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案與炕案

漢代以前，人們席地而坐，使用的幾案都是適應席地而坐的低形家具。漢代時各種案的名稱很多，如：食案、書案、奏案、香案供案等。以食案數(shù)量最多。食案大多形體較小且輕，史書中常有食案的記載?！端囄念惥邸罚?#8220;燕太子曰：太子嘗與荊軻等案而食”?！逗鬂h書、梁鴻傳》：“孟光舉案齊眉，不敢于鴻前仰視”。漢代時，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奉案上食。由此可見食案輕巧靈便，舉案齊眉是非常輕松的事。

漢代還有一種較大的案，用途較廣，讀書、寫字、宴飲都可使用。它和專用的食案不同，食案往往在邊沿做出高于面心的攔水線。而這種案不但案面平整，且案足寬大，并作成弧形。一般用途不同，名稱也各異。讀書、寫字的叫書案，皇帝上朝及各級官吏升堂處理政事的案叫“奏案”。如《后漢書•江表傳》載：“曹公平荊州，仍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這類大案，有時也用來作食案用。這類案子，案面多用紙絹裱糊。直到唐代，這種作法還很普遍。

《東觀漢紀》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藝文類聚》卷六十九） 東漢后期，發(fā)明了造紙。這時期的案面多用紙絹裱糊，直到隋唐時期還使用這種作法。如唐《摭（執(zhí)）言》所說：“舉人多以白紙糊案子面。”

魏晉至唐五代時期的幾，除沿用漢代形式外，品種又有增加?；⌒稳銕自谶@一時期內(nèi)被廣泛使用。敦煌335窟初唐壁畫維摩詰經(jīng)變圖、103窟盛唐壁畫維摩詰經(jīng)變圖，五代時期61窟和98窟中的維摩詰經(jīng)變圖，坐在高架床上講經(jīng)說法的高僧身邊都輔設著這種弧形三足憑幾。弧形三足幾由于其弧形的特點，使用時不論左右側倚或前伏、后靠，都很方便和舒適。其它如：灑泉丁家閘十六國墓壁畫所繪人物踞居榻上，胸前置三足曲幾，南京象山七號墓出土的陶牛車內(nèi)的憑幾，南京甘家巷六朝墓出土的陶憑幾等，都是這種弧形三足曲幾。宋程大昌《演繁露》說：“幾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這種幾可以席地坐時使用，也可以放在床榻上使用。說它是坐具，是指坐時所用的器具。確切地說，僅是輔助性坐具。“曲木附身以自捧抱，”指的是專供坐時依憑的曲幾。這種幾大都較小且窄，幾面微向下凹，有的在上面刻花。還有的不僅幾身呈弧形，幾面也呈弧形，下附三足，坐時置于身邊，側坐靠倚，甚可人意?？偠灾@類弧形三足憑幾在六朝時期使用非常廣泛。

這種坐時憑伏的幾還有“榰頤”的別名。榰，支撐的意思；頤，即保養(yǎng)、休息之意，榰頤就是為老人而設的憑幾?！锻ㄑ?。雜用》說：“隋陽帝親見戒師，有白檀榰頤一枚。”至宋代還偶有所見，以后漸漸不聞。宋代黃山谷《跋閆君校書圖》：“有云榰頤一，一人手持卷，左手據(jù)榰頤。”就是說的這種幾。

反映唐代平民生活的高足長桌和長案，在敦煌壁畫中也屢見不鮮。無論寺廟還是市民，中等以上人家都有使用。從473窟唐代壁畫中可以看到這類家具的使用情況。畫面描繪的是宴享場面，在帷幄中置長桌一，四邊掛以桌圍，上陳勺、筷、杯、盤等食器，兩邊各列長凳，男女數(shù)人分坐兩旁。從畫中人物看，此桌和凳的長度是很可觀的。五代98窟左上角描繪的宴飲圖和61窟右上角的宴飲圖與473窟描繪的基本相同。在敦煌85窟唐代壁畫中，繪一屠師圖，前放方桌二，肉架后面還有一稍矮的長方桌，屠師正站立桌旁持刀切肉。此桌的面板較厚，四腿也較粗壯，腿間無棖，可能是專為切肉的屠房家具。從屠師與桌案的比例關系看，其高度與現(xiàn)代家具的高度已相差無幾。臨時性和活動性較強的折疊家具在五代61窟楞伽經(jīng)變中表現(xiàn)，圖中兩個屠師站立在俎案邊，俎面長方形，面下以兩組交叉腿作支架，從與屠師的比例看，高度應與現(xiàn)代桌案相等。

