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日本最大的博物館，擁有9萬多件藏品——其中上萬件來自中國，從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到唐宋元瓷器，再到清代瓷器字畫，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史。

中國文物最大的流散地

近年來，追討中國流失于海外文物的消息時常見諸報端，也常傳出在歐美拍賣的中國文物價格屢創(chuàng)新高的消息。在大多數(shù)人眼中，這些“寄人籬下”的文物似乎主要集中在歐美國家，但現(xiàn)實或許并非如此。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歷史的長河之中，有數(shù)百萬甚至上千萬的中國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個國家，其中最龐大的流落地，很可能是一水相隔的鄰國——日本。

其中藏于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不乏絕世佳品，僅宋元時代繪畫，就有李生的《瀟湘臥游圖卷》、李迪的《紅白芙蓉圖》、梁楷的《雪景山水圖》和因陀羅的《禪機圖斷簡寒山拾得圖》四幅作品獲得“日本國寶”稱號。

那么，如此多中國文物從何而來？除了中日戰(zhàn)爭時期日本的掠奪，以及長期存在的非法走私買賣等原因，很大一部分文物，其實是日本自隋唐以來以中國為師，唐風洋溢的奈良城的文化交流見證。

最早的印綬

在古代，中國文化曾居于亞洲中心位置，對包括日本在內(nèi)的周邊各國產(chǎn)生了強烈影響。早在春秋時期，中國樂器就已傳入日本。據(jù)《后漢書》記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帝對當時的日本國王賜以印綬。這個在中日外交史上最珍貴的文物之一，在很長一段時間不知去向，直至18世紀才在福岡被兩位佃農(nóng)耕作挖溝時意外發(fā)現(xiàn)。金印印面正方形，邊長2.3厘米，印臺高約0.9厘米，臺上附蛇形鈕，通體高約2.2厘米，上刻“漢委奴國王”字樣。金印出土后輾轉(zhuǎn)百年，直至1979年，一個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給了福岡市博物館。據(jù)報道，這枚金印的模型已被福岡博物館做成手機掛件，售價1000日元，頗受參觀者歡迎。

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在隋唐時期到來。公元7世紀初至9世紀末的兩個半世紀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大批遣唐使和僧人來到長安交流學習。學習的內(nèi)容兼容并蓄——從制度文化層面的律令制度到精神文化層面的佛教、建筑、雕塑、詩歌、音樂等，甚至模仿長安建成了古都京都，這樣的古建筑在當今中國已難覓蹤跡了。

大規(guī)模文化輸入使日本對大唐的仰慕不斷加深，日本皇室鼓勵遣唐使和留學僧眾“多得中國文書寶物”。日本人“盡市文籍浮海而還”，帶回的古籍占隋唐宮廷藏書的一半，達1800多部1.8萬余卷，其中一個僧人就帶回5000卷佛書。

價值連城的

古琴

隋唐時期流入日本的文物中，最為有名的是唐摹本王羲之《喪亂帖》。此帖流落日本一千多年，一直藏于深宮之中。這幅縱28.7厘米、橫58.4厘米、共8行62字的短札是王羲之寫給友人的一封信。《喪亂帖》為硬黃響拓，雙鉤廓填，白麻紙墨跡，字體跌宕起伏，反映了喪亂時期書圣痛苦不安的情緒。從開頭“羲之頓首”的凝重到“不知何言”的草草不可辨，充沛的情緒躍然紙上。有評論家認為，書圣無意于書，書法倒自然，字體由行入草一氣呵成，與《蘭亭序》比較，用筆結(jié)字更帶古意。有專家推斷，此種體式的字更接近王羲之書法的本來面貌，是研究王羲之書風的重要材料，完全可與臺北故宮的鎮(zhèn)館之寶《快雪時晴帖》并駕齊驅(qū)，價值還可估量。

2006年3月，遠道而來的唐摹本《喪亂帖》曾在上海博物館舉辦的《中日書法珍品展》上展出。

樂器是流入日本的另一重要品種。在奈良國立博物館里，至今保存著從唐代傳入的18種75件樂器，奈良正倉院更是收藏著世界上唯一被完好保存的唐代五弦琵琶——螺鈿紫檀五弦琵琶。

