文物之損失報告，實寥寥無幾，其法律上之正確性尚不計焉。吾國將來于和會席上若根據此少數而簡單之報告，提出賠償損失之要求時，則連城之價，可頓變而為數畝買山之錢，能不令人凄然而悲、啞然而笑乎？故從法律上之根據而言，吾國將來提出賠償損失時，將告失敗，換言之，即其賠償數字與吾國文物損失之確實數字，其差數必相去極遠，似可斷言。雖然，失敗殆無疑乎？吾人于道義上，將以正義之眼直視之……吾人既不能是確實之數字，自難獲得相當于此確實數字之賠償。然則，此項賠償便可視為虛文乎？或獲除少數賠償而不啻敷衍之乎？此吾人所斷難忍受者?！?/p>

　　賀氏此說，大概是有感而發(fā)。因為據1947年4月《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結束報告》(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編第三輯“文化”)第二條“清理文物損失”之第3點“估計文物損失價值”稱：“本會原以文物損失不能純以金錢估值，惟行政院賠償委員會因其他方面損失均列有價格一項，為求統(tǒng)一，以便賠償起見，亦請本會估價列入。爰延聘各項文物專家及上海業(yè)書肆古玩者，按戰(zhàn)前價格逐項論價，嚴格評定，列為統(tǒng)計，估計損失總價為九百八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六元。然對‘北京人’等少數特殊之文物，仍未計價。”其依據則為同書所收《中國戰(zhàn)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凡例暨總目表》：

　　我國戰(zhàn)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凡例

　　一、本目所列損失材料均系根據本會各區(qū)省辦事處實地調查所得，以及公私機關個人申請登記、經本會嚴格審查之文物損失，其他不屬文物范圍，以及雖系文物而乏證件者，均經審閱后退原處，或轉送教育部統(tǒng)計處，及行政院賠償委員會核辦。

　　二、本目所列損失估價，系由本會延聘文物專家及業(yè)書肆及古玩者共同議定，均照失主原報價格削減甚多，并遵行政院指示，各項損失估價，悉依戰(zhàn)前標準。

　　三、本會因文物品名及價值均不相同，若一一敘列，則過繁瑣，故本目僅列文物類別及損失估價而以地域分系之，俾便查考與統(tǒng)計。

　　四、本目根據本會辦理文物損失登記辦法第四條，專案呈報政府，請轉令日本賠償。

　　中國戰(zhàn)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

　　書籍 

　　公：二二五三二五二冊，另五三六〇種，四一一箱，四四五三八部；叁佰捌拾萬肆仟零壹拾肆元。

　　私：四八八八五六冊，另一八三二五種，一六八箱，一二一五部；壹佰貳拾萬肆仟柒佰陸拾陸元。

　　字畫 

　　公：一五五四幅，壹拾八萬伍仟肆佰玖拾元。

　　私：一三六一二幅，另一六箱；伍拾伍萬伍仟零叁拾伍元。

　　碑帖 

　　公：四五五件，叁萬柒仟壹佰叁拾伍元。

　　私：八九二二件，壹拾柒萬零柒佰陸拾肆元。

　　古物 

　　公：一七八一八件，壹佰零叁萬伍仟捌佰捌拾捌元。

　　私：八五六七件，另二箱；叁拾壹萬捌仟貳佰肆拾陸元。

　　古跡 

　　公：七〇五處，壹佰陸拾貳萬零陸佰元。

　　私：三六處，陸萬伍仟元。

　　儀器 

　　公：五〇一二件，另六三箱；陸拾貳萬陸仟陸佰伍拾捌元。

　　私：一一〇件，另三箱；肆萬零貳拾伍元。

　　標本 

　　公：一四五八二件，另一二〇四箱；柒萬柒仟三佰陸拾玖元。

　　私：一七九〇四件，壹萬伍仟元。

　　地圖 

　　公：一二五件，肆佰捌拾元。

　　私：五六〇〇三件，壹萬叁仟玖佰貳拾陸元。

　　藝術品 

　　公：     

　　私：二五〇六件，叁萬伍仟肆佰貳拾玖元。

　　雜件 

　　公：六四八三六八件，陸萬伍仟肆佰貳拾玖元。

　　私：三箱，壹萬元。

　　合計：三六〇七〇七四件，另七四一處，一八七〇箱；玖佰捌拾捌萬伍仟伍佰肆拾陸元。

　　雖然此報告第三部分“待辦工作與未結案件”中各條所陳，尚有不少由于種種原因、困難，一時無法統(tǒng)計或實施者，但“九百八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六元”這個數字，若比照本文前引柳詒徵先生1946年5月17日《致朱、徐、朱、杭、蔣諸公函》中所稱光“清損會”南京區(qū)經費，就有五百萬元，且“際此幣值低落之時，所謂五百萬者，才抵從前數千元耳”，則賀氏中心之悲涼，不難理解。賀氏最后指出：

　　本文結論，以為甲午以前我國流傳于日本之古文書器物，開日本千余年之文明，可無論矣。甲午以后，迄于此次抗戰(zhàn)，古文書器物為日本所巧取豪奪、流落而東者，我國當依賠償之條例，盡行收回，以抵償我抗戰(zhàn)中文物之損失。此事理直氣壯，當不難堪。問題在我國的地位，今日是否為一名副其實之戰(zhàn)勝國？是否國無內亂？國勢能蒸蒸日上，則外交席上然后能振振有詞。若內亂方酣，國家前途一團漆黑，哀鴻滿地，民不聊生，即使日本愿拱手奉還，吾人能得一片干凈土安置此等古文書器物于安全之地乎？興念及此，不禁黯然。

　　此真一語中的、足警世人之論！君不見，楊仁愷先生《國寶沉浮錄》一書中記當年清廢帝溥儀將大批故宮所藏國寶文物，盜攜出宮，認賊作父、投靠日寇。至抗戰(zhàn)勝利之際，在東北竟遭哄搶，星散四處。而當時軍政大員、達官貴人，以及名流藏家、商賈洋人等，多圍繞被稱為“東北貨”的這批國寶文物，“群雄逐鹿”，競相“獵奇攫取”之亂象，即為最好的例證之一。

　　國泰民安，文物之幸；世界和平，文物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