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玉器自新石器時代經(jīng)過上萬年的發(fā)展進步，至清朝達到頂峰，特別是乾隆期間，經(jīng)濟文化得到全面的恢復和發(fā)展，玉器的制作也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乾隆時除了制作中國傳統(tǒng)玉器外，還引進和仿制了外域的玉質藝術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痕都斯坦玉。

清 十八世紀痕都斯坦碧玉繩耳碗

高5.6公分 長19.2公分、器外壁從口至底滿裝各式花葉紋外，圈足則設計成一盛開的花朵，而口沿的左側亦高浮雕著一個花苞，可以手托之，穩(wěn)定玉碗的拿取。把手則琢為繩索狀，但一端卻飾鳥首，是十分奇特的組合。

清 痕都斯坦 玉蓮瓣大盤

全高3.5公分 寬32.3公分、玉盤色澤青綠中泛灰，直徑高達32.2公分，形如盛開的花朵，中心則淺浮著小小的朵花紋，是雜揉了厚實質感與細致作工于一體的作品。這件玉盤是當時鎮(zhèn)守伊犁的將軍伊勒圖進貢的痕都斯坦玉器，尺寸頗為氣派堂皇。對于乾隆皇帝而言，此盤可謂是“西陲大功告成、回疆新入版圖”，這項豐功偉業(yè)具體而微的呈現(xiàn)，很合于他志得意滿的心態(tài)。因此，除了盤心有御制詩外，外壁則有劉統(tǒng)勛、劉綸、于敏中、董邦達、王際華、錢維城、曹文埴、彭元瑞、沈初、董誥等人的唱和之作，表示乾隆皇帝也曾經(jīng)將此盤向大臣們展示。除了與廷臣及內廷翰林共賞玉器，乾隆皇帝也與造辦處的役匠共賞。若比較君臣聯(lián)句與前述“玉杯記”的內容，以探究高宗的心態(tài)：前者多在夸耀皇權與功業(yè)，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后者則除了表現(xiàn)出清高宗想了解文物的種種之外，亦時有道德上的反省，更看到他對工匠不吝贊賞的氣度，或許這才是乾隆皇帝對文化的關懷面。

清 白玉雙耳碗

全高4公分，口徑13.5公分，底徑6.5公分。玉質細白，雕工精美，拋光溫潤。器作一侈口淺腹的圓碗，底似圈足而平，雕一平展之四瓣花，寬而輕柔的花瓣，略帶波紋起伏;圍以良苕葉紋一周，兩側邊又各琢一良苕葉，由下方向口緣延伸，葉尖向外卷折，垂以花苞形成二器耳。

經(jīng)核查乾隆三十五年(1770)清高宗為此碗賦“詠痕都斯坦玉碗”一詩，并有詩序。(收錄于《詩文集》御制詩三集卷86頁30)宮中玉工將詩及詩序分別加琢于碗壁的兩邊。由詩句“形色雙合相，磨礱了似無”可知，乾隆皇帝認為它的造形與色澤十分協(xié)調，花紋也修飾得細致而不見雕痕，是非常精致的作品，因而成為帝王的日常用器，碗心還琢有“乾隆御用”四字隸款。

清 碧玉金絲盤

淺碧綠色玉，尚稱溫潤，局部大片淺褐色。琢作橢圓形盤，盤心雕一平展的蓮花，蓮瓣尖且參差密集，花心鑲嵌繞以金絲的紅玻璃一粒。盤面及盤底沿周邊琢花葉紋一圈，均以帶莖葉之大花束規(guī)整地分布于器表，再穿插填飾以小花束;盤面沿邊還嵌以金絲與紅玻璃。呈現(xiàn)伊斯蘭玉器特有之對稱、華麗的裝飾趣味。在盤面空白無紋之處，加琢了乾隆御制詩五十四字，及“乾隆乙未孟春御題”與“比德”、“朗潤”二方璽文。

經(jīng)核查該詩“詠痕都斯坦綠玉盤”詠于乾隆四十年(1775)，收錄于御制詩四集卷28頁8至9：量材為器匪瓊英，工致訝難意想成，喀嗎(詩注：回語以匠人為喀嗎)匠能逞彼巧，專諸人或遜其精。(詩注：蘇城玉人多居專諸巷)相金釘寶撫無跡，簇葉攢花視有情。每憶旅獒篇著訓，摛吟還覺愧平生。由詩注可知，乾隆皇帝認為痕都斯坦的玉工的技術，是優(yōu)于蘇州專諸巷里的中國玉工。

清 碧玉壸

全高11.2公分 口徑17公分 底徑6.1公分、玉質，碧綠色。壺，直口，圓弧腹，矮圈足，一對耳朵形把手，管狀細長流，平蓋，蓋鈕作桃形。蓋面中心浮雕一圓面，鈕與圓面、圓面與蓋面的交際，填飾金泥及赭色顏料。蓋緣三處嵌金絲和紅玻璃，作花草紋。把手鏤雕莨苕葉紋。此壺紋飾富伊斯蘭玉器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