敦煌壁畫中還有一種桌類家具，分長方和方兩種。長者前后看各四腿，兩側看各三腿，共十條腿，方者每面各三腿，合計十條腿。每腿足部作出象征鴨子足趾間的璞足。在盛唐145窟北壁、445窟彌勒下生經(jīng)變中嫁娶和北壁彌勒下生經(jīng)變圖都有描繪。從畫面場面看不象是平民百姓?？梢韵胂筮@種家具的檔次。這種款識到元代還有使用，大者為桌，小者為凳。明清時期我們的鄰國日本還在使用。

唐代桌案，在傳世的唐代名畫中也有所見。如：唐代《宮中士女圖》中的長桌，四面均用雙棖。唐代丘文播《文繪圖》中有長方案一張，作成曲齒花牙形腿，下按托泥。腿部結構 是采用挖缺作法。說明我國家具技藝在唐五代就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關于桌子的起源問題，目前尚有爭議。據(jù)1975年第11期《文物》介紹，河南靈保張灣漢墓出土一件綠釉陶桌，上置雙耳圓底小罐兒，與小桌燒結在一起。桌面長方形，邊長140mm，通高120mm。其四足稍高，不同于漢代出土的幾案，又有別于坐榻，外形和現(xiàn)代方桌基本相同。它的出土，在家具界引起很大反響。有人認為桌子出現(xiàn)于隋唐之際，而靈保張灣漢墓方桌的出土，把桌子的起源提前了近800年，并為一些研究家具的學者所接受。也有人認為它不是桌子，而應叫案，并作了專門的論述。在承認桌子出現(xiàn)在隋唐之際的同時，又指出最早見到桌子的名稱則在五代時期，因而唐代以前雖然有了桌子的形象，也不叫桌，而應稱為案，說法有其合理性。按照這樣的說法，唐代無“桌”名，而有確鑿的關于桌子的形象資料，所以才把桌子的出現(xiàn)定在隋唐。而靈保張灣方桌與唐代屠房俎案都具備了桌子的形象，憑此，完全可以把桌子的起源推到漢代。任何事物都有發(fā)生、發(fā)展和普及的過程，漢代有胡床，它是漢代特有的高足家具。既然有高足坐具，那么也不能斷定絕對沒有高形桌子。

屏風與衣架

魏晉至隋唐五代時期，屏風的使用較前代更加普遍。不但居室陳設屏風，就連日常使用的茵席、床榻等邊側都附設小型屏風。這類屏風通常為三扇，還有多至十扇至十二扇的。屏框間用鈕連接，人坐席上，將屏風打開，放在身后，兩側向前合攏至一定角度，屏風自然直立?！赌鲜?#8226;王遠如傳》：“屏風屈曲從俗，梁蕭子云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折疊屏風的特點主要在于輕巧靈便。這在敦煌初唐壁畫中的335窟北壁維摩詰經(jīng)變圖、盛唐103窟、中唐159窟、晚唐138窟、五代61窟和98窟的維摩詰經(jīng)變中都有描繪。這類屏風形體不大，多數(shù)都是配合床榻組合使用。在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木板漆畫上描繪的兩件床榻最能說明問題，兩件床榻大體相同，而一件有屏風，另一件卻沒有屏風。說明屏風與床榻不是一件東西。而屏風的尺寸卻與床榻的尺寸相同。反映這種情況的繪畫有東晉顧愷之《列女傳圖》，從中可以看到當時使用屏風的情景。圖中屏風為三扇，描繪通景山水。這種三扇屏風，無須另安底座，只須打開一扇，便可直立。這時的屏風，除起陳設作用外，更主要的還是起遮蔽擋風作用。

直觀反映屏風使用情況的還有敦煌23窟盛唐法華經(jīng)變觀音普門品，圖中有二人坐于床沿，床后及右側圍護著屏風；五代第98窟東壁北側維摩詰經(jīng)變方便品中的床榻和屏風，與23窟屏風幾乎是一樣的。98窟屏風還明顯看出是直接立在地上的。從這兩幅畫面看，裝飾較為簡陋，應是反映的平民生活。因此又進一步證明屏風在唐、五代時期普通士民中的使用情況。

隋唐五代時期盛行書畫屏風，史書及當時的給畫中屢有記載?！缎绿茣?#8226;魏征傳》中有：“帝以旗上疏列為屏障。”《新唐書•李絳傳》記：“李絳元和二年為學士，憲宗命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舊紀元和四年，御制君臣事紀十四篇，書于六扇屏風。”還有的屏風雙面有圖，可以隨意陳設。單面就不然，只能靠墻陳設。這種連屏還不受數(shù)量限制，可以根據(jù)需要隨意增加。宋 陶轂在《清異錄》中說，五代十國時期，后蜀孟知祥做畫屏七十扇，用活動鈕連接起來，隨意施展，晚年常用為寢所，喻為屏宮。

