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物網(wǎng)訊（編輯 張艷）偉大的田園詩人陶淵明（365？—427）究竟是漢族，還是異族？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還要從陳寅?。?890—1969）在1944年發(fā)表的著名論文《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一文（始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后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89—92頁）談起，因為這個問題就是由這篇論文產(chǎn)生的。在該文中，陳氏在考證溪（又作“谿”）人的緣起時，指出《魏書》所謂“溪”“實即指后漢書南蠻傳之盤瓠種蠻而言”，這個民族以犬為圖騰，而根據(jù)《后漢書&S226;南蠻傳》的記載，“長沙武陵蠻”就是盤瓠之后。他又征引唐章懷太子李賢（652—684）注所引晉干寶（？—336）《晉紀》云：

武陵、長沙、廬江、郡夷，盤瓠之后也。雜處五溪之內。

據(jù)此，他認為：“此支蠻種所以號為溪者，與五溪地名至有關系。”隨后，他特別指出：

江左名人如陶侃及淵明亦出于溪族，最使人注意。……吳士鑒晉書斠注亦引異苑陶侃釣魚得梭化龍事。晉書士行本傳當即取之劉敬叔書也。世說新語賢媛篇載陶侃少時作魚梁吏事。劉孝標注引幽明錄復有侃在潯陽取魚事，然則侃本出于業(yè)漁之賤戶，無怪當日勝流初俱不以士類遇之也。又世說新語容止篇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條記庾亮畏見陶侃，而溫嶠勸亮往之言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而士行后裔一代逸民之桃花源記本屬根據(jù)實事，加以理想化之作，所云：“武陵人捕魚為業(yè)，緣溪行。”正是一篇溪族紀實文字。

在這里，陳氏表述的基本觀點是：東晉大將軍陶侃（字“士行”）及其曾孫陶淵明都是溪族人，陶淵明的經(jīng)典名文《桃花源記》（《陶淵明集》卷六）“是一篇溪族紀實文字”，轉成現(xiàn)在的話語，可以叫做“少數(shù)民族紀實文學”。陶侃（259—334）在青年時代確實曾以捕魚為業(yè)，但由此牽扯上《桃花源記》中的“漁人”，在思維邏輯上終究不通。同時，陳氏關于陶淵明出身于溪族的說法也與陶淵明本人關于自己家族歷史的莊嚴陳述有嚴重的沖突，我們讀《陶淵明集》卷一《命子》詩：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天集有漢，眷余愍侯。于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河山，啟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在我中晉，業(yè)融長沙?；富搁L沙，伊勛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

陶淵明說潯陽陶氏源自陶唐氏（即堯帝），隨后又提到漢代的兩位陶氏名人：一位是愍侯陶舍（公元前202年前后在世），另一位是丞相陶青（公元前195年前后在世）。“書誓”二句，據(jù)《漢書》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漢王五年初從，以中尉擊燕、代，侯，比共侯，二千戶。”“十二月丙辰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亹亹”二句，據(jù)《漢書》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孝文帝后二年八月，開封侯陶青為御史大夫。孝景帝二年八月，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在我中晉”等六句是說曾祖陶侃因為建立赫赫功勛被封為長沙郡公的歷史事實（見《晉書》卷六十六本傳）。清錢大昕（1728—1804）《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題跋》五《跋陶淵明詩集》云：

靖節(jié)為陶桓公曾孫，載于《晉》、《宋》二書及《南史》，千有余年，從無異議。……靖節(jié)自述世系，莫備于《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舍、丞相靑，然后頌揚長沙勛德，即以已之祖考承之，此士行為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于吏部。

所謂“吏部”，相當于現(xiàn)在的人事部。在六朝時代，家族譜牒與現(xiàn)在的人事檔案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同時，陶淵明又是一個非常真誠的人，所謂“述懷抱則曠而且真”（蕭統(tǒng)《陶淵明集序》），其人品如此，豈能違法亂紀，胡編亂造？所以我們絲毫沒有理由懷疑陶淵明關于自己家族歷史的陳述。因此，陳寅恪“江左名人如陶侃及淵明亦出于溪族”的說法肯定是站不住腳的。

盡管陶淵明屬于漢族作家，他筆下的桃花源卻不是一個漢族人的社會。西晉作家束皙（263—302）的《近游賦》（《全晉文》卷八十七）描寫詩人由“近游”而發(fā)現(xiàn)的一個奇異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不僅穿著奇特，而且不行漢人禮法，顯然是當時一個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的真實生活寫照。《桃花源記》“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的描寫與束皙賦中所說“其男女服飾，衣裳之制，名號詭異，隨口迭設”有關；而《桃花源詩》“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的詩句也使我們想到束皙賦中“設杜門以避吏”的話語。在桃花源中，男人、女人共同參加勞動，老人、孩子一起享受歡樂，體現(xiàn)了一種平等的社會關系，這在古代尊奉儒學、講究等級的漢人社會體制中也是比較罕見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歐陽詢（557—641）《藝文類聚》卷八十六所引陶淵明《桃花源記》有“邑室連接”，“男女被發(fā)，怡然并足”三句話，它們不見于通行的《桃花源記》文本?！端囄念惥邸肥俏覈跆茣r代的著名類書，其征引陶公作品自然是有依據(jù)的。“邑室連接”說明居民都住在一起，各個居室彼此相連，這與漢人的庭院，如陶淵明《歸田園居》五首（《陶淵明集》卷二）其一描寫的居住方式：“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園，桃李羅堂前。”顯然有很大差異。而通行本的《桃花源記》“屋舍儼然”的描寫，似乎說的也是高大、規(guī)整的石頭建筑，而不是“草屋八九間”式的南方漢人建筑。至于“男女被發(fā)”，則是典型的南方蠻族的發(fā)型，與漢人的束發(fā)、總發(fā)習俗有明顯的不同。如侯長林所言：“衣著、禮俗、習規(guī)是區(qū)分民族的主要外在標志。”（《桃源在武陵，深處是銅仁——“桃花源”原型新說》，《銅仁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所以，桃花源的居民肯定是南方的蠻族人。據(jù)此可知，《桃花源記》雖然是文學作品，卻具有歷史的真實性，桃花源自然也是有其社會原型的。（原載2011年2月28日《光明日報》第15 版）

作者簡介

范子燁，生于1964年5月，黑龍江省嫩江縣人。文學博士?，F(xiàn)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教授。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理事，中國《文選》學會理事，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主要研究領域為魏晉南北朝文學，曾出版學術著作多部，發(fā)表學術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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