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嘉德秋拍的中國油畫當代藝術部分，周春芽早期作品《剪羊毛》(1981年作，170×236cm)以30475000元(人民幣，如無明示則下同)成交，創(chuàng)下了新的個人拍賣紀錄。嘉德公司為此作品制作的圖錄專冊頗為精致，批評家栗憲庭先生的長篇評論也擲地有聲，作品估價待詢，媒體熱議，引發(fā)了筆者“學術角度”的深思。

　　所謂學術，包含概念區(qū)分、美術史梳理和技法觀念探究，以及展覽序列、著錄出版和藝術市場中的綜合表現(xiàn)。這些因素凝結在一幅作品中，奠定了藝術家的高度、構成了具體的藝術史，是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化和社會化的“標的”。仔細梳理歷次拍賣會中的“當代藝術”板塊，屢創(chuàng)天價的作品都是各位明星的早期佳作。

　　對藝術家進行這種流派和年代的區(qū)別，各方的關注就會落到作品理念、所處時代、情感承載、藝術家作品序列以及整個美術史維度的地位，就不會出現(xiàn)在作品中尋找具象因素、和古典大師比較技法，甚至是考量“多少錢一平尺”的衡量標準。因為“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首先是一個歷史學概念，通常指新中國成立以來學習和創(chuàng)作的藝術家作品，以此對應時間指向為民國時代的“現(xiàn)代藝術(Modern Art)”;“當代藝術”也是一個類型學概念，意指創(chuàng)作主張偏向“觀念和表現(xiàn)”的作品類型，而非以“寫實和技法”為主的創(chuàng)作。

　　這樣看來，藝術家創(chuàng)作轉型期的標志作品就會成為重要標的。例如今年香港蘇富比春拍“尤倫斯重要當代中國藝術收藏”專場中，張曉剛1989年創(chuàng)作的三聯(lián)畫《生生息息之愛》就是《大家庭》的基礎，很明顯地運用了超現(xiàn)實主義和象征主義的手法。

　　對重要展覽、出版和拍賣紀錄的甄別也是一種重要的學術角度，這種工作越來越受到拍賣公司的重視。北京匡時董事長董國強先生花重金購買“1989林風眠臺北個展”的出版畫冊和眾多拍賣會上越來越貴的蘇富比、佳士得歷年圖錄集合都可以看出這一點。周春芽后來在《藏族新一代》的作品背面親筆簽下“《藏族新一代》1980年創(chuàng)作于四川美術學院，1981年曾獲第二屆全國青年美術展覽二等獎。1992年歸于國內藏家，余得見最后一眼。一別十六載，今獲重觀，物存而世變，不勝感慨。2008年11月8日周春芽”。這幅作品當年獲得的二等獎，僅次于獲一等獎的羅中立的《父親》。因此被畫家本人稱為“最重要的一張作品”，也被寫入各種版本的中國現(xiàn)當代藝術史。

　　再有，當代藝術家個人和友人的陳述，展覽、出版當事人的回憶，以及藝評人和美術史學者中立、深入的評論都是判斷藝術家作品“坐標系”的重要參考因素，這些人類學意義上的文獻，拋光了一顆顆珠寶，共同構成了藝術家之所以“著名”，藝術史之所以“發(fā)生”的存在。絕不是隨便一張早期的涂鴉或隨意一張習作，其背后都承載著明確而清晰的語言風格、歷史線索和學術價值。

　　要注意的是，虛頭評論、真假混版、頻繁上拍、托價做局都是打著“學術”旗號的把戲，還需要借助專業(yè)意見和用心體察謹慎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