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明洪武朱漆戧金器

　　——兼談明墓出土黑漆戧金器(下)

　　上海 陳晶

　　洪武戧金上承元代，下啟永樂

　　洪武朝以后戧金漆器生產繼續(xù)發(fā)展。明初，洪武、永樂、宣德三個皇帝都酷愛漆器，他們在朝六七十年間，是明代漆器生產的發(fā)展期，包括雕漆與戧金。雕漆與戧金除了分屬不同漆器門類外，在制作流程上，戧金顯然比雕漆要省時、省工、省料，所以當時許多大型物件上的裝飾不用雕漆。就帝、后所用輅車而言，其裝飾大多是在木雕作業(yè)或瀝粉(用灰堆起)上敷金，如輅車的柱子多用描金、貼金，柱首一般用雕木貼金云龍紋，門框四周安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紋。為了顯示輅車華麗輝煌，則在紅髹柱子及屏風上采用戧金裝，這也是洪武時期戧金裝飾功能得到發(fā)展的原因。

　　若論在大型物件上用戧金裝飾，追溯其流派，在南宋時已盛行。《夢粱錄》湖船條記載：杭州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數百艙，皆精巧創(chuàng)造，雕欄畫棟，行如平地，其名稱中有“七寶戧金”，即用戧金裝飾的游船。大概元代江、浙一帶仍然流行用戧金裝飾船、轎。洪武朝用戧金裝飾輅車、亭，也是上承宋、元之影響。其實一直到永樂、宣德朝，戧金工藝還被用作大型家具的裝飾，且更為普遍。明初永樂、宣德朝對日本國饋贈禮單上有：

　　永樂四年正月十六日 朱紅漆戧金彩妝衣架二座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朱紅漆戧金豎柜一座

　　見《策彥入明記的研究》

　　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

　　朱紅漆妝戧金轎一座

　　朱紅漆戧金交椅一對

　　朱紅漆戧金交床二把

　　朱紅漆妝戧金寶相花折疊面盆架弍座

　　朱紅漆戧金碗二十個

　　橐全黑戧金椀二十箇

　　見《善鄰國寶記》

　　研究明代剔紅雕漆的專家，他們已識別出永樂初一些雕漆器，可能是洪武年間的作品，所以有稱：永樂元年、四年、五年饋贈日本皇室的剔紅雕漆可能是洪武時期留下的實物。而戧金工藝的流程，一般無需達數年才能完成，永樂初饋贈日本的戧金漆器，當朝當時可作，而且可能也是在京師(南京)官作坊制造的。

　　永樂時期戧金漆器實物，筆者所見的是原為李汝寬先生家族收藏的朱漆戧金八寶紋經文挾版(一副捐贈北京故宮(微博)博物院、一副捐贈上海博物館)，這兩副經文挾版，蓋、底及四周紋飾圖案完全相同，挾板內面用漢、藏文刻本函經文目錄和卷數，一刻“華嚴經第三卷方廣佛華嚴經”；另一副刻“律經戒行經第一卷律師戒行品”，經板(圖9-1、圖9-2)是專門為放置經文而制作的。

　　永樂年間，明成祖曾遣宦官專程去烏思藏取藏文大藏經《甘珠爾》藍本，并于永樂九年(1411)在南京雕刻全部《甘珠爾》共一百零八函，并換序文。永樂十一年西藏佛教薩迦派拉康方丈昆澤思巴到京，受到隆重接待，成祖賜予大藏經。想必戧金經文挾版也是在永樂十一年前制作完成。中央民族學院陳楠教授在他的著作中稱“明新都在北京還未建成，為刊刻藏文佛經所特意建立機構—番經廠也應設在南京，永樂版大藏經整個刻印過程均在南京完成”。筆者還認為放置經文的戧金經文挾板也完全有可能是永樂年間官坊戧金作所造。由此可推斷永樂初期(在遷都北京前)漆工作坊，包括戧金與雕漆依然在南京制作。

圖11-1

圖11-2

圖11-3

　　全套永樂戧金八寶紋經文挾板，無疑是定樣制作，紋樣完全一致，蓋、底兩面的正中都刻有“火焰寶珠”，火珠兩旁的八寶紋，都是由蓮蓬托起，一面為輪、幢、魚、瓶，另一面為蓋、螺、花、結，在這組主體圖案的四周，則襯以纏枝花卉，其外緣戧刻一周蓮瓣紋，四沿立墻為纏枝花圖案。這套戧金作品圖案重心為八寶吉祥，紋樣安排十分精細，尤其是以蓮蓬承托八寶，且將蓮梗細柄延伸作為纏枝圜帶，工藝更顯精致。四沿立墻上纏枝花以較粗的單線劃出枝干，花葉中一一劃刷絲，其刻劃手法依然承襲明代洪武早期戧金中所見細鉤平行密線，其工藝水平沒有降低。