琵琶在日本平安時代開始盛行，至鐮倉時代已發(fā)展為日本民眾喜聞樂見的獨奏樂器，而螺鈿紫檀五弦琵琶可稱為琵琶中的神品。一般琵琶皆為四弦，但它卻為五弦。它不僅可當琵琶彈，還能當吉他，三弦琴甚至冬不拉。

這把五弦琵琶是唐朝宮廷送給日本圣武天皇的藝術(shù)精品。它極度華麗，將唐代螺鈿鑲嵌技巧發(fā)揮到極致，工藝之精美令人贊嘆。通體由紫檀木制成，直項，琴軫分列琴頭兩側(cè)，左三右二，通身施有螺鈿花紋，腹面桿撥處貼以玳瑁薄片，用螺鈿嵌出一騎駝人撫彈琵琶的迷人畫面，因此被譽為“世界上現(xiàn)存最典型的表現(xiàn)大唐盛世繁華的文物”。

作為精神文化載體，文物的流失會造成一個民族文化和歷史認知的缺失。20世紀80年代，中國民族舞劇《絲路花雨》中英娘反彈琵琶的優(yōu)美舞姿讓人驚嘆，她手中抱著的琵琶，正是以螺鈿紫檀五弦琵琶為母本仿制的。1998年4月，日本雅樂團訪華，演奏了中國早已不見蹤影的唐宋古樂，而中國學者唯有對著樂譜一陣狂拍照的份兒。

瘋狂的文物攫掠

歷史進入近代，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百余年間，多場侵華戰(zhàn)爭使中國大批國寶級文物被掠奪，至今流失海外，而在列強之中，日本是最盆滿缽滿的一個。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期，日軍將司令部設在北海靜心齋，大肆搶掠北海文物，萬佛樓內(nèi)大小1萬尊金佛被悉數(shù)掠走。敦煌發(fā)現(xiàn)的4萬件古代文書，其中約一千卷流入日本。

今年9月15日，《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一書出版座談會在故宮博物院舉行，這是該書自1946年編成以來，時隔66年后首次正式出版發(fā)行，全書收錄了甲午戰(zhàn)爭以后至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前夕，被日本劫奪的中國甲骨、石器、銅器、刻石、陶瓷、古玉等類文物15245件。該書只列出了文物的名稱及尺寸規(guī)格，即便如此，十六開本的書仍分為九卷三大冊，共1423頁180萬字。日本劫掠中國文物的數(shù)量可見一斑。

這本書唯一健在編纂者，年過九旬的著名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曾表示，在抗日戰(zhàn)爭打響前，日本人就派遣了各種探險隊搜集中國文物，譬如天龍山佛像的頭部就被日本人敲走了。戰(zhàn)爭期間日本更是大肆掠奪，如洛陽金村墓葬出土的大量銅器、古籍，宋代百善樓200個宋代版本的善本書等等。

戰(zhàn)爭結(jié)束后，日本歸還了一部分戰(zhàn)時掠奪的文物。據(jù)《日本侵華對文物的破壞》一書作者孟國翔介紹，日本歸還了158000件文物，其中2000多件是比較珍貴的，但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種因素，中國并沒有再繼續(xù)追討。

然而對這種行為，謝辰生先生卻不太贊同：首先是文物來路不明，如果是侵略戰(zhàn)爭時期掠奪走的，那應該通過法律途徑正式追討，雖然這很難，但也要保留這個權(quán)利，否則私人高價購買容易被對方誤認為是放棄了法律追討的權(quán)利。“其實我們從解放后到文革前，從海外回歸的文物，不管價值還是數(shù)量遠遠比現(xiàn)在更高更多。”

同為在近代史上飽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國家，韓國文物也曾被日本大量掠奪，但2010年，韓日兩國政府簽署了協(xié)定，日本將在此后半年內(nèi)向韓國移交《朝鮮王室儀軌》等1205卷文物性質(zhì)的圖書。

針對流失在外的文物，韓國開展了由政府、學界、媒體和市民團體參與的立體式文物收回運動。如果能證明文物是被掠奪的，政府將會出面以法律或談判解決。在沒有法律強制力，政府也無法出面的情況下，則由民間開展回收運動，政府側(cè)面支持。

然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對追討文物也有不同看法。曾有國外文物專家在訪問中國時，聽說中國政府在做海外文物回收工作，表示難以理解，“文物放在西方博物館里能得到更好的保護，傳播中國的文化，這不是更好嗎？”這就是“文物屬于全人類”這一觀點的典型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