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者：杜曦云 梁克剛

　　by Du Xi-Yun & Liang Ke-Gang

　　杜曦云：(以下簡稱“杜”)你覺得當下中國當代藝術的基本狀況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

　　梁克剛：(以下簡稱“梁”)我覺得中國當代藝術的基本狀況，當然是一個混亂的格局。但是公共意義和歷史意義是另外一個問題。在今天有很多藝術家躲上小樓成一體，也沒有問題，這是你的權利，你可以滿足在三百年前的一種形態(tài)當中，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在今天這是沒有意義的，對你個人、對所有人都沒有意義。我認為中國有批判意識的藝術家并不是簡單地受西方引導，有批判意識的藝術家在中國遠比在西方幸福，我們有太多的問題可以針對了。你有不批判的自由，也就是說你的公共意義是沒有的。今天作為一個藝術家如果沒有公共意義是沒有意義的，是匠人，跟古代匠人是一樣的，有意義、有公共價值嗎？

　　杜：在中國當代藝術這個系統(tǒng)里面你又如何定位你自己呢？

　　梁：我的定位，我當然是希望建立公共意義，進而建立一種歷史的意義。我認為，作為一個有思考的、有理想的人，一定是追求一種歷史意義、公共意義的存在。也許我沒有這個能力，但是我有這樣的追求，我可能死在這樣的過程當中，但是這個追求本身給我幸福感，就是人生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我們應該清楚該做什么，歷史需要什么、時代需要什么，這是最根本的。于新橋很多年前寫過一篇文章《藝術最根本的問題在哪兒？》，根本的問題都還沒解決呢，不要談別的，基本的一個政治權利、一個作為藝術家最基本的生存底線的表達都還沒有自由的情況下，別談語言，別談趣味。

　　杜：的栗憲庭提出口號：“重要的不是藝術”，那么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

　　梁：最重要的是意義，我認為藝術只是一個載體，藝術只能用藝術的方式，但是創(chuàng)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尋求意義。這個意義有兩重意義：第一個是自身的人生意義，就是活著的感覺，這個很具體，感覺自己干了什么，這是一種個人的意義；另外還有一個公共意義，就是所做的事情帶來了什么，影響了什么，改變了什么。這個軌跡，就是人過留名，燕過留聲，就是改變。所有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人最后是一個很樸素的自我的感受和想建立的意義。所以我認為就是“重要的肯定不是藝術”。尤其在中國，藝術是一個太小的問題，但是作為藝術家來講，藝術是工具，藝術是戰(zhàn)斗的武器，不能換另外一種武器去戰(zhàn)斗，換了就身份改變了。當然也可以像哈維爾那樣直接去做政治家，格魯吉亞的總統(tǒng)也是一個音樂家、鋼琴家，所以我認為今天藝術的問題根本跟藝術已經無關了，藝術的問題也不是藝術的問題了。

　　能夠建立起一個公共利益，歷史性的意義就能夠建立起來，事情不在大小。

　　我們今天做的事只要是有歷史意義的就有可能被選擇，就有可能被記錄，就有可能成為一件具有歷史意義和公共意義的事，其實有了公共意義就有了歷史意義，歷史就是選擇公共事件作為一個記錄。

　　杜：歷史的選擇、時代的選擇，還有公眾的選擇，往往是藝術圈內部的人看重的問題公眾根本不看重。

　　梁：就是一種圈子文化，實際上他們不發(fā)自內心滴尊重觀者，總覺得比別人高一等，閉門搞展覽。我現(xiàn)在對不讓拍照的美術館都很抵觸，我準備發(fā)起一個運動，專門針對不讓拍照的美術館，對它們要產生一種抵制。他們那種思路還是沙龍的思路，被誰擁有了，不能隨便被拍走什么的。美術館是干什么的呢？教堂都不收門票了，基督都讓拍，你不讓拍，在歐洲很多地方也有這個問題，有一些基金會的展覽或者是私人收藏家的展覽不讓拍，公共的展覽可以拍。不讓拍的就得針對它，憑什么不讓拍，這是一個公共財產，這是人類的財富，只是這一段歸你管，你不能占有它。以后可以針對一個不讓拍照的美術館做一個行為。我們館保安隊長原來在墻上貼了“不讓拍照”，我來了以后撕掉，隨便拍，傳播都來不及，請都請不來人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