　　永樂藏文版大藏經《甘珠爾》現為西藏布達拉宮及色拉寺收藏，保存數量甚多，配套的戧金八寶紋經文挾板保存較完整。除了上述經文挾板外，筆者從資料中看到，上世紀末在國際藝術市場發(fā)現一組永樂時期布滿佛教紋飾纏枝蓮和八寶吉祥紋的器物，包括一套經文挾板及印盒，印盒的紋樣戧刻相當精細(已為美國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收藏)。

　　永樂朝戧金工藝的發(fā)展，面向更廣泛，已大量應用在佛教圖案的裝飾上，且形成了一種典型紋樣，工藝也趨于精細。

　　漆器工藝與其他工藝一樣，一個時代風格的形成都有一個過程，明洪武初期戧金作業(yè)中保留了元代工藝諸多元素，但歸根到底，在發(fā)展中新的元素的產生必定會呈現不同時代的特征。從洪武到永樂，戧金色調上沒有改變用朱漆作底的傳統(tǒng)風格。洪武式的戧金五爪龍紋，永樂式的八寶吉祥紋圖案，用連續(xù)的蓮瓣裝飾器物的周緣，都成了這一時期戧金工藝的范本。

　　三件明墓出土的純黑漆地戧金漆器

　　戧金是在朱色或黑色漆地上，用針或細刀尖劃出纖細的花紋，花紋內打金膠，粘著金箔陷在劃紋之內。元—明初陶宗儀《輟耕錄》載：“嘉興斜塘楊匯髹戧金戧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為地，以針刻劃，或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亭臺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边@段記載里有兩個信息，指出“用黑漆為地”說明當時民間很流行純黑色漆地的戧金器；另一方面也說明民間戧金漆器的圖案內容，多人物故事、亭臺屋宇等庭園小筑，又有樹石、花竹等自然景色。然而在宋、元到明、清的傳世戧金漆器中，純黑漆為地的戧金漆器實物又絕少。筆者從考古發(fā)掘中僅發(fā)現四件，宋墓出土一件，即酣睡江舟圖戧金長方形黑漆盒(圖10-1、10-2)，明墓出土三件。

　　一、黑漆戧金錦地開光人物山水盒(圖11-1、圖11-2)，1962年無錫北鄉(xiāng)長安橋一座明墓出土，是一件近似圓角長方形的蓋盒，口部套一淺盤，盒里朱漆。蓋面及四周立墻都設開光，開光外滿布編結紋錦地。蓋面上中間大開光中，戧刻一髯須老者，著長袍束腰，對面一穿短袍青年，兩人作對答狀，行走于山間，背景山坡，花草樹枝。蓋面大開光外兩側，有兩個小開光，各刻劃菊花一枝。蓋墻一周分布六朵枝葉茂盛的纏枝蓮花。盒體四周各有開光，正面開光中三人，中間為頭戴幞頭、穿長袍、束帶的長者，左手平托一物，左右兩童，一人背劍，一人持籃荷鋤，周圍山崗老樹作襯，似一幅煉丹采藥圖。背面開光中也是三人，中間飄髯老者，衣著形象與蓋面開光中老者相似，一手持盅，面向右立執(zhí)壺侍童，左側一童手捧一盤桃子，似供酒獻壽圖。兩側開光中各刻劃一麒麟獸。

　　這件戧金盒的開光內，無論人物衣著、山坡崗石、花草樹枝，一一劃刷絲，蓋墻上的纏枝花葉間戧劃平行密線，刻工極其精細。圖中人物山水布局，小中見大，頗具空性靈凈的意境。四周錦地編結紋刻劃更是纖細，雖阡陌縱橫卻規(guī)矩有序，戧刻者優(yōu)越地運用線體劃紋，達到絲織品般的效果。

　　如何來判定這一作品的年代。先從本身戧刻工藝來分析：主體畫面即開光內幾幅景物，基本上繼承自元代—明初的手法。從物象內容來看，恰與陶宗儀《輟耕錄》記載吻合。陶宗儀生于元天歷二年(1329)、卒于明永樂十五年(1417)左右，他所見識到的漆器實物，應包括明代初期的作品。由此推斷這一戧金盒的制作年代距明初不會太遠。另外，與另一類漆工藝品嵌螺鈿漆器相比，自元—明初嵌螺鈿漆器上比較流行開光錦紋地(圖12-1、圖12-2)，錦地的花紋多種多樣，亦用編結紋，同時這件戧金盒上的纏枝蓮花也與在這一時期螺鈿漆器所用的紋樣十分相似。從這兩類不同漆工藝之間表現出多方面的相似，它一定不會是偶然的巧合，而恰能說明是屬于同時代的風格。