在445窟北壁盛唐壁畫彌勒下生經(jīng)變中剃度部分，描繪一群女子出家前接受剃度的場面。畫面中兩女子坐在筌蹄上，兩僧人正為其剃發(fā)，旁邊還有一群等侍的婦女。在她們的周圍有臨時支搭的屏障，右側還有一僧雙手撐起一塊黑布為剃度女子遮護。雖不是正式的屏風，但起的是屏風的作用。

敦煌壁畫中的衣架

衣架是人們生活中一種常見的家具。古人衣架與現(xiàn)代衣架不同，現(xiàn)代衣架大多采用掛鉤或枝杈的形式，衣物多以衣領處掛在衣鉤上。古人衣架多取橫桿式。兩側有立柱，下承墩子木底座。底座之間有橫棖或橫板。立柱頂端安橫粱，兩端長出立柱，盡端雕出龍頭、鳳頭或靈芝、云頭之類。橫桿之下安中牌子。中牌子在兩根橫桿之間另加兩支小立柱兒分為三格，俗稱矮佬兒，也有的用小塊料攢成幾何紋欞子，做法多樣，主要對衣架起牢固作用。完整的衣架具備上橫梁和中牌子兩道橫桿，衣服脫下后，就搭在橫桿上向兩面下垂。

商周時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衣架。衣架大體分兩種形式，一曰“楎”，形如豎立的木桿；一曰“椸”，即橫架的木桿。古代有男女不同椸架的習俗。《禮•內(nèi)則》：“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懸于夫之椸（枷）。”釘在墻上的木橛用以掛衣，也稱為“楎”。《而雅•釋宮》：“在墻者謂之‘楎’。”橫架的木桿用以掛衣又曰“桁”。《爾雅•釋器》：“竿謂之桁。” 《而雅疏》：“凡以竿為衣架者，名曰‘椸’”。唐柳宗元《永某氏之鼠》：“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衣架又曰“桁”，可能是地方方言不同?！端螘?#8226;樂志》中《東門行》：“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這些名稱經(jīng)漢魏六朝一直沿用到隋唐時期。唐代韓愈《寄崔二十六立》詩：“桁掛新 衣裳，盎棄食殘糜。”岑參《山房清事》詩：“數(shù)枝門柳底衣桁，一片山花落筆床。”

關于“衣架”之名，目前所見最早的記載是唐代《濟瀆廟北海壇二所廟堂碑陰》記載的新置祭器及深弊雙舫雜器物等一千二百九十二事中，有“竹衣架四，木衣架三”的記載。

敦煌壁畫中關于衣架的形象資料雖不多，但從北魏到唐五代中跨度較長，如：北魏257窟南壁后部中層就描繪一衣架形象。晚唐第85窟窟頂東披楞伽經(jīng)變中盧毗王本生，圖中繪一架，以兩個十字形木件作底墩，上豎立柱，頂上有橫桿。兩端出頭，當中栓繩，懸另一木桿，兩端各懸一盤，一邊放一鳥，另一邊放琺瑪，實為稱重的天平。如果沒有天平桿，則與257窟衣架無異。這張圖說明衣架有時也可以派到其它用場。晚唐85窟楞伽經(jīng)變屠房圖中，屋內(nèi)左右兩柱間各施一橫桿，盡管沒用于掛衣而是用于掛肉，仍屬于架的性質。五代61窟楞伽經(jīng)變圖上部所繪的衣架則非常明確。由兩根豎向木桿支撐一根橫向木桿，橫桿兩端出頭。豎桿下部有十字形底座。橫桿上正掛著衣服。這種衣架從戰(zhàn)國到明清，其造型結構一直變化不大。只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數(shù)量上不斷增加。

進入宋代，衣架的使用更為普遍。如河南禹州宋墓壁畫的“梳妝圖”中，衣架巾架盆架鏡架俱全。其中的衣架，是由兩根立木支撐一根橫桿，橫桿兩頭長出立柱，盡端微向上翹，并雕出花瓣。下部雖被人物遮住，不能窺其全形，估計已采用兩個木墩來穩(wěn)定立柱的作法了。在兩根立柱之間，一般還有一根橫木或中牌子。既起加固作用，同時也可掛物。鄭州南關外北宋磚室墓墓壁磚雕家具中也有衣架形象。中間兩道橫棖之間另加三支小立柱兒，也就是矮佬兒。上橫梁長出兩柱，盡頭稍大，做成球形，且微向上翹。洛陽澗西宋墓磚雕家具中也有類似衣架形象的描繪。

從敦煌早期的北涼一直延續(xù)到宋元，歷時九百多年。敦煌壁畫、彩塑中所反映的家具形象，是一個由簡到繁的過程，它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家具在當時的歷史特點和文化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