圖12-1

圖12-2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依據，與戧金錦地開光人物盒同墓隨葬品中有一對青花蝴蝶瓷碗，據報告編寫者錢宗奎介紹：碗內外口沿均有兩圈弦紋，碗壁為一組蝴蝶間折枝牡丹花紋，下部邊腳飾變體蓮瓣紋，從碗的裝飾圖案考察，具有承襲宣德的邊飾風格，也有正統(tǒng)創(chuàng)新的主題樣紋，這一對青花蝴蝶碗具有正統(tǒng)年間產品的特征。盡管戧金盒與同墓出土青花蝴蝶碗不是材質相同的器物，但對判定戧金盒的年代因素還是有價值的。與前面幾項推定年代的因素結合起來，大致可以判斷這一件戧金錦地開光人物山水盒的年代屬于明代早期作品，可能是偏后永、宣時段。

　　二、黑漆戧金人物花卉盒一對(圖13-1、圖13-2)，是1972年在江陰長涇鄉(xiāng)一座明代墓葬中出土的。上世紀80年代初，記得第一次看到這一對菱花形戧金盒時，立即就想到武進村前南宋墓出土的菱花形朱漆戧金人物奩，只是兩者出土墓葬跨度將近300年，可謂遺風猶存。這是一對菱花盒的蓋盒，木胎、麻布包口漆灰堅實，蓋面庭園人物小景圖，園中置書案，案上攤書籍，主人坐靠背椅，手持毛筆書寫狀，侍女手捧文具，分左右侍立，園中山石、籬笆，植芭蕉，花卉盛開；另一件蓋面戧刻相似的景物，方桌上鋪棋盤，布棋子，主人安坐桌后，手持芭蕉扇，左右兩侍女，一持棋盒，一捧果盤。兩盒肩部及盒身下部戧刻纏枝蓮，腰間戧刻海波間渦紋圖案。這一對戧金盒，模樣與南宋戧金奩確有相似處，戧金手法上，物象細鉤間仍有刷絲，但刻劃線條不像宋時那樣簡練，南宋的作品好比是青春少女，氣韻雋秀，明代一對戧金盒的線條則顯得拘謹，而有麗人之豐滿。這一對戧金盒底針刻“乙酉年工夫造”六字，款識比較特殊，幾乎是戧金漆器中的個例。

圖13-1

圖13-2

　　“工夫”通常表示精工細作的意思，針劃中干支“乙酉”當然是指制作年份，如何推算呢？據江陰博物館唐漢章、翁雪花文，根據墓志及宗譜考證，墓主夏彝，生于正統(tǒng)丁巳十二月(1437或1438年初)，卒于正德癸酉(1513)九月，共經歷六個皇位，即正統(tǒng)、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年76歲。并于“甲戌冬十二月十四日(1514或1515年初)啟蔣宜人之兆而合葬焉”，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主的生卒年代對推算這一對戧金漆盒上針劃“乙酉年”提供了可靠的范圍。明正德癸酉前的“乙酉年”是成化元年(1465)，距墓主夫婦合葬的年代近50年，再往前推算六十年是永樂三年乙酉(1405)，再往前推算六十年即元代至正五年乙酉(1345)。至正乙酉距墓主卒年將近170年，從戧金漆盒的漆地色澤、光彩來看，不像一件收藏已久的舊戧金漆器。那么究竟是永樂乙酉還是成化乙酉，從盒體肩部戧刻的纏枝蓮花紋圖案來看，頗與上述戧金錦地開光人物山水黑漆盒上圖紋相似，兩者制作時代可能比較接近。另外墓中隨葬品還有三件青花蓋罐，其中兩件青花番蓮紋的紋樣與成化時番蓮紋也頗相似。綜合諸多要素判斷，這一對純黑戧金人物花卉黑漆盒，有可能是承襲明初或更早期的風格，而是成化乙酉年制作的戧金器。

　　以上三件純黑漆戧金器，可能是宣德以后，正統(tǒng)—成化初的作品，工藝上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功力。明初宣德朝戧金漆器生產依然在發(fā)展，而且還在制造黑漆戧金漆器，宣德朝以后戧金漆器還在繼續(xù)生產，民間作坊也還有一批精良的戧金工匠，可惜他們的作品上沒有刻上自己的名字，也沒有刻上地點與作坊款銘。從現在收藏資料中查找，明代中期以后純黑細鉤纖皴戧金漆器實物似乎難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